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陈独秀诞辰140周年的纪念日，为纪念这位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特别推出新书——《陈独秀与共产国际》。

《陈独秀与国产国际》

李颖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而中国革命也与苏俄、共产国际有着不解之缘，这一历史特征在陈独秀身上表现得格外突出——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的建立，便离不开共产国际与陈独秀的合作。

陈独秀、维经斯基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早在 1919 年 1 月，陈独秀就意识到组建政党的必要性。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除三害》一文，提出中国若不除去“军人害”、“官僚害”和“政客害”这“三害”，中国政治便无清宁的日子。至于如何除掉这三害，陈独秀号召社会中坚分子，“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政党，而这种政党要“依赖国民为后援”，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至于究竟是何种性质的政党，陈独秀此时还没有说清楚。

陈独秀

1920 年 2 月，陈独秀到上海后，在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中，开始把注意力投向工人群众。他创办《劳动界》《伙友》等工人刊物，在工人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到码头工人中了解罢工情况，去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劳动团体做调查。他请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和各地革命青年，深入到工人中，了解工人的状况。他还不断到工人中间进行演讲。5月，陈独秀郑重推出《新青年》第 7 卷第 6 号《劳动节纪念号》专刊。

陈独秀在启发工人和组织工人，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积极开展建党工作。正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出现高潮的时候，维经斯基来到中国。

维经斯基

1921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合影（左二为维经斯基）

1920 年 4 月，经共产国际领导人同意，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向中国（上海）派遣了全权代表维经斯基（格里高里耶夫）同志及其两名助手季托夫同志（毕业于东方学院）和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著 名的朝鲜社会活动家）。三人都是共产党员”。1921 年 3 月，维经斯基结束在华工作返俄。

维经斯基 1893 年出生于俄罗斯维切布斯克州涅韦尔市。1913 年移居美 国，在那里做工和学习。俄罗斯十月革命爆发后，于 1918 年返回苏维埃俄国。他到海参崴后立即加入俄共（布），并被派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工人苏维埃中工作。他曾参加反对高尔察克的鄂木斯克暴动。1919 年 5 月被白匪军逮捕，判处无期徒刑并被流放到萨哈林岛服苦役。1920 年 1 月高尔察克被击败后，他与岛上政治犯举行暴动，获得自由。此后便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工作。

维经斯基赴华的使命是了解中国情况，同中国的革命小组建立联系，并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4月，维经斯基一行抵达北京，通过北大俄籍教师鲍立维的介绍，会见了李大钊，向他介绍苏俄十月革命以来的情况及其对外政策，李大钊还和维经斯基多次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为了加速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一行去上海会见陈独秀，共商建党大计。

李大钊

维经斯基是4月下旬到达上海的。他通过陈独秀，邀请先进的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的宣传者召开座谈会，向他们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和革命后新俄罗斯日新月异的变化。维经斯基还带来了共产国际出版的《国际通讯》等刊物以及各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外文书刊。这些无疑加快了陈独秀的建党步伐。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该会同1920年3月李大钊主持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起，先后同各地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维经斯基到达上海后，5月，“为领导业已展开的工作，成立了临时的集体中心机构”，即“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下设中国科、朝鲜科和日本科。

中国科的工作纲要是：

1. 通过在学生组织中以及在中国沿海工业地区的工人组织中成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在中国进行党的建设工作。

2. 在中国军队中开展共产主义宣传。

3. 对中国工会建设施加影响。

4. 在中国组织出版工作。

6 月，维经斯基从上海写信向上级汇报：“自我寄出第一封信后，仅在加强联系和完成我拟定的计划方面，工作有些进展。现在实际上我们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 “目前，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他在此信中称陈独秀是“当地的一 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一位享有声望的中国革命者”。

此时的维经斯基并不了解中国的复杂情况，把任何宣传过社会主义，从事过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社团，不论其信仰哪一种社会主义，甚至是无政府主义，都一视同仁，称其为“革命小组”，并试图借助陈独秀、李大钊的威望将这些社团统一起来，组建成共产党。

