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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老渔阳里 2号的故事

  发表日期:2020年6月15日   出处:创建史研究    作者:崔景明     【编辑录入:多声

陈独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旗手、“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党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从1920年4月正式移居素有“秘密摇篮”之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宿住老渔阳里2号的大约两年光景,可以说是陈独秀一生中很值得书写的重要时期。至1922年10月,陈独秀离开上海前往北京转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其间曾经四度离开或被迫离开。他在渔阳里酝酿了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开天辟地的大事——创建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诞辰之际,回顾陈独秀等一代共产党人建党的艰辛历程,褒扬他们的历史功绩,颇具现实意义。


一、入住渔阳里2号


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位于上海法租界的一条老弄堂,是一幢老式石库门房舍。这栋宅邸原本为安徽省都督柏文蔚的上海居所,人称“柏公馆”。柏文蔚(1876-1947年),安徽寿县人,比陈独秀年长三岁,1896年同时考中秀才。基于救国救民的共同理想,两人同时投身推翻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辛亥革命之际,柏文蔚为安徽省政府都督时,他以陈独秀“学时优长,宗旨纯一”,任命陈独秀担任都督府秘书长,他们都为治理皖省尽心竭力,同时也结下了深厚友谊。

 

1917年1月,陈独秀在蔡元培三顾茅庐下带着《新青年》一起来到北京大学,任北大文科学长。“当消息传出后,全校震动。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奔走相告”。从此,以陈独秀为首,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在北大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此,一大批青年甚至中老年受到了启蒙,人生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成为一代“新青年”。但是由于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北大既是革新派的大本营,还是保守派的大本营。在主持北大文科改革取得初步成效之际,五四前后,陈独秀因遭北大保守势力的憎恨与排挤,1919年4月8日,蔡元培被迫召开文理两科各教授会主任会议,决议撤销陈独秀的文科学长的职务。6月11日,陈独秀又因散发传单被捕。9月16日,陈独秀被营救出狱后自动离开了北大,但仍被监视。1920年1月底,他乘南方政府筹办西南大学,筹办员汪精卫、章士钊邀请他也出任筹办员之机,摆脱监视,奔赴上海。2月2日,又由上海抵达武汉,他连续发表演讲,主张教育改革,宣扬用社会主义方法和信仰改造社会。后又秘密回到北京,因受警察的监视,2月9日,最后由李大钊秘密护送天津,由天津乘船前往上海。

 

1920年2月19日,是农历大年三十。普天庆新春辞旧岁,原来应该举家团圆的陈独秀却在这一天离开家中妻儿秘密离京抵沪。可刚抵上海,他就生病了,四五天不能下床。正遇到在上海等待赴法勤工俭学的北大学生许德珩,事前他已接到李大钊发来电报,他就和正在上海参加筹备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北京大学同学、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张国焘一起,帮助陈独秀安排下榻于惠中旅社。身体稍微好转后,陈独秀得到老友汪孟邹的特别照顾,接他到自己住所——亚东图书馆居住。1920年,柏文蔚离沪就任鄂西靖国军总司令,就将“柏公馆”馈赠陈独秀居住。4月,陈独秀迁住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柏公馆”。自从陈独秀住进老渔阳里2号,开天辟地的建党帷幕即在老渔阳里2号如火如荼地掀开。


二、脱下西装长袍到工人中去


这时候的陈独秀,思想上正在多种思潮影响下,逐步转向列宁主义,行动上则脱下西装长袍,接近工人群众。一到上海,陈独秀就明显忙得不可开交,并受邀四处发表谈话或演说,参与各种集会和纪念活动和接受媒体的采访。当时,就五四运动的规模和效果,陈独秀在对北京和上海两地进行对比之后,认为五四运动在北京始终未能从学生这个群体发展到社会民众,非常遗憾。《民国日报》1920年2月23日是这样记载的:北方文化运动,以学界为前驱,普通社会似有足为后盾者,然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实至不鲜。其最可痛心,为北京市民之不能觉醒。以二十世纪政治眼光观之,北京市不能谓为有一市民。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此足太息者也。陈独秀将救国运动的圈子从学生、教授等知识界转向革命的工人运动。

 

