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任老通信,是那次合肥会议之后开始的。1997年10月30日,我随信寄了篇《从<惨世界>到lt;黑天国gt;:论陈独秀的小说创作》,请教任老。任老11月6日即给我回信。
大作,我看了。我很欣赏这篇作品。《惨社会》,我浏览过一遍,《黑天国》只看了个题目,说不清当时为什么没有读一遍的原因,也许是未署名(记不清了)。你的评论我认为很好,文笔也很好,不愧是中文系毕业的。我希望你今后仍然可花些时间从文学的视角去研究陈。对陈的研究领域一要拓宽,一要深,只要改革开放不逆转(这是不可能的,小的曲折也许难免)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对陈发生兴趣。这次在安庆认识你们几个年青(轻)人,我感到特别高兴。这种高兴的心情,是年轻无法体会的,我希望你们能组织起来,寻找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人),最好找那些有几分傻气的“书呆子”(即勿找急功近利者),大家能真诚合作做些事情。需要我出力,只要我能做到的,自当效劳。
2005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陈研专著《文人陈独秀》。在此书中,我给陈独秀定位为:首先是文化领袖,其次才是政治领袖,作为政治领袖他是个悲剧人物,作为文化领袖他呼吁的科学民主具有永恒的魅力。作为国内第一部从文化视角研究陈独秀的专著,《文人陈独秀》的问世,在学术界反响比较强烈。江苏省陈研会2005年10月9日为此在南京财经大学举办了高端学术论坛,任老欣然赴会发表了别具一格的讲话。他高度肯定拙著“为陈独秀研究开拓了一片新领域”,同时认为“把陈独秀定位为首先是政治领袖,其次才是文化领袖是比较妥帖的”。
《文人陈独秀》石钟扬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10月版
他指出:“当前关于陈独秀的作品约有三种:一是研究型的,先从资料入手,下功夫,这自然是非一日之功,也不是急功近利、为评职称而写作者所欲为的。二是看了他的著作,写出感想式的文章,其中也有好的论文,还有一些为陈打抱不平、情绪高昂的作品,这些都对‘陈研’有利,也许可以说是以第一种研究为基础的作品。三是戏说性的,其利害对比,一时说不清。石钟扬的《文人陈独秀》属于第一种类型的著作,是我欢喜,感到高兴的作品。尽管我对之略有不同看法,却并不影响我认定这部书是我近几年来见到的最好的一部”。
(任建树《陈独秀首先是文化领袖抑或政治领袖?》,《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1月)
“学术研究多是离退休后抢回来的”
2010年我们策划的纪念陈独秀诞辰130周年书画展,自然希望得到任老的支持。这年除频繁的电话之外,任老分别于2月1日、4月5日、7月12日、11月14日给我写信,主要是推辞写字,却愿为我们推荐合适的书家。其中7月12日信用双16开竖格旧纸,他破例以毛笔书写,申述他不善书的原因,其实即一幅甚佳的小品。信曰:
钟扬兄:
谢谢你在电话里盛情约我为书画展写几个字,我亦想为画展出点力做件事,可我觉着写字之事,是你找错人了。我是卢沟桥的枪声响起之后才进初中的,但不及一二月由于战事逼近,学校不得不南迁,此后又一迁再迁,进入伏牛山区。那时的穷,那时的难,且不说现在的孩子们,就是他们的父母甚至他们部分的爷爷奶奶也是难以想象的,哪里还有像样的毛笔,写英文字用的笔是当地产的细竹自制而成的。
你现在正儿八经地向我索讨“墨宝”,这使我感到既为难又好笑。前年搬家时,清理杂物,发现了一叠五十年代末的信纸,与其弃之如废物,不如借此涂鸦,见笑了。
我答应你的事,已办妥,即陈独秀外孙吴孟明先生写好了一首诗,现一并挂号寄上,收到后望告诉我。 敬礼
书画展诸事顺利、在宁诸友健康
弟 建树七月十二日
任建树先生信件手稿。
任老毕竟年迈,不良于行,他没出席《迟到的纪念》书画展(陈独秀130周年诞辰本在2009年,推迟到2010年纪念,故用此名),他却寄来一千块钱资助我们《陈独秀研究》(简报)。年底任老特寄来贺年片慰劳我。而我在编辑《迟到的纪念》画册时又过于死心眼,一味强调画册的艺术水准,竟没将任老、郭德宏等资深陈学专家之手札与作品放进画册。于今思之,深以为憾!
自任老不良于行,我只要到上海,他知道了定会召我去他府上畅谈兼小酌。这种机会毕竟不多,更多的是电话交流。先生念念不忘的是《陈独秀全集》的编辑与出版,这是他晚年最大的心愿。可惜此项工程迟迟难以启动,令人浩叹。每念及此,先生却自责他衰老无用,我则以他声音洪亮为由来“反驳”他,他总发笑说当年在中央大学唱过歌,落得一副好嗓子。与先生电聊是别样的享受。
2014年我也退休了。先生得信后多次打电话让我好好设计退休后的学术研究,说他们那一代多在运动中折腾掉好时光,学术研究多是离退休后抢回来的,让我退休后要把握好、多做点事。与社会上流行的一退万事休、好好玩玩之论调大相径庭。我铭记先生之嘱咐,退休后仍在有序地进行着学术研究,力争有个如先生充实的晚晴。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
任先生身材挺拔,初逢时节他就是一头银丝,纯洁到一丝不染。不管多大的会场,不管先生坐在哪里(主席台就更不用说),我都会一眼看到或望到先生,有时会用目光互致问候。先生儒雅的仪表中,书写着仁厚、稳健、坚毅的内涵。
与他同行的,往往有一位与之风格迥异的学者王观泉,他是黑龙江社科院的研究员,长期蜗居在上海亭子间苦熬,熬出了不少妙文,而双目也几乎熬得失明了。他不修边幅,墨镜下却渗出满满的艺术范。仅看书名《“天火”在中国燃烧》《人,在历史漩涡中》,就知道其充满着诗人气质。他没有任老好亲近,我也终与之结识,且从1997年11月起有不紧不慢的通信,我手里头也有他八九封信。除一二答疑信件,多为贺卡,很逗的是他的贺卡全是他手制的艺术品,弥足珍贵。
最感动我的是,观泉先生2005年5月13日将他的名著《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的校样寄赠给我。题字:“钟扬老弟存正,观泉二〇〇五年五月十三日”还慎重地钤上三颗印,并附有一封慷慨激昂的信。他有眼疾,兼龙飞凤舞,其字形同甲骨文,我好不容易“破译”出来。
观泉先生这部陈传,本是1991年应上海文艺出版社与台北业强出版社之约,以只眼之微光在放大镜下花了整整两年时间写成的。不敢说字字看来皆是血,两年辛苦确实不平常。但此书在国内辗转不能问世,让观泉痛苦不已。他将其校样与有关部门的审读意见及他对其之解读,一同寄我,让我保留了一份中国陈研史上珍贵的学术档案。谢谢先生对我的信任。
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也是“五四”精神领袖陈独秀诞辰一百四十周年。而这年对“五四”和陈独秀的纪念与研究都相当平静。
倒是相继走掉几位陈学专家,年初是“世纪老人”李老
(2月16日)
(5月12日)
(10月22日)
(11月2日)
岁月无情,历史存根。任老等陈学先哲之学术业绩将永留人间,传播着独秀精神,滋润着来哲之灵魂。
作者:石钟扬
编辑:徐伟、余雅琴
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