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一、制度科学是一个国家民族强大的前提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趋利避害”、“自私自利”和“贪婪”是人之本性，这是造化自然的本质和玄机，就如一筐鱼放在庭院里，如果没有监管，猫不去偷吃，这个猫就不正常了的道理。我们不去评价“性本善”与“性本恶”之理论的科学与否以及由此对社会产生的正负面影响，科学的制度和管理规则，是小到一个家庭一个企业，大到一个国家民族生存强大和良性循环的前提和保证，否则，大家都将成为不良制度和规则的牺牲品。关于制度规则之重要与技巧性，有两个典型的例子：

一个是分粥的故事。有七个人曾经住在一起，每天分一大桶粥吃。要命的是，粥每天都是不够的。一开始，他们抓阄决定谁来分粥，每天轮一个。于是乎每周下来，他们只有一天是饱的，就是自己分粥的那一天。后来他们开始推选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出来分粥。强权就会产生腐败，大家开始挖空心思去讨好他，贿赂他，搞得整个小团体乌烟障气。然后大家开始组成三人的分粥委员会及四人的评选委员会，但他们常常互相攻击，扯皮下来，粥吃到嘴里全是凉的。最后想出来一个方法：轮流分粥，但分粥的人要等其他人都挑完后拿剩下的最后一碗。为了不让自己吃到最少的，每人都尽量分得平均，就算不平，也只能认了。大家快快乐乐，和和气气，日子越过越好。
    另一个是降低黑奴死亡的故事。当年从非洲往美洲用船长途贩运黑奴，一开始人贩子在船启程时按黑奴人数付给船长运费，可是船长常常尽可能多多装载黑奴，船舱自然非常拥挤，条件非常恶劣，再加上途中黑奴吃不饱，生病也没人管，结果大量死亡，这样人贩子也赚不到多少钱。后来，人贩子发现先付款的弊端，改为运输船到达终点再按人数付酬，于是，船长为了多赚，自然就要改善运输条件，想方设法保障黑奴人身生命安全。
    “好的制度能使坏人变好人，坏的制度能使好人变坏人。”这两个故事中，分粥人后来为什么能公平公正分粥？船长后来为什么能切实保障黑奴人身安全？这是因为规则制度变了，规则制度科学化技术化了。

道德永远代替不了科学的制度和规则，在利益面前，尤其是在资源匮乏或利益巨大的时候，任何道德对于人性的考验往往是悲剧的结局。胡适先生说过：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

在中世纪教权和王权统治的双重黑暗中，欧洲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们首先承认了人性的自私自利，他们用了三四百年的时间，研究人性和人的价值，要求享受人世的快乐，要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打破了封建神学的禁锢，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人性的泛滥必然产生社会的混乱和腐败，启蒙思想家们在人文主义的基础上，又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从自然科学中得到启发，把人文主义上升到理性主义，寻找社会制度和管理的科学技术，用理性的阳光驱散现实的黑暗。

最终，资产阶级革命家们，运用启蒙思想家的理论和思想武器，推翻了专制独裁的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起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代议制。其主要优点有：较好地解决了公民权和体制之间的矛盾，代表是公民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选举产生的, 是其利益和意志的代表，有利于社会的公正良性发展；代议制又是十分宽容的民主，通过妥协而降低风险和成本，特别是，问题和分歧在议会里通过辩论投票解决，一旦通过即成法律，必须遵守，避免了暴力和内战。回顾中国历史，由于没有科学民主的争端解决机制，暴力和内战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了多少次的毁灭和生灵涂炭！

当我们还处于封建落后的小农经济的时候，西方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国率先发生工业革命，并取得了社会生产力的突飞猛进，成为日不落帝国，其前提是它最先发明并实行了政治上的代议制。然而，美国后来者居上，用大约只有一百年的时间，就取代英国成为资本主义第一强国，其原因是它建立了比英国更先进的政治制度：废除了几乎让美国解散的邦联制，实行了联邦共和制，并发展了代议制和多党制，成功的把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与制衡技术付诸实施。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2004年在国庆日演说中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上最可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本文作者注：这里指自然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的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把统治者关进了笼子。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对你们说话。”

二、民主是科学是技术

     1915年《新青年》创刊，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辛亥革命的急先锋陈独秀先生提出了“科学”与“人权”的口号，指出科学和人权乃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动力，如同鸟之两翼，舟车之两轮。在《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写道：“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人权、科学，便是后来所说的“德”、“赛”两先生，即“民主”与“科学”。191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断言：“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民主本质上也是科学，是社会科学，是科学执政的基础。“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和哲学，而重在提倡科学精神，尊重科学规律，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客观事物。科学的对立面是专制独裁，主观臆断，迷信盲从，愚昧无知，简言之就是蒙昧。因此，“科学”最核心的内涵，是指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并不是指现成的科学理论学说，这种“科学”概念，才是最符合科学本质的正确概念。

