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陈独秀与苏曼殊翻译《悲惨世界》时，译文从第七回起突然增加了原著中没有的一个故事：男主角“立志要铲除人间一切不平”……

　　“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到各国，查看一番。”

　　在《说国家》一文中，陈独秀本来说要“去到各国，查看一番”，事实上，他一生只去过一个海外国家——日本。

　　1901年至1914年，为寻求救国之路，陈独秀曾先后五次东渡日本。虽然每次时间都很短暂，但综观陈独秀的一生，赴日是他思想启蒙的重要历程。

　　自学外文用心之深

　　1897年7月，18岁的陈独秀第一次离开家乡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到南京参加江南乡试。他目睹了甲午战争之后南京的满目疮痍，希冀变法图强。但随着康梁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沙俄出兵侵占东北三省，陈独秀猛然惊醒，不再相信变法维新，转而决定到先进的国家去探索强国富民之路。

　　关于陈独秀赴日求学，《陈独秀传》的作者唐宝林对《环球》杂志分析说，除了经济和方便之外，当时有关各国先进学说的图书，在日本都可以读到。而且日本本身是一个由落后迅速转变为强盛的样板。在这里，已经可以满足陈独秀寻求救国之路的愿望了。

　　与清政府的派遣留学生不同，陈独秀是自费留学日本的。陈独秀五次留学日本，没有留下系统的资料。学什么科目、成绩如何，经过中日学者几十年的考查，都不甚清楚。

　　“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他进入某一所日本学校，都是象征性的，除学一点日、英、法等外文外，主要是找原著或日人译介的西方社会科学图书进行自学，不为学校的规定所拘束。”唐宝林说，“这是他从小养成的性格，追求独立自由发展。他是自学成才的典型。所以，他后来推行教育革命时，特别强调学生的自学精神，重视社会教育和图书馆事业。”

　　去日本留学前，陈独秀一点日语也不懂，更不要说英语和法语了。因此，他在日本十分注重外语的学习。

　　1901年10月，他第一次赴日本，先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补习日语，后入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学习；1907年春，他第四次赴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专攻英语，随后又到早稻田大学学习西欧文化；1914年7月，他第五次赴日本，在东京雅典娜法语学院进修法语。

　　“以陈独秀的天赋和他力求创新的学习、研究方法，不论哪门学问，只要被他用心关注，必然成绩优异而且总有独到见解。”唐宝林介绍说，1910年，陈独秀在国内时，竟然为当时著名的群益书社编辑出版了一部《模范英文教本》(四册)，“可见他英文学习用心之深。”

　　其实在日本期间，陈独秀不只英文学得好，后来对法文的学习也颇为用心。他于1915年创办的《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为《新青年》)的封面上，就使用了法文“LA JEUNESSE”(青年)字样。

　　与苏曼殊“乱译”《悲惨世界》

　　苏曼殊与陈独秀翻译英文版的法国名著《悲惨世界》时，中文译文从第七回起突然增加了原著中没有的一个故事：

　　主人公姓明名白，字男德(取“难得糊涂”之意)；配角是“范桶”(饭桶)“吴齿”(无耻)“满洲苟”(影射汉族官僚)等。这些人物的冲突故事中，男德是一个“立志要铲除人间一切不平的有志青年”，他声称，“我想教这个人间苦难的责任，都在我一人身上……”

　　关于苏、陈二人“乱译”《悲惨世界》，在唐宝林看来，他们并不把这件事当作一件纯文学的工作来做，而是将其作为一个宣传革命思想的载体。“男主角说出许多宣传革命的话，自然表现了译者(实为添加故事的作者)自己的志向。”

　　苏曼殊的父亲是旅日侨商，母亲是日本人(另一说他母亲是中国人黄氏，日本人非其生母)，1884年生于横滨，6岁时回归原籍广东香山，1898年因家道中落，重返日本。

　　“苏曼殊一生漂泊，没有父母的疼爱。有人说苏曼殊与陈独秀因此有共同的‘仇父情结’。”唐宝林解释道，因为婚姻、爱情与革命，陈独秀与嗣父决裂，最后还“拒认家产”。苏曼殊则在1904年父亲病重、去世时拒不探望、拒奔父丧。

　　苏曼殊还曾深爱过一个日本女子，但未成功。陈独秀的第一次婚姻也不幸福。因此这方面两人也是同病相怜。

　　“这些都是使二人成为莫逆之交的重要因素。”唐宝林说。1906年暑假，陈独秀还曾陪苏曼殊回日本省亲，二人一同旅游。

　　而二人的相识是在1902年，当时恰逢陈独秀第二次赴日求学，苏、陈等人共同发起过“青年会”。

　　苏曼殊绝顶聪明，通英文、日文和梵文，但汉文根基不好。他很喜欢雨果的《悲惨世界》，决定将其翻译成中文，并连载于上海的《国民日日报》上。连载时，书名译为《惨社会》，作者译为“嚣俄”。

　　由于当时苏曼殊汉文根基很差，陈独秀常字字句句地为苏曼殊指点。柳亚子在《苏曼殊全集》中称，“曼殊就因独秀的影响，而启示了自己的天才，成为一个超绝的文人了。”后来，苏曼殊因《国民日日报》停刊而去了香港，陈独秀就把《惨社会》从第十一回下半回续译到第十四回，书名改为《惨世界》。

