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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刊物与五四戏剧运动——以《新青年》《新潮》对外国戏剧的译介为中心

  发表日期:2020年1月13日   出处:戏剧艺术    作者:黄爱华     【编辑录入:多声

       五四戏剧运动的发端,可以追溯到1918年6月《新青年》刊发“易卜生专号”和同年10月刊发“戏剧改良专号”。此后五四戏剧便沿着两个殊途同归的方向发展:一是借鉴和仿效易卜生式写实问题剧,社会问题剧创作极一时之盛;二是批判传统旧戏为玩物和把戏,实现戏剧观念的更新。前者是对欧洲“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戏剧的介绍和引进,后者则是对中国传统旧戏的否定和批判。这一立一破,正是肇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所秉持的开放和批判精神在戏剧领域的反映,也是中国戏剧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实现自身嬗变的表现。在这个中国戏剧从古典到现代的观念和形态的双转型过程中,报刊杂志等近代媒体起了至关重要的引领和导向作用,其中新文化刊物更是功不可没。尤其是当中国现代话剧缺乏范本、急需译介西方戏剧剧本之时,新文化刊物主动承担起了介绍和传播的媒介功能。本文将聚焦《新青年》和《新潮》杂志,从第一手资料入手,着重探析两刊的办刊宗旨及发展演变、对外国戏剧的甄选译介及其对五四戏剧运动的影响和意义。

 

一、《新青年》《新潮》:从倡导新文化到聚焦新文艺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动,得益于一批传播新文化理念和刊登新文学作品的报刊杂志,像《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晨报副刊》等,其中特别是《新青年》和《新潮》杂志,更是标杆性刊物,在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中,起着引领发展方向的作用。

 

     (一)《新青年》:从倡导新文化到提倡新文学

     《新青年》是一份综合性文化月刊,它的前身是《青年杂志》,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1916年9月第2卷第1号起,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杂志的流变比较复杂,大致如下:初名《青年杂志》,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第1卷第6号后因讨袁战事停刊半年。1916年9月开始为第2卷第1号,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随着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而迁往北京,成为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核心刊物。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后短暂休刊,1918年1月复刊,是为第4卷第1号,至6月共出版6期。第5卷自1918年7月至12月,共出版6期。第6卷的起止时间为1919年1月至11月。第7卷的起止时间为1919年12月至1920年5月。1920年9月第8卷第1号起改组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关刊物,编辑部也由北京迁往上海。第9卷自1921年5月至1922年7月,出版至9卷6号后休刊。1923年6月编辑部迁往广州,改为季刊,正式成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至1926年7月终刊。故作为新文化刊物的《新青年》,其真正的起止时间应指1915年9月至1920年5月。)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反对封建礼教,追求科学与民主,这篇“泣涕陈词”之文,被视为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

 

       五四文学革命的第一声礼炮,由《新青年》在1917年初鸣响。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针对中国旧文学的种种弊端,阐述他的“八事”主张。次月,《新青年》发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从而吹响了“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号角。1918年1月,《新青年》从第4卷第1号起实行改版,改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从而引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1918年4月,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文学革命主张。1918年5月,鲁迅在该刊第4卷第5号上发表《狂人日记》,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诞生,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彻底反封建的新文学作品”。五四文学革命标志着中国旧文学的终结、新文学的诞生,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体现出文学观念的全面更新、创作主体的精神解放、文体形式的历史变革及与世界文学的全面对话。

 

     (二)《新潮》:倡导“文艺复兴”和白话文学

       在《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三年半、提倡新文学两年后,《新潮》应运而生了。《新潮》是受到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激发、由北京大学学生团体新潮社创办的文化刊物,由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等主编,1919年1月创刊,1922年3月随着主持者的相继毕业和出国留学(傅斯年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1919年夏天毕业并赴英国留学。罗家伦1917年考入北大,主修外文。杨振声1915年考入北大国文系,1919年夏天毕业并赴美国留学。)而终刊,共出版12期。作为北大教授们主持的《新青年》的辅翼和同人杂志,《新潮》大力提倡学术思想解放、文艺复兴和白话文学。

 