在上海养病数日后的陈独秀立即开始指导、支持组织工人运动,投身到向工人阶级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中。那时候,上海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和产业工人的集种地,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已显示出强大的政治力量。陈独秀对此印象深刻,他积极有为,主动、率先投身工人运动。2月27日,携张国焘等发起人参加了全国各界联合会召开的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并给予指导。4月2日,应邀出席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发表《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讲,主张在开展工人运动的过程中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他亲自或委托朋友及受《新青年》影响的青年人,深入上海、太原南京、天津、唐山、长沙、芜湖、北京、香港、巴黎(华工)等地调查工人阶级状况,内容包括工人人数、工作时间、工资、家庭生活、受剥削压迫程度、工人来源、文化程度、帮会组织等等。这些调查结果刊登在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号”。同时,陈独秀又积极在工人中开展活动。4月18日,他参加了由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发起的上海各工会庆祝“五一节”筹备会议,提议当天大会定名为“世界劳动纪念大会”。最后,筹备会推陈独秀为顾问及中华工业协会的教育主席。他还自愿出任工人的义务教授,在各种工人集会上频频发表演讲,发表通俗文章。

 

5月1日,上海工人在西门体育场举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集聚纪念劳动节,初有5000人参加,后来人越来越多。军警霸占体育场进行阻止,群众四次转移场地,最后在靶子场隆重举行。会上提出了“三八制”的要求,(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等地工人大罢工,提出实行每天工作八小时、教育八小时、休息八小时的制度。)抗议军团的压迫。这次活动的口号和宣言,都是在陈独秀指导下提出的。


三、会见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在列强的包围之中。列宁利用马克思关于世界革命的理论,于1919年3月成立共产国际,专门从事支持,发动、帮助和组织各国的革命政党和活动,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所谓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关注在远东与俄国有漫长的边境线的中国的动向,希望中国出现一个对俄友好、至少不敌视的中立的政府,更希望中国出现有利于己的革命,出现一个“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因此,早在1920年以前,联共、共产国际及其远东机构就开始派代表在中国积极活动,寻找合作对象,创建亲俄的革命团体。那时,国际代表频频来华的并与李大钊常联系的有俄共(布)党员布尔特曼、柏烈伟、荷荷诺夫金等。


   1920年春,共产国际批准了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要求与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的要求,派出以维经斯基为首的五人代表团到中国,其中有维经斯基夫妇(夫人库慈涅佐娃),马迈耶夫夫妇(夫人马迈耶娃)和翻译杨明斋(华人、俄共党员),后来又有萨赫扬诺娃、斯托扬诺维奇两位加入。他们通过在北大任教的俄国人柏烈伟、伊凡诺夫(伊凤阁)找到了李大钊等人并在北大红楼图书馆拜访了李大钊。他们通过深入了解北京宣传共产主义情况,同时维经斯基也向李大钊等人介绍了十月革命等情况。双方都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建党。李大钊立即建议他们到上海老渔阳里2号与陈独秀联系,并亲笔写了介绍信。

 

陈独秀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之后老渔阳里2号是他们经常接头的地方。在这里,陈独秀还与维经斯基一起和上海的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潮的代表举行座谈会,讨论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紧接着,维经斯基由陈独秀介绍会见了上海(星期评论)的主编人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和《时事新报》的负责人张东荪并与他们会谈过好几次,也曾经有预想: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新中国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联合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或是中国社会党。当时参加座谈讨论的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李季、袁振英、沈雁冰、周佛海、刘大白、沈仲九、戴季陶、张东荪等。维经斯基向参加座谈会的人指出: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成为混乱局势;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話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革命。

 

他因势利导提出了组织共产党的问题,立即得到多数人的同意。但也有人表示异议。如张东荪“只参加过一次酝酿建立党组织的座谈会就退出了”,并且很快站在马克思主义对立面,挑起一场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大讨论。戴季陶最初曾表示同意,但后来就声明退出了,成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反共的国民党右派。其中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参加活动后不久也退出了。

 

7月,东亚书记处又在上海召开了“远东社会主义者会议”。陈独秀代表中国出席。会议再次强调在中、日、朝等国扩大共产主义宣传,迅速组建共产党的任务。7月19日,维经斯基在上海召开“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会议,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出席,大家坚决主张建立中国共产党。


四、在这里筹备党的一大


关键之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却坚守开创建党事业不动摇。几个月的酝酿,1920年8月,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在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确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初名为社会共产党,并起草了具有党章性质的党的纲领,共10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关于党的名称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意见,李大钊来信中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同意。最后,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这就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先后参加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林祖涵(林伯渠)、陈望道、李达、袁振英、沈泽民、周佛海、沈雁冰、杨明斋、李启汉、赵世炎、李季、刘伯垂等。陈独秀被推荐为书记。陈独秀去广州后,由李汉俊代理书记。1921年2月起,由李达代理书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渔阳里则是其始建之地。