启蒙思想家们认为：科学方法不仅能够发现自然界的规律，而且能够发现人类社会的规律。然而，我们国人今天眼里的“科学”，甚至还停留在自然科学的认知中，没有社会科学的概念，而且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不是被理解为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而是变成了现成的学说体系。科学精神没有了，科学方法论缺少了，这种认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民主”是大智慧，是科学发展的智力因素。 “当前的复杂局面，不是任何一个人的智慧能够解决的，所以多一分民主，就多一份智慧。”这是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在两会期间接受访谈时所说的一句话。多一分民主，就多一份智慧，一位官员能够悟出这样的道理，应该说是一种可贵的清醒。

民主是集思广益，蕴含着深刻的群众路线原则。每个人的认识是有限的，再高明的政府也不可能单靠执政者自己的智慧，就能制定出科学的行动方针，他应集中群众的智慧，遍采众人之长，因为群众在自己所研究的领域最有发言权。其次，在某一具体问题上，也要广开言路，不能只听一面之词，考虑一种方法，而要围绕这一问题，充分听取意见，提出各种可能的解决措施，在可供选择的方案中进行利弊比较，选择最优方案实施之。从这个角度说，这也是决策民主化、决策科学化的体现，这些都是执政者须臾不可离开的致胜法宝。应该说，民主是一种极高明的大智慧，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民主”是凝聚力，是科学发展的动力。王存兴同志的文章《民主是一种很高的智慧》，提出民主的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通过全民公决产生宪法，它的公平性得到了保障，同时得到大众的认可。宪法的权威性是稳固的。

2、 通过自由选举，大众可以选择能够代表他们利益，或者更优秀的人代表他们行使权力，同时，通过弹劾，可以对官员进行罢免。这是对官员最有力的监督和制约。

3、 言论自由不但可以对政府进行有效监督，而且可以把社会中的各种利害关系及时的暴露出来，有利于在公开的辩论中得到“化解”，其实这是一种微观的社会协调方式。

4、 结社自由，这样共同利益或者共同信仰的人可以形成不同的团体，可以以集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并可以预防一个集团或党派的做大，维护了社会各种力量的均衡，保证了社会的稳定性。

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做好改革、发展、稳定等各项工作的保障。

“民主”是依法执政，是科学发展的法制保证。现代意义上，法制或法治与民主本为一物。可以说，民主与法制是灵魂和肉体的关系；前者是灵魂，后者是载体。没有民主，法制便是“行尸走肉”；没有法制，民主便是“孤魂野鬼”，无处附着，名有实无。

在古希腊，法律被视做城邦安全的基础，具有女神般的尊严，可以说是城邦真正的保护神，而这保护神的灵魂就是古希腊的民主政治。

依法执政，就是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1945年7月，黄炎培先生在延安曾向毛泽东同志提出过，能否找出一条新路，跳出“政怠宦成”、“求荣取辱”、“人亡政息”的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当时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民主”是权力制衡，是反腐败和科学发展的利器。腐败是摧毁社会肌体的毒瘤，是国家民族发展的癌症。食药监督官员腐败，就没有安全的食品和药品；环保官员腐败，空气水源和土地都有毒；军队腐败，就没有了国防；教育腐败，就培养不出科技人才……总之，腐败直接威胁国家安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邵道生同志在光明网撰文《没有民主反腐败就不会彻底》，分析了民主对于反腐败的重大意义：社会转型时期的腐败为什么会发展、泛滥？原因自然很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家长制”又开始重新复活了，在一些地方、领域、部门、单位的民主少了一点，“第一把手”的权力太大了，大到了“绝对化”，变成了“一言堂”，这些地方、领域、部门、单位也就变成了“第一把手”的“私家领地”，在一些地方、部门“第一把手”居然变成了“第一霸首”，在这种态势下谁敢监督？谁能监督？谁会监督？于是党纪国法就只能成为这些地方、领域、部门、单位“第一把手”装饰门面的道具了，在这些部门、单位是没有民主可言的。

从广义上讲，民主是一种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治理中，以尊重人们的平等权利和多数人的意志、利益为原则的制度和机制。不断完善和扩大党内外民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是我们党必须攻克的难关。民主是腐败的天敌，亦是腐败的克星，也许正因为民主具有这样的反腐败功能，所以要让民主真正成为腐败的天敌和克星，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我们的社会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

“民主”是良性循环的血液，是社会有机体健康的保证。社会有机体论是19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一种重要理论观点。代表人物是英国社会学家H·斯宾塞、俄国社会学家P·von 利林费尔德、德国社会学家A·舍弗勒等。