     《新潮》的主将们,以在北京大学主修国文和外文为多,对学术思想、文学艺术情有独钟。傅斯年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曰:“同人等深惭不能自致于真学者之列,特发愿为人作前驱而已。名曰《新潮》,其义自知也。”他站在出版者的立场,以世界的眼光呼吁:“同人等以为国人所宜最先知先觉者有四:第一,今日世界文化至于若何阶段?第二,现代思潮本何趣向而行?第三,中国情状去现代思潮辽阔之度若何?第四,以何方之术纳中国于思潮之轨?持此四者刻刻在心,然后可以渐渐导引此‘块然独存’之中国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也。此本志之第一责任也。”(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新潮》,1919年第1号,1919年1月。)傅斯年是《新青年》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深知陈独秀主持《新青年》的宗旨和方针,因而能在其新文化和文学革命的系统建构中提出《新潮》的旨趣和编辑方针,把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之流”作为第一要务。

     《新青年》发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并以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文明进化为参照系,说明文学的革命能够成为中国政治、文化、民族性格、伦理道德等一切事物革命的先导。新潮同人积极响应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力求增添“文艺之色彩”,以“文艺复兴”相号召,提倡白话文学。这直接体现在杂志名称上,《新潮》的英文名称“The Renaissance”,就是“文艺复兴”的意思,就刊印在封面醒目的位置上,说明其仿效欧洲文艺复兴,希冀实现中国文艺之复兴。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新潮》刊登了不少小说、诗歌及西方剧本,甚至形成一个以白话小说创作见长的“新潮作家群”,从而很好地呼应了《新青年》,成为五四时期与《新青年》并肩而立、一起引领新文化和文学革命新潮的同人杂志。

 

二、合力引进:易卜生式写实问题剧的强力译介

 

     《新青年》和《新潮》作为五四时期的标杆性刊物,不仅倡导新文化和白话文学,而且相继把视线聚焦在西方戏剧的介绍上,借戏剧之力推动和深化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新青年》第4卷第4号的首页,刊登一则启示:“易卜生(lbsen)为欧洲近代第一文豪,其著作久已风行世界,独吾国尚无译本。本社拟以六月份之新青年为‘易卜生专号’。”(《本社特别启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同时,《新青年》公开向海内外征稿,集中推出易卜生。两个月后,胡适主持编辑的“易卜生专号”如期在《新青年》第4卷第6号刊发,刊登了罗家伦和胡适合译的易卜生剧本《娜拉》,《国民公敌》《小爱友夫》两个节译本,及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袁振英的《易卜生传》两篇重要文章。《新潮》也从1919年1月创刊号开始,介绍包括易卜生重要代表作在内的西方经典剧作,重点译介了易卜生的《群鬼》。至此,易卜生蜚声世界剧坛的“四大社会问题剧”(“四大社会问题剧”,即易卜生完成于19世纪中后期的四部现实主义作品《社会支柱》(1877)、《玩偶之家》(1879)、《群鬼》(1881)、《人民公敌》(1882)。),在《新青年》和《新潮》的共同努力下,中国读者有幸几乎同时接触到其中的三部。

 

       值得思考和探究的是,《新青年》为何首选易卜生戏剧做专号?而且在易卜生多种风格的戏剧中,为何选择他中期创作的社会问题剧,即写实问题剧呢?不得不说,《新青年》《新潮》对易卜生式写实问题剧的强力译介,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合力引进的结果,是基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现实的启蒙需要和理性选择。

 

     (一)从倡导文学革命、白话文学到推崇易卜生

 

      《新青年》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着重从三方面展开:第一,宣传“德先生”和“赛先生”;第二,批判“孔孟之道”;第三,译介西方近现代文化。故介绍和引进欧洲近代剧,正是其译介西方近现代文化总体工程的一部分。之所以推崇易卜生,正是基于新文化运动发起者陈独秀、胡适等人共同的文化理念和追求。

 

       由于易卜生、萧伯纳、王尔德等戏剧大师相继登上国际舞台,20世纪初世界文坛进入“戏剧时代”,易卜生的四大社会问题剧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中国文化人中第一个介绍易卜生者,当为鲁迅。早在1908年,鲁迅在其《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中就高度评价过易卜生及其剧作,肯定他倡导个性解放、坚持真理和“独战多数”的精神。陈独秀则敏锐地感觉到世界文坛新动向,因而在《新青年》上发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长文。他指出:“现在欧洲文坛第一推重者,厥唯剧本,诗与小说退居第二流,以实现于剧场,感触人生愈切也。”(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新青年》,第1卷第3号,1915年11月。)在该文中,他把易卜生、王尔德、梅特林克三位剧作家与屠格涅夫并称为“近代四大代表作家”。他还重点介绍了易卜生,视其为“以剧称名于世界”的“作剧名家”(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对他推崇备至。