 

曾经于上海多次参与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李达回忆“一九二0年夏季,中国共产党(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以后,经常地在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社内开会,……约有七八人,讨论的项目是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问题(当时在杨树浦组织了一个机器工会)。……但党的集会,一直是在老渔阳里二号举行的。”

 

当时为《新青年》等刊物撰稿的沈雁冰回忆:1921年春“陈(独秀)定居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我们的支部会议地点就在陈独秀家里。支部会议每星期一次,是在晚8点后开始。大抵是发展党员、发展工人运动,加强党的马克思主义学习等,除了各人自己阅读外,每周有次学习会.时间从下午2时到5时乃至6时。学习会采取一人讲解,大家讨论的形式,担任讲解者,李达和杨明斋。杨明斋是山东人,刚从苏联回来。他们临时编写的讲义稿有三种马克思主义浅说、阶级斗争、帝国主义。这都是随时编写随时讲授”。

 

为了指导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健康发展,上海发起组着力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活动。1920年9月《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改组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领导的社会主义刊物,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李汉俊、陈望道等也加入编辑部并成为编辑撰稿的骨干力量。改组后的《新青年》、刷新论语、通信、随感录等栏目,用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方向来引导读者。在《新青年》复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一文,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指名道姓地批驳了胡适和张东荪、无政府党人和上海资产阶级。随后,上海党组织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开展对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传播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全面性批判。同年8月及11月,又先后创办《劳动界》周刊与《共产党》月刊,从而大大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力度,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其中,《共产党》月刊第一次在中国树起了“共产党”的大旗,阐明了共产党人的基本主张。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首次亮相,作为举旗亮剑的首选之地,渔阳里功不可没,充分表明陈独秀经过执着追求真正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与之同时,上海“革命局”(又称革命委员会)的情报宣传部成立了俄华通讯社,向31家中国报刊提供关于苏俄的信息;其出版部拥有自己的印刷所,译载了海参崴提供的所有材料,还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及十数种小册子、传单等。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不是只代表上海地方性组织,实际上处于“中央核心或中枢”的地位,因此亦称中共发起组。按照陈独秀的部署,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立即行动起来。他们中的一批人,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发起活动后不久,离开上海,也带着到各地建立党组织的任务,如施存统、周佛海先后到日本;陈公培、赵世炎先后到法国;陈独秀、李季、袁振英、沈玄庐前往广州;李季随后又到欧洲;刘伯垂到武汉;另外陈独秀还对毛泽东进行长沙建党活动给予了直接的指导和帮助。这些人到各地后,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大都成为各地党组织的发起人。建党初期 ,毛泽东自始至终自觉地接受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 ,湖南的党组织建设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

 

从1920年秋至1921年上半年,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先进分子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的先进分子,相继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以上海渔阳里为中心,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通过制定《中国共产党宣言》,明确共产主义组织的宗旨和原则,上海发起组统一了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展成员的标准,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起到了指导和引领等无可替代的作用。


五、主持建党初期的主要工作


 中共“一大”闭幕后,马林对陈独秀作为共产党领导人在资产阶级政府中做官是不满的。尤其是他来中国这么长时间,陈独秀居然不来见他,简直不把共产国际和自己放在眼里,至于其他在上海的中共党员如李达等人,每当马林提出有关工作计划设想时,则托词等陈独秀返沪后再作决定而予以抵制。由于中共一开始就没有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鉴于这种情况,1921年8月马林在与张国焘商谈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时,再次表示要向中共提供活动经费,马林还要求张国焘立即编制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按张国焘的预算,“总共预计有30人按月领取生活津贴,每人约需20元至35元。这个机构全部开支及出版费用每月约需1000多元。”马林决定全部经费都由共产国际补贴,中共自己所筹集的经费可作为它用。但此后中共中央讨论此事时,决定把这“视为一个试行的草案,等陈独秀先生返沪后再作最后决定”,再一次拒绝了共产国际提供经费援助的要求。

 

