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上海亚东图书馆（实为出版社）的主人汪孟邹（1878—1953）及其侄汪原放（1897—1980）可谓“生死之交情”。亚东图书馆从创办到发展，都融入了独秀智慧与独秀精神， 亚东图书馆的版税与资助也成了陈独秀流寓生活的重要经济支柱。

陈独秀与汪氏叔侄多有文墨之交。亚东图书馆的前身芜湖科学图书社的客厅，就挂着陈写的对子：

推倒一时豪杰，

扩拓万古心胸。

此既为独秀夫子自道，也是为科学图书社→亚东图书馆标识大方向大境界。

陈独秀题科学图书社联（石钟扬书）

陈独秀在南京狱中致汪原放的信就有四十二封（从1933年6 月到1935年3月）。1937年6月 29日夜汪到南京监狱向陈求字。他当时没有响应，后来给汪写了两幅，托人带到上海。陈于狱中致汪的信多用化名，而给汪的书法作品竟署上真名，让汪惊讶。那两幅书法作品一写的是《古诗十九首》中“冉冉孤生竹”那首，另张小屏则写的是：“天才贡献于社会者甚大，而社会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类进步之所以为蚁行而非龙飞。”落款：“独秀书于金陵”。

1936年（或 1937年）汪孟邹从南京狱中带出陈独秀所书绝妙好词《金粉泪》五十六首。汪孟邹 1953 年上交《金粉泪》时有一封短信，简单地交代了获得《金粉泪》的经过。他深知这个册页“十分难得”，如今上交，仍希望有关部门“给一收条”，不忍心让它失落。时间为“1953年2月11日”即1952年12月22日中共全国性“肃托”运动不久，亚东图书馆是从1952年12月22日夜开始接受军管会检查的，因而汪在短信中违心地称陈为“托匪”。而当时的军管会似乎并未没收《金粉泪》手稿，直到1959年才由汪原放交给了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汪孟邹上交《金粉泪》时写的字据（1953 年2 月11 日）

《金粉泪》入馆虽免毁灭之灾，却命运不佳。革命纪念馆藏品分为两类： 一是革命文物；二是参考品，即价值不大或反动者的物品。《金粉泪》即作为参考品被打入冷宫。

“文革”结束后，一大纪念馆负责人任武雄，将《金粉泪》影印本交给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党史资料丛刊》。《党史资料丛刊》编辑部请华东师大陈旭麓对《金粉泪》作了诠释，并上报有关部门“审批”以期发表。事隔半年多，得到的口信是：地方出版社无权发表。于是丛刊主编郝盛潮写信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廖则将之在其分管的《中共党史资料》（1983/4）上公开发表。上海的《党史资料丛刊》闻风而动，则将《金粉泪》连同全诗墨迹一起发表。不料闯下大祸。

1984年3月19日，中宣部为此发布《关于严肃注意防止不适当地宣传陈独秀的通知》。这有悖逻辑连标题都不通的“通知”让廖盖隆挨了批评、郝盛潮受了训斥、任武雄被免职……

直到20世纪末，曾被打入冷宫视为“不祥之音”的《金粉泪》，终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致杨朋升四十封信：由罪证到入藏国家档案馆

陈独秀致杨朋升的四十封信，是作为杨的罪行档案保存下来的。

杨朋升（1900—1968年），四川渠县人。其小陈独秀21岁，1916—1919年在北京读书，受新文化运动滋润而崇拜陈独秀。

1937年9月，陈独秀从南京到达武汉，杨时任武汉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二人此际相识而成忘年交。1938年8月陈独秀流亡江津时，杨在成都任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谋，与陈讯问更密。从1939年5月到1942年4月5日，陈独秀致杨信四十封。从陈信知杨三次接济陈共2300元，转交他人赠款三次计2200元，以解陈之困厄。不料此善举后来竟成杨的罪过！