 

      1915年陈独秀借《新青年》发动新文化运动之时,胡适刚刚从康奈尔大学文学专业毕业,入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受到感召和激励,胡适于1916年10月写信给陈独秀,提出倡导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的设想。陈独秀甚为欣喜,不仅发表了他的《文学改良刍议》,还著文声援,把胡适引为同道:“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吾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3卷2月号,1917年2月。)1917年7月胡适学成归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受邀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成为与陈独秀并肩战斗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主将。

 

       胡适对易卜生的关注和兴趣,始于其留学美国时期,他还似曾做过系统研究。1916年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就提出:“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胡适:《论译书寄陈独秀》,《藏晖室札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9年4月。)同陈独秀的意见一致,他坚决赞成从外国引进名剧,特别是像易卜生、萧伯纳等人“有功世道人心”的文学。(胡适:《觐庄对余新文学主张之非难》,《藏晖室札记》。)这也透露出为什么易卜生被“误读”,只被介绍他中年时期创作的写实问题剧的原因。在《新青年》同人的大力支持和通力合作下,胡适精心组织稿源,推出“易卜生专号”,发表《易卜生主义》,开篇即道:“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这里的“写实主义”即“Realism”,现在一般翻译为“现实主义”,即一种客观看待现实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胡适为白话新文学找到的模板,他认为启蒙时代的中国最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直面现实、真实地表现人生的创作理念和方法。故可以这么说,《新青年》推举易卜生,是因为易卜生中年时期的思想和创作,契合了《新青年》发起的文学革命宗旨,也符合他们对白话新文学的想象。

 

     (二)以问题剧为模板、为五四戏剧建立范式

 

       中国话剧自20世纪初由西方输入,至五四时期的整个文明新戏时代,都是以舞台演出为主。当时还没有明晰的戏剧文学意识,也没有完全掌握西方写实戏剧场幕结构和创作方法,故事来源除了取材时事新闻,主要依靠改编和移植,剧本原创能力非常弱,以致后期幕表戏流行,进一步削弱了戏剧的文学性。正是文学性、思想性的先天不足和过于商业化,直接导致了文明新戏的衰亡。期间春柳剧场的陆镜若尝试过引进易卜生,他在《俳优杂志》1914年第1期上发表《伊蒲生之剧》,这是中国戏剧界第一次正式介绍易卜生戏剧。可惜,由于时代局限和陆镜若的早逝,春柳剧场想搬演易卜生戏剧的梦想未能实现。

 

       新兴话剧在剧本文学方面的缺失,遗留给了五四时代的剧坛,弥补这一短板成为五四戏剧的历史使命。“剧本文学为中国从来所无,故须为根本的创设……其事宜多翻译外国剧本为模范,然后试行仿制。”(欧阳予倩:《予之戏剧改良观》,《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4月。)这里的“剧本文学”,联系上下文的意思,是指“话剧”,不包括“戏曲”。这是颇有代表性的意见,也是当时文化人的共识。为此,最有话语权、具有风向标作用的新文化刊物《新青年》和《新潮》,合力选择了易卜生式的写实问题剧来作为五四戏剧的范本,为中国现代话剧建立范式。

 

      “问题剧”这个概念在中国之最早出现,始于胡适。早在1914年,胡适在7月8日的留学日记中,首次提到了这个词:“自易卜生(Ibsen)以来,欧洲戏剧巨子多重社会戏,又名‘问题戏’,以其每剧意在讨论今日社会之重要问题也。而此最著名者,在昔有伊卜生(挪威人),今死矣,今日名手在德为赫氏,在英为萧伯纳(Bernard Shaw),在法为里白氏。”(参阅《胡适留学日记》第2卷,台北:远流出版社,1986年,第53页。)可见胡适对易卜生的兴趣,首先是从关注其问题剧开始的。他的近万字的《易卜生主义》长文,实际上只围绕易卜生的问题剧展开介绍和评述。他把“易卜生主义”概括为易卜生直面社会现实的斗争精神、“个人主义”的立场和“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另外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在介绍欧美近现代各种戏剧时也再次强调:“最重要的是‘问题戏’,专研究社会的种种重要问题。”(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可以说,正是易卜生以“问题”为切入点表达反对专制、提倡个性自由和妇女解放的思想,契合了五四时代的要求和精神,为五四戏剧在题材选取和思想内涵表达方面,建立了范式。