马林碰了钉子后,急切地盼望能早日与陈独秀会面。为此,他曾专门召集张国焘、李达、包惠僧等人开会,讨论陈独秀回上海的问题。会上马林不满地说:“陈独秀先生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应当回到上海,尽到责任,不能由别人代替,国际上没有这样的先例。”于是,会议决定派包惠僧去广东接陈独秀迅速回上海主持党中央工作。马林对包惠僧说:“包先生,你要对陈独秀先生讲清楚,要他回上海,不仅是中国党的意思,也是我的意思。”随后不久,包惠僧就去广州接陈独秀回上海。船到上海,陈独秀回到渔阳里2号就任中共中央局书记。刚一上任,陈独秀就从李达那里得知马林不尊重中国同志,态度傲慢,擅自处理一些问题的情况,还听说马林曾公开表示“一年以来,第三国际在中国用了二十余万,而成绩如此,中国同志未免太不努力”。生性倔强的陈独秀立即驳斥说:“我们哪里用了这样多,半数是第三国际代表自己拿去住洋房吃面包,如何诬赖别人?”与此同时,陈独秀也责问张国焘:“你为何向马林提出劳动组合书记部计划和预算,……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的,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他还多次在党的会议上说:“我们没有必要事事都要依靠第三国际,听马林的。”在上述分歧尚未解决之前,马林依然自行其是,这进一步加剧了他与陈独秀之间的矛盾。当接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指示,在中国、朝鲜、日本选派代表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时,马林擅自派遣担任其翻译的中共党员张太雷赴日工作,并要张太雷别告诉党内其他同志。陈独秀对此事极为不满,藐视中共中央,他表示不与马林见面,并拟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代表职务。只是在张国焘的一再劝说下,陈独秀才勉强见了马林。在马林下榻之处,张国焘向马林介绍说:“马林先生,这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先生。”“欢迎,欢迎,陈先生,你终于回上海来了。”双方寒暄几句后,马林就用带有命令的口吻说:“陈独秀同志,你如果是真的共产党员,就应该听共产国际的。”陈独秀一听猛地站起来对马林说:“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目前也不需要国际的经济援助……”。马林气得无言以对,双方第一次会面就这样不欢而散。

 

李达曾经回忆说“九月间,陈独秀辞去广东教育厅长,回到上海来任中央局书记,他住在老渔阳里二号(他家住楼上的)。中央三人的集会,是在老渔阳里二号的楼下客堂,或厢房举行的。”“当时决定宣传工作,仍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由陈独秀自己主持。”李达编辑《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张国焘主持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中央局还决定成立人民出版社,出版15种共产主义读物。

马林出生于荷兰一个贫苦工人家庭,很早就因信仰社会主义而投身工人运动。曾经在爪哇从事过工人运动,有过统一战线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共“一大”后一听说共产国际有召集中国各个革命团体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消息,很快就萌生了联合并依靠民族主义力量的设想。

 

马林为什么如此热衷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呢?是与五四运动之后的友俄、师俄、联俄的社会氛围有关。一是服从于苏俄的国家利益。1920年初,为贯彻世界革命“东方战线”的构想,国民党是苏俄几经辗转后选定的重要战略伙伴。二是对“国际斗争经验”的移植。三是来源于对国民党的考察。能够“利用并从里面去控制它”。

 

马林很快就与上海的国民党人取得了联系,并积极谋求会见孙中山。1921年12月,马林得到孙中山的同意,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前往桂林孙中山大本营所在地,在那里停留了9天,与孙中山进行了3次长谈。随后,马林又进一步赴国民党的根据地广州访问,使他最终确定了要推动国共两党合作的想法。无独有偶,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列宁也向在莫斯科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国共两党代表表达了同样的意愿。此时就共产党方面而言,争取与国民党合作实在是大势所趋。

 

在桂林,孙中山明确告诉马林:他对苏俄革命的经验很感兴趣,但对中国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刻意模仿苏俄的做法不以为然。但当马林转过来建议中共中央移往广州,“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时,却遇到了阻力。得知马林将转而前往莫斯科做游说工作,陈独秀在4月6日给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中国问题的维经斯基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信。内称:其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其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其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仍属于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永无发展之机会。其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意见为荷。由此,可理解陈独秀具有革命者的前瞻性思维,真了不起,值得我们敬佩!

