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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托派分手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一年时间，日寇的铁蹄从华北踏到华东。1938年6月，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又成为日寇进攻的目标，国民政府机关不得不匆忙迁往重庆。

在这一过程中，陈独秀已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胃病。然而，他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尤其是高血压带来的头晕目眩等不适，写出了一篇篇促人惊醒、催人振奋的文章。除此之外，与中国托派的论战也耗费了他相当多的精力。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托派临委不顾民族矛盾上升的形势，仍然主张“倒蒋反共”，他们将拥护国共合作的陈独秀斥之为“投机政客”，在会上会下对他进行口诛笔伐。

陈独秀非常不满托派临委的这种做法。1937年11月21日，在给陈其昌的信中，陈独秀表明了自己对托派的态度：

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人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

尽管如此，陈独秀对托派事业还是关心的，特别是对托洛茨基还是十分敬重的。而托洛茨基对陈独秀也是呵护有加。

1938年2月，托洛茨基再次致函李福林，催促他设法把陈独秀送到美国去。信中写道：

让陈独秀出来，无论对于他或对于我们，同样是很重要的他在第四国际中可以起片山潜"在莫斯科给第三国际所曾起过的作用——而且，我希望陈独秀还能比片山潜给革命事业带来更多的好处。"

托洛茨基的愿望最终还是落了空，由于种种原因，陈独秀没有离开中国。也就是从这时起，托洛茨基对于中国抗日战争问题的有关认识脱离了中国实际，成为陈独秀与托派分手的重要原因。

1938年，当国共两党正在为第二次合作进行谈判之时，托洛茨基领导的第四国际执委会书记局于这年8月作出《关于中日战争决议案》，表示反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反对国民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

根据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的指示，中国托派一面攻击国民党的抗日举动是为了达到“妥协投降”的目的，一面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向国民党“彻底投降”，“完全堕落为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扬言要给予无情的打击。

陈独秀对于托派的主张不能苟同。他知道，对于托洛茨基的敬重之情，不能代替政治原则问题。1938年11月，陈独秀写信给托洛茨基，全面阐述了自己对中国托派及其理论的看法。

陈独秀在信中说，中国托派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有些人认为任何时期任何事件任何条件下都不能与其他党派合作。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需要联合全国力量一致对外的情况下，托派干了些什么呢?

有人讥笑“爱国”这一名词。甚至有人认为此次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有人认为工人参加战争是替资产阶级当炮灰。他们认为谁要企图同共产党、国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谁便是堕落投降。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史大林派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声即同情于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的究竟是谁。从开战一直到今天，这样状况仍旧继续着，不但无法获得群众，简直无法和群众见面，因此使他们的意识更加窄狭，竟至有人造出一种理论说：一个革命党员，社会关系越简单越好。

陈独秀接着气愤地指出：

“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

此时，陈独秀已明确意识到，对托洛茨基的理论应该重新评价。12月23日，他在给郑学稼的信中表示：

“列·托之见解，在本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论理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

陈独秀终于在思想上与托派彻底决裂了!他公开表示：今后不再属于任何党派，只代表他个人。至于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要在新斗争的分分合合中决定。

二、不能把一切归罪于斯大林

陈独秀与托派的决裂，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同托派在对斯大林评价上的分歧。

陈独秀对斯大林的认识，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大革命失败后，他对斯大林拿他做替罪羊十分不满，故而对斯大林充满了怨恨。他之所以投入托派的怀抱，这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从1932年被捕入狱开始，随着政治风雨的洗涤和人生阅历的增加，陈独秀对斯大林的认识开始超越个人的恩怨，上升到一个理性阶段。

随着对苏联有关问题的分析不断加深，他对斯大林的认识也由最初的朦胧混沌到最后的清晰明了。

陈独秀是民主的斗士。他早年发动新文化运动，是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到了晚年，他仍然倾心于民主，向往在中国能够实现真正的民主。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相比，他此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反民主性的理解更趋于理智。他曾在《孔子与中国》这篇文章中写道：

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孔子的礼教，是反民主的，人们把不言神怪的孔子打入了冷宫，把建立孔教的孔子尊为万世师表，中国人活该倒霉!

也是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讲到了民主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民主可以激扬人们的热情，解放人们的思想，唤起人们的爱国情感。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孔子的礼教不废，人权民主自然不能不是犯上作乱的邪说：人权民主运动不高涨，束手束足意气消沉安分守己的奴才，那会有万众一心反抗强邻的朝气。

陈独秀是从探讨民主的问题入手，开始接触到斯大林独裁这个敏感话题的。

起初，陈独秀只是注意到，自从1924年列宁逝世以后，随着联共(布)党内斗争不断激化，斯大林个人独裁现象在不断加强。他认为，这与十月革命的精神是相矛盾的。1936年，苏联开始大清洗。到1938年，苏联众多的党政军领导人、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平民百姓被逮捕、监禁，甚至杀害。陈独秀从各种渠道得知这些令人震惊的消息后，更加关注苏联的民主与独裁问题。

1939年9月，陈独秀得知一个惊人的消息：这年8月，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依照这个秘密协定，9月17日，苏联红军开始大举入侵波兰。

在一个无月的黑夜，陈独秀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失望和愤怒之情，提笔疾书长诗《告少年》。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伯强今昼出，拍手市上行。旁行越邻国，势若吞舟鲸。食人及其类，勋旧一朝烹。黄金握在手，利箭腰间鸣。二者唯君择，逆死顺则生。高距万民上，万民齐屏营。有口不得言，伏地传其声。是非旦暮变，黑白任其情。云雨翻覆手，信义鸿毛轻。为恶恐不足，惑众美其名。举世附和者，人头而富鸣。"

陈独秀在诗中将矛头对准了斯大林。但他并不同意托派的观点，不同意把苏联所作的一切过错都归到斯大林身上。他认为，苏联成了这个样子，不能仅仅从斯大林个人品质或“独裁野心”上找原因。

陈独秀在诗中将矛头对准了斯大林。但他并不同意托派的观点，不同意把苏联所作的一切过错都归到斯大林身上。他认为，苏联成了这个样子，不能仅仅从斯大林个人品质或“独裁野心”上找原因。他指出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出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了独裁制….