 

     《新潮》在创刊后不久,也与《新青年》相呼应,译介了易卜生的《群鬼》、萧伯纳的《华伦夫人之职业》《鳏夫的房产》等著名问题剧。《群鬼》的故事曾经由林纾改写为小说《梅孽》,陆镜若在《伊蒲生之剧》中也重点介绍过《群鬼》,但《新潮》是首次进行《群鬼》的整剧译介。《新潮》是《新青年》之后积极倡导写实问题剧的同人杂志,它们一起号召引进和译介易卜生式写实问题剧,激发民众反抗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保守势力,其功能化的价值取向非常明显。

 

       中国易卜生式写实问题剧的最初范本,是1919年3月胡适在《新青年》第6卷第3号上发表的话剧《终身大事》。这是他借鉴《娜拉》创作的中国第一个易卜生式问题剧,也是中国第一个白话剧本,塑造了中国戏剧史上第一个为争取婚姻自主而离家出走的“娜拉式”人物田亚梅形象,为五四问题剧创作提供了模板。五四时期至1920年代这一被作家不断完善的创作范式,基本特征就是:以提出社会上种种问题为旨归,多以女性和婚姻家庭为题材;反封建主题和个性解放主题,“出走”的情节模式;写实性的艺术原则,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等等。正如某外国学者所言:“易卜生的剧作帮助形成了中国观众的文学和人生;不仅那些剧作成了中国新文学作家的创作模式,而且娜拉也成了中国妇女所要效法离家出走的模式。”(转引自张文静:《略论“五四”时期外国戏剧的翻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上述易卜生戏剧对中国五四戏剧创作影响的观点,是符合事实的精当之论。

 

      由于《新青年》和《新潮》的传播和引领作用,五四前后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易卜生热”,掀起了社会问题剧创作热潮,标志着中国话剧跨过文明新戏时代,进入现代话剧时期。

 

三、多元化追求:对外国戏剧多种风格流派的审美选择

 

       以《新青年》《新潮》为代表的新文化刊物,充分发挥其媒介功能,不仅积极引进、介绍易卜生式写实问题剧,也对风格多样的世界戏剧思潮流派表现出极大兴趣,除易卜生、萧伯纳外,还译介了王尔德、梅特林克、苏德曼、梅里尔、武者小路实笃、西尔雪般等多个风格流派的世界名家的剧作,为中国现代话剧创作提供思想启迪和多样模式,为五四戏剧运动和中国现代话剧的发生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基于“放眼以观世界”的多元审美选择

 

       自《新青年》在创刊号上提出“世界的而非锁国的”(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这一观点,即为新文化运动确立了以开放的眼光看待和接受世界文化多元性的理念。为了给白话文学寻找参照系和样板,《新青年》带头译介西方文学名著,介绍欧洲近现代文艺。据统计,从1915年至1921年,《新青年》总共译介了世界各国四十多位作家的128部文学作品,其中不少作家还是首次被译介。剧本由于篇幅原因,虽然翻译数量不算多,但影响比较大。

 