 

但50余天后,即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公开炮轰总统府,发动武装叛变后,中共中央很快就督令依靠陈炯明活动的广东共产党人站在孙中山国民党一边,甚至不惜为此开除了不听命的广东党的负责人。8月12日,马林急切的带着共产国际的上方宝剑匆匆赶回上海,马上拉上张太雷会见了张继,说明了共产国际的上述指示精神。然后即开始做陈独秀等人的工作。

 

为了等待北京的李大钊和张国焘到沪一同讨论,中共中央的会议被迫延至月底举行。在此期间,孙中山恰好因军事失利由广东退回上海,马林遂向孙中山转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与孙中山和张继等具体讨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及改组国民党的相关问题。孙中山当场表示赞成。

获得孙中山的赞同后,马林立即与李大钊、张国焘、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个别交谈。28日至30日,马林与中共领导人更集中到杭州西湖举行秘密会议。孙中山很痛快地表示愿意亲自接纳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等人入党。9月初,经张继介绍和孙中山“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后正式加入了国民党。随后,根据与马林商定的改组国民党的计划,孙中山很快指定陈独秀为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九委员之一,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有鉴于此,李大钊提出:“有条件的加入国民党和中共少数领导人加入国民党去为两党合作的桥梁,是实现第二次大会既定政策。”其次,马林也向与会人员强调,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要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后来,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也提到:“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张国焘在其回忆录里面也证实了这一点。

 

1922年1月,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召开。据张国焘回忆,“反对帝国主义”问题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被正式引入中国。实际上,正如郭恒钰指出的那样,是基于反帝斗争的“国共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人才缺乏,领导人身兼数职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陈独秀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仍要为《向导》等报刊撰写文章;蔡和森负责中共中央的宣传工作,主编《向导》,还曾兼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据学者统计,陈独秀是在《向导》周报上发表文章最多的人,共266篇。1922年9月13日,《向导》创刊号在上海发行,总发行所为上海老西门肇浜路蓝发里3号,每周三出版。中共机关报《向导》不仅成为对国民党批评的平台,更成为中共党人传播革命话语的喉舌。今天为人们所熟悉的那些革命话语,大多都出自《向导》周报的大力鼓动。陈独秀在《向导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一文中提到,“国民革命”代替“民主革命”口号成了全国普遍的口号,而“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已经深入民众了。因陈独秀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理念不动摇,即1922年他亲自起草,并且通过的“二大”之最高、最低纲领,作出最坚实的理论宣传。故表明《向导》在反对国民党右派、争取中派时发动了强烈攻势,《向导》周报在宣传鼓动、促进国民党改组与革命化等方面仍然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中共一大后,陈独秀返回老渔阳里2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除了主持开展中央日常工作外,主要就是筹备召开中共二大,提出党的(章程),探索制定中共初创时期的各方面的方针政策,完成党的创建使命。自1921年7月至1922年9月,老渔阳里2号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陈独秀主政于此,指挥并领导全国党的组织、宣传和工人运动。


   早在中共二大召开前夕,陈独秀就开始明确使用“半殖民地”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性质。1922年6月,他指出:中国“这些政治状况都是半殖民地的状况。不能算是独立的国家”“此等现状继续下去,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要日甚一日的,是要由现在半殖民地状况更变到完全殖民地状况的”中共中央文件首次写入“半殖民地”一词的,是在由陈独秀主持起草、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议会行动的决议案》,其中明确写道: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场和半殖民地”。

 

依据中央局工作安排,陈独秀是负责起草中共二大各种文件的主要起草人。他被中共二大推举为起草委员会负责人,与张国春、蔡和森共同负责起草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其他决议案。凝聚这些贡献的中共二大宣言和决议,既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陈独秀对中国革命与党的纲领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的集中体现。这不仅表现在它所制定的革命纲领以及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表现在它所开辟的许多新领域以及由此引出的其他命题,已成为中国共产党诸多思想理论、路线原则、方针政策,直至科学概念的梳理和研究过程中无法绕开的历史起点和思想源头。完全可以这样表述: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历史上,中共二大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关于“二大”参会代表,张国焘回忆中写道:“陈独秀、李达和我三个上届的中央委员是当然代表,蔡和森是留法中共支部的代表,高尚德是北京代表,包惠僧是武汉代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代表是施存统,此外还有一位上海代表、一位杭州代表,名字我记不起了,一共九人;非正式代表列席会议的有张太雷、向警予等人。”

 

由于陈独秀1921年、1922年两次在老渔阳里2号家里被铺,此事引起了当时中央的注意:需要加强保密和保卫工作,于是党的工作机构进一步隐蔽化,特别是对陈独秀,决定让他单独隐蔽起来,其住址不告诉任何人,并于1922年10月中旬将党中央迁往北京。至此老渔阳里2号作为中央办事地点的历史任务结束。

 

 

作者是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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