陈独秀寄杨鹏升信之信封（1942年1月9日）

杨于一·二八淞沪战役，以88师副师长身份率部英勇抗日；1949年12月随邓锡侯等率部起义。前者说明他爱国，后者说明他“弃暗投明”。1949年后一度被聘为西南美专教授、成都市政协委员。1954年却以“历史反革命”罪被捕，判有期徒刑二十年，而陈独秀的四十封信竟成了他的罪证。在渠县展出，差点被毁。四川省档案馆得知而收存，1980年7月移交中央档案馆。

杨1959年9月20日有“亲笔交代”，被迫称陈为“叛逆”，并给戴上时尚的帽子：修正主义，将他们当年的交谊说成是“勾结”。

杨朋升1968年病逝于渠县狱中，1983年2月平反。

陈独秀手迹现存与应存的可能

陈独秀手迹或藏之名人档案、或名人之后、或国家或地方档案馆（或博物馆）或出版社仓库……

现已知胡适、蔡元培、魏建功、台静农、苏曼殊、方孝博、罗家伦、陈钟（中）凡、郑学稼、刘海粟、葛康俞等人档案或后人手中；国家档案馆、中央党史研究室、上海档案馆、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安徽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安庆图书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北大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图书馆、商务印书馆、南京大学中文系等单位藏有陈独秀手迹。

而章士钊、李大钊、沈尹默、钱玄同、汪原放、周作人、刘半农、邓以蛰、傅斯年等人档案或家人……俄罗斯（苏联）国家档案馆（博物馆）、日本国家档案馆等个人与团体应藏有陈独秀手迹，而迄今尚无相关信息。

从何之瑜的搜集到方继孝的收藏

何之瑜俨然“陈独秀遗嘱的执行人”，为陈独秀遗著的搜集、整理、出版事宜不遗余力。到1948年4月“商务出版仲甫先生的遗著，早有大部分排好了”，只等胡适的总序来到，“就马上出版！”《陈独秀丛著》中有大量手稿，何都交商务印书馆。后因内战与大陆易帜，《陈独秀丛著》未得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不管从何角度看，商务印书馆理当对陈独秀遗稿妥为保存。而实际命运如何则不详。

不幸中的万幸，《甲戌随笔》等得有心人方继孝珍藏之，并予点校，终于2006年11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收陈《甲戌随笔》、《以右旁之声分部计划》、《读〈四裔编年表〉有感》、《刘銮与刘銮塑街》四部手稿，附录陈编订的《杨鲁丞遗著三种》），名之曰《陈独秀先生遗稿》。诚如方继孝所云：“陈独秀先生若在九泉知之，或能稍许得到一丝安慰吧。”

《小学识字教本》如何变成了《文字新诠》

海峡对岸的台湾对陈独秀的著作也曾有禁忌。

陈独秀晚年呕心沥血之作《小学识字教本》，从南京监狱写到江津流寓之地，却并未完成。当时不能出版，退而求其次，油印五十册分赠朋友以防散失。

梁实秋幸得一册且携至台湾，1971年将之影印出版。为避嫌他将作者名与作者“自叙”删去，书名改为《文字新诠》。

《文字新诠》的封面（梁实秋1971年在台湾将《小学识字教本》影印出版，为避嫌将陈独秀的名字和“自叙”删去，并改名为《文字新诠》）

梁氏有序对之充分肯定：

一、用科学方法将中国文字重新分类。

二、对若干文字的解说，采取新的观点。

三、内容简说扼要，易于了解。

梁实秋为《文字新诠》作的新“序”

梁实秋（1903—1987）临终嘱咐女儿梁文薔，在适当的时候将这部重要著作捐给大陆某个著名博物馆。2003年8月，移居美国的梁文薔亲自将其父珍藏的《小学识字教本》油印本和影印本《文字新诠》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了却梁氏遗愿。而《小学识字课本》之原稿据说尚幸存于某名人之后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