       早在1915年,《新青年》连载陈独秀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长文,该文介绍了西方近代文艺思潮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演变过程,戏剧方面例举了易卜生、安德烈耶夫、王尔德、萧伯纳、高尔斯华绥、霍普特曼、梅特林克等当时称雄世界剧坛的戏剧家。在“易卜生专号”发刊之前,《新青年》发表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其所表现出来的世界眼光和多元审美选择,代表了新文化刊物宏阔、包容的胸怀和气度。在这篇重要文章中,胡适提出要借鉴“西洋的文学方法”,“多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他在例举了小说、诗歌等体裁之后,说:“更以戏剧而论……最近六十年来,欧洲的散文戏本,千变万化,远胜古代,体裁也更发达了。最重要的,如‘问题戏’,专研究社会的种种重要问题;‘寄托戏’(Symbolic Drama),专以美术的手段作的‘意在言外’的戏本;‘心理戏’,专描写种种复杂的心境,作极精细的解剖;‘讽刺戏’,用嬉笑怒骂的文章,达愤世救世的苦心……以上所说,大旨只在约略表示西洋文学方法的完备,因为西洋文学真有许多可给我们做模范的好处。”(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他例举写实剧、象征剧、心理剧、讽刺剧等多种戏剧类型,指出各自的特征,并认为它们都可以译介进来作为中国剧坛的范本。1918年10月,《新青年》推出宋春舫的《近世名戏百种目》,希望大规模介绍欧洲近代剧。该文例举的“百种”名剧,就涉及西方当时正流行的众多思潮流派。

 

       可见在《新青年》编辑和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眼里,不仅有易卜生式的写实问题剧,还有西方戏剧的多种思潮和风格流派。《新潮》本着凸显“文艺的色彩”的办刊宗旨,也非常注重译介不同风格流派的西方戏剧家和剧本,甚至在审美多元化方面超过《新青年》。正是在“借鉴西洋文学方法”以建设新文学的总主旨下,新文化刊物大力译介易卜生、萧伯纳、王尔德、苏德曼等西方多种思潮流派的戏剧,为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增添了靓丽的色彩。

 

     (二)《新青年》: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外国剧作译介

      《新青年》从1915年9月至1920年5月,共翻译介绍了3个国家中5位剧作家的9部剧本。其中有5部多幕剧(4部连载),2部短剧,2部节译。来自英国的有5部,来自挪威的有3部,来自日本的有1部。下面是笔者统计和整理的《新青年》翻译剧本情况:

 

1915年至1920年《新青年》译介的外国戏剧剧本一览表剧

 

      从上表看,剧本被译介数量最多的是易卜生和王尔德,各有3部。不过,最早被关注的是王尔德,其剧作的连载也最多,甚至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封面上,还刊登过以唯美主义著称于世的王尔德的画像。《新青年》翻译剧本的开篇之作是王尔德的《理想的丈夫》,这是中国第一次完整译介王尔德的剧作,共连载了5期。那么,为何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新青年》对王尔德如此感兴趣呢?这是因为王尔德有着高超的编剧艺术。正如英国学者玛利亚·利奇所言:“作为剧作家,他作品中的精彩语言被广为引用,在戏剧界除了莎士比亚外无人能与他抗衡。”((英国)玛利亚·利奇:《奥斯卡·王尔德的绝妙睿语》,陈妍、李晓霞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4页。)确实,王尔德作为唯美主义剧作家,其艺术审美价值比较高。但《新青年》并没有译介他的唯美主义代表作《莎乐美》,而是先后译介了他的《理想的丈夫》《弗罗连斯》《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这三部剧都属于活泼风趣、幽默机智又有较多现实内涵的风俗喜剧。这是因为《新青年》考虑到当时中国观众的审美接受程度,另外,这也与中国剧坛缺乏艺术优美的话剧模式这一特殊情境有关。

 

       从《新青年》所译介的剧本对后世的影响看,无疑是易卜生剧本比王尔德剧本更胜一筹。《新青年》是编辑精心组织的专号,剧作和评价文章同时推出,且选取的又是最能突出“易卜生主义”的写实问题剧,所谓火力全开。果然不负所望,《新青年》因为推出“易卜生专号”而大受追捧,不仅刊物扩大了影响,对中国现代话剧创作也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直接促成了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戏剧的第一个创作高潮。

 

       另外,《新青年》还刊登了英国梅里尔的《琴魂》、刘半农翻译的英国P.L.王尔德的《天明》两个短剧,也都以反映现实生活为主。影响比较大的,是鲁迅翻译的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四幕剧《一个青年的梦》,该剧本在《新青年》上连载了4期。该剧创作于1916年,其时还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剧本以一个青年人的游踪为线索,随处表现他的反战情绪,体现了作者同情弱者、反对战争的人道主义精神。

 