　　唐宝林说，陈独秀在日本比较深刻地接受了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特别是法兰西的“天赋人权”学说，即人人应有“独立自主的人权，自由平等的权利”，也就是民主思想。这是他后来发起新文化运动的基础。

　　教训学监姚文甫

　　1901年，陈独秀第一次到日本后不久，就加入了中国留日学生进步组织“励志会”。

　　当时的励志会分裂为两派：一派是以曹汝霖、章宗祥为代表的鼓吹君主立宪的稳健派；另一派是以张继、秦力山为代表的倾向于民主革命的激进派。激进派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理论武器，鼓吹天赋人权、平等自由，陈独秀深受其影响。唐宝林说，“这是陈独秀后来发起新文化运动最早的启蒙。”

　　后来，由于两派斗争激烈，陈独秀与张继退出励志会。

　　陈独秀于1902年3月回国，与热血青年何春台、潘赞化、葛温仲、张伯寅、柏文蔚等人一起，在安庆姚家口北的藏书楼发起演说会，拉开了安徽省近代革命的序幕。他们模仿东京留学生的做法，在张伯寅家组织了一个“青年励志学社”。

　　社员每周聚会一次，展示读书笔记，交流读书心得体会，发表对时局的看法。他们还每周进行一次军事训练，由张伯寅的弟弟张仲寅用英语呼喊排操口号。陈独秀还准备创办《爱国新报》，“其宗旨在探讨本国致弱之源，及对外国争强之道，依时立论，务求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

　　一系列的反帝爱国活动，使陈独秀遭到了清政府的通缉。1902年9月，陈独秀被迫二次东渡日本，进入了当时中国留学生学军事的热门学校——成城学校陆军科。此间他结识了一大批激进的革命志士，如章太炎、邹容、蒋百里、苏曼殊、刘季平、汤尔和等，与他们一起成立了“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的“青年会”，成为“日本留学生中革命团体之最早者”。

　　当时，清政府所派湖北留日学生的监督姚文甫，无理压制学生正当权利，并阻挠学生学习军事。

　　1903年3月31日，陈独秀与张继、邹容、翁浩、王孝慎等人一起，以姚文甫生活腐化堕落，强占老师之妾，败坏中国人的声誉，有损国格人格为由，闯入姚家，说要砍掉姚的脑袋。姚求饶。邹容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于是，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以抒发“割发代首”之恨。他们警告姚文甫：“你赶快回国，别留在这里给留学生丢人，你要不走，我们总会要你的命。”然后他们还把姚的辫子挂在骏河台留学生会馆的屋梁上，上书“禽兽姚文甫之辫”，使姚威信扫地。

　　姚文甫作为朝廷命官当然不服，他向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控告，随后蔡照会了日本外务部。于是，陈、张、邹等人被日本政府强行遣送回国。

　　《甲寅》激战

　　“他们一回到上海，便立即投入到更加广大和激烈的革命风暴之中。”唐宝林说，“就这样，陈独秀完成了从‘康梁党’到‘革命党’的转变。”

　　1907年春，陈独秀因进行革命活动再次被迫逃到日本，进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文。这一次，陈独秀在日本曾与“同盟会”成员章太炎、张继、刘师培过往密切，但他一直没有参加“同盟会”，而是参加了由章太炎、陶冶公等中国人、幸德秋水等日本人、保什等印度人发起的“亚洲和亲会”。该会明确宣布：“本会宗旨，在反对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但是该组织成立后没有什么活动。

　　陈独秀这次在日本时间较长，约有两年半，除了在校学习外，主要是与章太炎、刘师培、苏曼殊等人切磋中西学问。

　　1909年九十月间，陈独秀因兄长在沈阳病逝回国料理丧事。

　　回国后，辛亥革命期间，陈独秀参加了浙江和安徽的革命运动。1913年孙中山领导的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流亡上海。1914年7月，陈独秀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东渡日本。

　　这段时间里，他在日本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期间自己也写了不少诗文，总结革命屡遭失败的原因，并探讨新的救国之路。

　　其实，陈独秀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而“独秀”是他的笔名。1914年11月10日，他第一次用笔名“独秀”在《甲寅》上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

　　文中，他批评了当时国人只有传统的盲目的“爱国心”，没有建立近代国家的“自觉心”。近代国家观是“为国人共谋幸福的团体”，而当时的袁世凯政府，对外屈膝卖国，对内残害人民。这样的国家“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中国人当时只知侈谈爱国，没有建设近代国家观的自觉性，这种素质，必然导致亡国灭种。

　　此文一出，立即引起全国舆论大哗。很快有十几封信投向《甲寅》，斥诘陈独秀是“狂徒”“不知爱国，宁复为人”。

　　《甲寅》创刊以来，从未受到如此大的冲击。章士钊要求陈独秀亲自作答，陈却不予理睬。但是，数月以后，袁世凯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等事件的发生，惊醒了国人。包括梁启超和李大钊在内的许多人对于陈独秀的观点，由原来的谴责、抗议，转变为接受和推崇了。

　　1915年5月，《甲寅》移至中国国内编辑出版，同时，陈独秀妻子高君曼在上海发病，数函催返。陈独秀于6月中旬回国。

　　《甲寅》激战过后，陈独秀经过几个月的思考，也找到了提高国民“自觉心”的具体办法。他对挚友汪孟邹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于是，更有了1915年的《青年杂志》。从此，人们不再知道他叫“陈仲甫，陈乾生”，只知道他叫“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