仔细阅读《言论自由的界限》一文，可以感觉到鲁迅在该文中所说的焦大，确实主要是指新月社诸君子，话说得很明白，一般不会引起歧义。但问题在于，鲁迅在该文后两段还提到了新月社诸君子之外的人：

然而竟还有人在嚷着要求言论自由。世界上没有这许多甜头，我想，该是明白的罢，这误解，大约是在没有悟到现在的言论自由，只以能够表示主人的宽宏大度的说些“老爷，你的衣服……”为限，而还想说开去。

濮清泉、陈独秀认为鲁迅骂陈独秀为焦大，应该指的是这段话，显然文中的“还有人在嚷着要求言论自由”是有所指的。这个“还有人”是不是指陈独秀呢？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

《言论自由的界限》一文写于1933年4月17日，此前，民国政府曾两次开庭审讯陈独秀，时间分别是1933年4月14日和4月15日。据《国闻周报》记者《陈独秀开审记》一文的记载，陈独秀在第一次庭审回答问题时确实谈到了言论自由问题：

（问）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答）这是事实，不否认。至于理由，可以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即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

对庭审的情况，当时有不少报纸快速详细报道，鲁迅应该是较为关注，对情况相当了解的。他所说的“还有人在嚷着要求言论自由”是不是由此而发呢？客观地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这里的“还有人”指的是陈独秀。那么，鲁迅为什么不同意其要求自由言论的观点呢？

这还从《言论自由的界限》一文中找到答案。从该文可以看出，鲁迅对新月社诸君子和后面“还有人”的态度是明显不同的，对前者使用的是嘲讽的口气，对后者则要温和得多的。他认为前者是小骂帮大忙，对后者则是认为不应该对当时的言论自由抱有希望：

要知道现在虽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利害，一说开去，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即使有了言论自由的明令，也千万大意不得。这我是亲眼见过好几回的，非“卖老”也，不自觉其做奴才之君子，幸想一想而垂鉴焉。

可见鲁迅对后者更多的是提醒，提醒其要认清残酷的现实，不要对政府的言论自由抱任何希望。语气是带有善意的，充其量是批评，还称不上骂，也没有将其比焦大的意思。

可见，鲁迅该文中的“还有人”如果指的是陈独秀的话，他不过是提醒老朋友陈独秀，以其阅历之丰富，早该看出政府的独裁实质，不该对其存在任何幻想，这远没有濮清泉说的那么严重，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骂陈是《红楼梦》中的焦大”。当然，限于资料，笔者还不感把话说得太死，《言论自由的界限》一文到底有没有涉及陈独秀，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

但不管怎样，从濮清泉的《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来看，他和陈独秀确实都认为鲁迅该文中谈到了陈独秀，这一事实确实是存在的。

鲁迅和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同道，后来虽然各自所走的人生道路不同，但彼此是相互敬重的，对对方有着较高的评价。即使陈独秀认为鲁迅在文章中骂自己是焦大，但据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介绍，这也并不影响他对鲁迅的赞赏：

谈到鲁迅，陈独秀说，首先必须承认，他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的中短篇小说，无论在内容、形式、结构、表达各方面，都超上乘，比其他作家要深刻得多，因而也沉重得多。

总之，我对鲁迅是相当钦佩的，我认他为畏友，他的文字之锋利、深刻，我是自愧不及的。人们说他的短文似匕首，我说他的文章胜大刀。

确实，陈独秀不是“小气”的人，正如他本人所说的，无论鲁迅骂得对与不对，他都不计较，更不会去反骂。这样都不影响他对鲁迅的赞赏。反观鲁迅，也是对此，他一生虽然和很多人进行过论战，可以说是骂人无数，但大多还是就事论事的，并不因事废人。他对陈独秀一直是十分敬重的，对其当年催促自己写小说的情谊还是颇为感念的。比如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曾有这样的话：

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在写于1934年8月1日的《忆刘半农君》一文中，鲁迅对陈独秀的为人、性格作过一个十分生动、形象的比喻：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在该文中，鲁迅还明言他“佩服陈胡”。陈指陈独秀，胡指胡适。

可见无论是陈独秀还是鲁迅，尽管个人人生道路的选择不同，思想立场各异，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彼此之间的敬重和情谊。前辈学人的这种气度和胸怀非常人所及，堪称典范，是值得后学者借鉴和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