斯宾塞从生物进化的基本原则出发，并在其他学科的基本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充实、验证和肯定了这一基本原则，然后把它扩展到社会领域，建立了自己的社会学体系。他认为社会同生物一样是一个有机体，这两种有机体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

斯宾塞还将社会及其组织比拟为人的机体。人体的生存要有营养、循环和调节3个系统，社会的生存也依赖于相应的3个系统：社会的工业组织向社会提供必要的产品；社会的商业组织，像人体的血液循环一样，把营养输送到机体的各部位；以国家为首的社会政治组织，像人体的神经系统一样调节各部分，使之服从于整体。据此，斯宾塞又将社会中的人分为3类，即从事生产的工人、农民，从事流通的商人、企业家和银行家，以及政府的官员和管理人员。这3类人互相合作，各司其职，保持平衡。如果破坏了这种平衡，就是破坏了社会有机体。

现代民主是一个有机的权力制衡体系，从而维系一个强大的健康的社会机体，它是一套政治科学体系。大量的事物都由公民自己管理，或者通过社会组织进行自治，只要依法而行，政府决不干涉。大得不能想象的自由空间，等着你去挥洒、描绘、建构。它尊重人权，人权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只有民主才能保障这些权利，换句话说，只有在民主之中，人，才是人，从而每个个体实现自己的价值，再作为健康的细胞，为整个社会机体做出贡献。

三、陈独秀精神是民主科学的精神

随着对陈独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随着陈独秀历史本来面目的逐步恢复，人们在对中国近现代史上这位影响最大也是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扼腕、叹服之余，对陈独秀的思考也越来越深入：陈独秀留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了解和研究陈独秀历史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就是“陈独秀精神”！

“陈独秀精神”是爱国主义的精神， 祝彦先生在《尊重历史，尊重陈独秀》一文中指出，“首先我们必须肯定并褒扬陈独秀一贯的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陈独秀精神”是真实的马克思主义精神，而不是假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更不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精神，他的不少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精辟论述，至今对我们仍起着警钟的作用。郭德宏先生在《陈独秀评议》一文中指出：有的人说陈独秀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顾事实，睁着眼睛说瞎话。

为了救国救民，陈独秀先生将其爱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诉诸于他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之中。

陈独秀精神是民主的精神。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之所以能在中国思想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唤醒了一代中国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新青年》于辛亥革命遭到失败，复辟帝制逆流猖獗之时，针对中国社会愚昧、落后的状况，高举起了民主大旗，即德先生(Democracy)，启发国民的民主主义觉悟，向封建专制主义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陈独秀创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也正是在民主精神的引领下，对内打倒了军阀，对外赶走了帝国主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陈独秀是民主的斗士，是民主精神的领袖，民主或 “德先生”是和陈独秀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陈独秀把民主称为“人类进步之唯一的伟大指标” ，他对民主的执著和领悟，对前苏联社会主义最早的反思以及中国社会主义最早的探索，即使在今天，也不由得让我们惊叹他那超前的眼光。1936年3月，陈独秀发表《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指出“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史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于官僚主义，才至把党，把各级苏维埃，把职工会，把整个无产阶级政权，糟蹋得简直比考茨基所语言的还要丑陋”。

陈独秀精神是科学的精神。《新青年》在力倡民主的同时，提出的另一个口号就是科学。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之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即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民权并重”

 鲁迅先生指出：“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论的人的对头。”又说：“据我看来，要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那种孔圣人、张天师传言由东来的方法，是全不对症的，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科学，——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德先生”、“赛先生”不仅是革命的武器，也是自身建设的法宝。回顾党的历史，只有在坚持民主和科学精神的时候，党的革命事业才能免入歧途，党史上无论是“左”还是“右”的严重错误，都是偏离了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所致。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对中国未来社会的进一步改造，同样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必将成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的双翼和两轮。 

1919年7月，毛泽东曾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热情赞扬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认为“陈独秀之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精神万岁！”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又说陈独秀：“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古希腊神话故事中有个普罗米修斯的英雄，普罗米修斯名字的意思是“先知”。他是被宙斯放逐的古老的神苰族的后裔，是地母盖娅与天父乌拉诺斯所生的伊阿佩托斯的儿子。他与智慧女神雅典娜共同创造了人类，并教会了人类很多知识。当时宙斯禁止人类用火，他看到人类生活困苦，就帮人类从奥林匹斯盗取了火，因此触怒宙斯，将他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同时每天派一只鹰去吃他的肝，他每天忍受被恶鹰啄食肝脏的痛苦，他的痛苦要持续三万年，而他坚定地面对苦难，从来不在宙斯面前丧失勇气。陈独秀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

最后，让我们借用毛泽东1919年7月在《湘江评论》上的话，来结束本文：

“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精神万岁！”

作者：陈独秀研究网 chenduxiu.net 万多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