       总体来看,《新青年》甄选剧本的理念和标准是思想与艺术并重,所以能紧扣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做到以现实主义戏剧为主导、以风靡世界的著名剧作家代表作为核心,同时兼顾中小作家,体现了既集中又有一定多元性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趋向。

 

    (三)《新潮》:体现多元审美追求的外国剧作译介

      比起《新青年》的综合性,《新潮》的文艺色彩较为浓厚纯粹。《新潮》编辑的希望是:“杂志每号里头务必要有一篇戏剧,一二篇小说和几首新诗,标出我们文艺的色彩。”(《通信》,《新潮》,第2卷第2号,1919年2月。)故《新潮》能够在从1919年1月至1922年终刊的12期中,共翻译介绍了5个国家中7位剧作家的9部剧作,在国家和剧作家数量上都比《新青年》丰富。下面是笔者统计和整理的《新潮》翻译剧作情况:


1919年至1921年《新潮》译介的外国戏剧剧本一览表剧

 

 

      从这份一览表看,可以发现《新潮》既向《新青年》看齐,同时也有自己的甄选理念和标准,体现出更为多元化的倾向。总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1.与《新青年》倡导易卜生式写实问题剧、注重现实主义立场一致,《新潮》刊登了潘家洵《群鬼》是潘家洵的第一部易卜生戏剧译作,此后他共翻译了15部易卜生剧本,成为中国翻译易卜生的第一大家。翻译的易卜生另一名剧《群鬼》;另一方面,《新青年》原计划介绍萧伯纳而最终没有如愿,而《新潮》重点推出萧伯纳,译介了他的两部代表作《华伦夫人之职业》和《鳏夫的房产》。萧伯纳在易卜生的《群鬼》遭到非难时写过《易卜生主义的精华》,为易卜生辩护,他是一位立志以社会问题剧来革新英国戏剧的现实主义戏剧大师。

 

       2.《新潮》介绍王尔德也与《新青年》持同一步调,在审美选择上摒弃他的那些过于唯美、脱离中国国情的剧作,而注重具有更多现实内容的风俗喜剧,甚至重译了王尔德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且潘家洵这个译本影响更大,成为后来很多舞台改编剧的母本。1924年5月洪深把该剧改编为《少奶奶的扇子》,上演后大获成功。该演出成为中国话剧确立正规的编导演体制的里程碑式作品,这与五四时期《新青年》和《新潮》同时译介该剧而奠定了基础不无关系。

 

       3.在甄选剧本方面,《新潮》更注重剧作家的代表性和风格流派的多样化。与《新青年》集中介绍英国和挪威的剧作家不同,《新潮》除了介绍这两个国家的剧作家,还介绍了德国、法国、比利时的剧作家,甚至犹太剧作家。《新潮》中的戏剧品种和风格也丰富多彩,除了易卜生和萧伯纳的上述写实问题剧,还有梅特林克的《佩利亚斯和梅丽桑德》和犹太剧作家西雪尔般的《暗中》那样的象征剧,还有苏德曼的《推霞》和《福利慈欣》这两部心理剧,还有王尔德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和法朗士的《哑妻》之类的风俗讽刺喜剧。其中既有现实主义戏剧大师的作品,也有欧洲现代派剧作家的作品,从而较好地体现了新文学运动发起人的“西洋文学方法的完备”之思想。

 

       无疑,这种甄选译介剧本的多元化追求,为五四戏剧提供了更加多样的借鉴对象,丰富了中国现代话剧创作的类型,并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西方现代派戏剧在中国的传播。

 

       总之,以《新青年》《新潮》为首的新文化刊物,不仅是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前沿阵地,也是发起和推进五四戏剧运动的主动力。尤其是它们推崇易卜生的社会改革精神、个性解放和写实主义创作方法,以现实主义戏剧观念为参照系批判旧戏,为五四戏剧运动的开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促成了20世纪现实主义戏剧的第一个创作高潮。而且,《新青年》《新潮》本着为中国文艺之复兴寻求新路的精神,合力引进易卜生式写实问题剧,介绍多种戏剧类型和风格流派,促进了西方近现代戏剧理念的传播和戏剧范本的输入,为现代话剧创作树立模式,并提供多种典范,从而使五四戏剧充满活力,为中国话剧增添了靓丽的色彩。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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