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在谈到苏联的政权性质时，使用了“无产阶级独裁制"，而不用“无产阶级专政”，用陈独秀的话来解释，就是：

“‘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陈独秀将苏联的政权称之为“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认为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

陈独秀还探讨了苏联独裁制产生的根源。他认为：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抛弃了民主，选择了独裁，乃至“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

陈独秀想不通，苏联已经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为什么还要强化“专政”的功能。

他指出：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有国有大工业、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手，足够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用不着拿独裁来代替民主。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列宁当时也曾经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然而太晚了!”

1940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关键的一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一时还看不出胜利的希望。平民百姓在饥寒交迫中无望地挣扎着，达官贵人也过着忐忑不安的生活。在这生存危机之下，人们最关心的，是中国如何摆脱被侵略、被践踏的命运。然而，谁也不曾想到，在四川江津一个偏僻的石墙院内，却有一个人在为自己国家的命运焦虑担忧的同时，还在关心着另一个国家的命运。

对于一个居于乡村陋舍、重病缠身的六旬老人来说，能够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如此振聋发聩的见解，确实令人惊叹!陈独秀的上述见解，直到他死后好多年，才有人作出回应。

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揭露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从而震惊了全世界。当年的11月11日，南斯拉夫领袖铁托在普拉发表了著名演说。他提出，斯大林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制度问题，斯大林现象是“一种制度的产物”，这“不仅是个人迷信问题，而是一个使个人迷信得以产生的方法或实践问题”。铁托认为，产生个人迷信的根源，在于官僚的机构和领导方法，以及忽视劳动群众的作用和愿望。”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邓小平还指出：

“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三、落寞地死去

陈独秀的病体到1942年春，就再也支撑不住了。但这位至死不渝的爱国者，仍然牵挂着中华民族的命运。他强忍着病痛的折磨，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后两篇文章：《再论世界大势》、《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从而使他的生命之火最后绽放出两朵灿烂的红霞。

陈独秀是个民主的斗士。他一生为民主、自由而斗争，此时仍然关心着民主、自由的命运。当时尽管反法西斯战争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有许多健康的人已经丧失了取胜的信心，而陈独秀这位将不久于人世的病翁，却不相信法西斯会统治全世界，在最后的文章中，他坚信：民主、自由一定能够实现!

陈独秀是个至死不渝的爱国者。他一生为祖国的命运而担忧，此时仍然牵挂着被日寇铁蹄践踏下的中国将走向何方?

在最后的文章中，他提出：

在今天，落后民族无论要发展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都非依赖先进国家不行。在资本帝国主义领导的国际集团内，落后国将被吸引着被强迫着和领导国全面合作，即此不平等的合作，也能给集团圈内的各落后民族和领导国的劳动人民相互结合的机会，这便是帝国主义强盗自己造成推翻自己的被强压迫者之大结集，没有任何民族主义的英雄能够阻止这一国际集团化的新趋势；而且被压迫的民族，也只有善于适应这一国际新趋势，将来才有前途。”

在战火纷纷的年代，许多人只想着如何躲避灾难、养家糊口，而陈独秀却在穷乡僻壤的石墙院内为国家担忧、为民族担忧、为世界的未来担忧。这是何等高尚而博大的政治情感啊!

有人说，陈独秀晚年“政治失意，退避三舍，守望书生气节”。

但是，陈独秀生来就是一个政治家，他的骨子里浸透着的是政治，血液里流淌着的是政治。他无法放弃对政治的思考，只有在政治的思考中他才能感到生命的存在、品味到人生的价值和乐趣。他晚年依旧保持着政治家的角色和政治家的眼光。

1942年5月，陈独秀的病情急剧恶化。17日至25日，他曾三度昏厥。27日晚9时40分，陈独秀在病痛和孤寂中与世长辞，终年64岁。

四、对于陈独秀的评价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只有一个人，从其闻名于世至今，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没有被人们遗忘，无论是作为领袖，还是作为“叛徒”，这个人就是陈独秀。他生于1879年10月9日，逝于1942年5月27日。

从1915年开始创办《新青年》，陈独秀便成为中国思想界独领风骚的人物。是他，张起“民主”、“科学”大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明星；是他，鼓动革命风潮，成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还是他，以推翻黑暗统治为己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五任总书记；又是他，在对斯大林派失望之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国托派领袖。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他向世人宣布：“今后不再属于任何党派。”

陈独秀是一个特立独行之人。他曾这样表白自己的原则：

“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对又不错的话。”“我只注意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

陈独秀是一个坦荡率真之人。

鲁迅曾这样比喻：“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是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陈独秀是一个刚直不阿之人。

章士钊曾如此评价他：“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路。”

正是陈独秀这些鲜明的个性和起伏的经历，近一个世纪以来，不断吸引着人们来探究他的生平，领略他的风采，感悟他的精神。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