对此，张国焘说：“1920（年）五月，苏联代表到沪，独秀与其接洽（当时有许多中国人朝鲜人从俄国派到东方活动）。”谈到苏联代表找到陈独秀的原因，张国焘说：“因为张东逊、陈哲时、姜博若……都不成样子，所以找着我们。”

张国焘

陈独秀提出组建政党靠的是有“独立信仰”的“中坚分子”组建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即该政党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显然，对于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来说，这样的政党的组成人员，应该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为首要前提。可见，陈独秀与维经斯基之间在建党立足点上存在分歧，争议则不可避免。最后，维经斯基不能说服陈独秀改变建党思路，实现同无政府主义的合作。同时，由于无政府主义者“都不成样子”，维经斯基也无法抛开陈独秀另立炉灶组建中国共产党。最后，维经斯基只得接受陈独秀的意见，终止同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肯定了陈独秀在上海的建党工作并予以帮助。

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1920年六七月间，他同李汉俊、俞秀松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

李汉俊

俞秀松

关于党纲，张国焘称是“独秀从伍廷康（指维经斯基）得来”的，其内容如下：

共产党原则：

A）没收一切资本—— 没收银行矿山，废除个人压迫个人，经济上社会共有。

B）领导工人阶级获得政权，打倒反动势力，过渡到消灭政权。

C）消灭一切阶级。

共产党目的：

A）要进行阶级斗争—— 团结工人由经济争斗发展到政治争斗夺取政权。

B）取得政权以后，发展阶级争斗。

C）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

张国焘说，这个党纲在翻译成中文时，又有下面几条：

1）无（产阶）级专政

2）国际组织

3）不准做官

据张国焘回忆，大约在1920年8月20日左右的一个晚上，维经斯基到陈独秀寓所进行交谈，此时的陈独秀已经“有把握可以发动组织中国共产党”，维经斯基“也就向他表示共产国际将予支持”。次日，陈独秀向张国焘说到与共产国际关系的重要性。他感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薄弱，至今连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没有中译本。他认为，我们要做的工作十分繁重，“如果能与共产国际建立关系，无论在马克思的理论上和这一运动的实际经验上都可以得着莫大的帮助”。陈独秀还说：“如果共产国际能派一位得力代表做我们的顾问，我们也将获益不少。”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在陈独秀的主持下，1920年8月下旬，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通信、派人或直接帮助等各种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

几乎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的同时，8月17日，维经斯基在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中报告说，在他的倡议和组织下，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组成，其成员是维经斯基和陈独秀、李汉俊等4名中国革命者。该局下设出版、宣传报道和组织三个部。

上海革命局在出版方面的成果是发行了《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员是些什么人？》《论俄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等一些马克思主义读物，并从8月起定期出版中文《劳动界》周刊。

《劳动界》周刊

宣传报道部的主要工作成果是成立了俄华通讯社，该社为中国31家报刊提供消息，主要是从俄国远东报纸以及一些俄罗斯报纸杂志上翻译过来的文章。组织部“在学生中间开展工作，想方设法引导学生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并把他们组织起来”。为了使革命学生联合起来组成统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该部做了大量组织工作。他们在中国各个城市召集一系列的学生会议，并在北京举行了北京、天津、汉口、南京等几个城市的学生代表会议，最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年团成立后派代表参加上海革命局。到1920年12月底，“有10多名俄国负责的共产党人在中国工作”。

1922年7月，马林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了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等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情况：“维经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小组。陈几年来一直编辑《新青年》杂志。这个小组划分为7—8个中心，在全国的人数也不过50—60人。”

关于陈独秀在创建中国共产党过程中的作用，1922年5月，利金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工作报告中指出：“上海小组具有领导作用，不仅因为它是中心组，而且也因为有陈独秀同志参加。”他还说：中国早期党员中的许多同志，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不仅是忠诚的革命者，而且也是颇有影响的工作者”，“因此，归根到底必须承认，在中国，我们有从事共产主义工作的支柱”。

（本文摘自《陈独秀与国产国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略有编辑，以原文为准）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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