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陈独秀资料，主要有三个来源。

其一，得自李银德先生，李银德先生今年八十九高龄，大家都以李老尊称。李老是原安庆市委党史办主任，担任过安徽省、安庆市陈独秀研究会副会长，主编过《陈独秀著作选编》《陈独秀诗词选集》《陈独秀学术研究通讯》。李老送我的书刊数十件，其中1981年编印的《陈独秀研究参考资料》殊为难得。

其二，是张皖莉、房学蓬两口子送的。1983年，我和张皖莉同在一家企业的科技情报室。张皖莉的先生房学蓬是安庆书画院院长，我近水楼台先得月，吃了不少“白食”。除了院长的“墨宝”，我还得到了一箱特殊的“宝贝”---陈独秀研究资料。

这些资料的原主叫张君，是一位参加过新四军的老干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张君是安庆市图书馆馆长、也是安庆市陈独秀研究的开启者。最早的《陈独秀诗选》，就是张君、房学蓬共同编印的。张皖莉、房学蓬伉俪，是张君的女儿和女婿。

第三个来源，靠的是“自食其力”。不花钱的，来自图书馆、电子图书数据库，然而花的时间和精力，却是钱买不回来的；需要花钱的，是旧书网和拍卖会。不过有时候，钱真花不掉。网上曾挂过一本陈昔凡题耑的文集，我单下了、款汇了，店主却以找不着为由撤了单、退了款，让我捂着钱包，惆怅了许久。

2013年3月，在山东德州弘文团队的拍卖会上，有一套亚东书局四卷本《独秀文存》。这是一场小拍，仅有目录而无图录。那时侯微信没火、高铁没通，只能转车赶场子。

我马不停蹄的赶到德州，在预展上见到了这套《独秀文存》。虽然都是亚东书局的，不过四卷中的第三卷，开本略小，显然不是同一个版本。首卷中有蔡元培的序，序文如下：

二十五年前，我在上海警钟报服务的时候认识陈仲甫君。那时候，我们所做的，都是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我所最不能忘的，是陈君在芜湖，于同志数人合办一种白话报，他人逐渐的因不耐苦而脱离了，陈君独力支持了几个月，我狠佩服他的毅力和责任心。

后来陈君往日本，我在欧洲，多年不相闻问。直到民国六年，我任北京大学校长，与汤君尔和商及文科学长人选，汤君推陈独秀，说独秀即仲甫，并以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问明陈君住址，就到前门外某旅馆访他，他答应相助。陈君任文科学长后，与沈尹默、钱玄同、刘半农、周启民诸君甚相得，后来又聘到已在新青年发表过文学革命通讯的胡适之君，益复兴高彩烈，渐渐儿引起新文化的运动来。

后来陈君离开了北京，我们两人见面的机会就狠少，我记得的止有十五年冬季在亚东图书馆与今年在看守所的两次。他所作的文，我也狠难得读到了。

这部文存，所存的都是陈君在新青年上发表过的文，大抵推翻旧习惯创作新生命的态度，而文笔廉悍，足药拖沓含糊等病，即到今日，仍没有失掉青年模范文的资格，我所以写几句话，替他介绍。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四月蔡元培

末卷有版权页，注明此册为1934年3月发行的第十版。《独秀文存》从1922年11月到1934年3月的十二年间，亚东书局一共发行了十个版本，此版为终结版。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1933年4月，陈独秀被南京江宁地方法院判处13年徒刑。就在此时，蔡元培专程赶到监狱看望了陈独秀，并为《独秀文存》第九版写了序文。蔡元培目的有二，一是通过序言的影响扩大发行量，为陈独秀提供经济上的支持；二是重申自己和陈独秀旧交，为陈独秀提供道义上的声援。

蔡元培在序言中，用了“廉悍”二字，此典出自《柳子厚墓志铭》：“儁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蔡元培借韩愈之口，将陈独秀的文章比之于柳宗元。序中还提到了汤尔和，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得力于汤尔和的举荐，而陈独秀出走北大，也拜这位汤尔和所赐，蔡元培旧事重提，就是想做和事佬。其实，陈独秀和汤尔和的是是非非，无关私德，在乎信仰。

一年后，一定是畅销的缘故，亚东书局发行了第十版《独秀文存》；一年后,或是蔡元培、章士钊众人的奔走，陈独秀被改判八年徒刑。我想，此时此刻，陈独秀一定是有感知的。1940年，偏于江津的陈独秀，得知蔡元培去世，作了一篇《蔡孒民逝世后感言》，其中写道：

一般的说来，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很倔强的坚持着……他从不拿道德向人说教，可是他的品行要好过许多高唱道德的人。

看来，陈独秀视蔡元培为知己、为君子，才有了这番发自肺腑的感言。

拍场上的亚东书局四卷本，虽有版本上的瑕疵，我是不在意的，就像偶尔作些打油诗，管它什么对仗平仄。或是行家看不上，或是八年前的红色文献，就没现在这么火，仅仅一个起拍价，这套亚东书局的《独秀文存》，与我便是“抱得美人归”了。

回来以后，我在摩挲之间有了新发现。除了补配的第三卷，每卷正文的首页都盖有“南京安徽中学图书部”的印章，封三的内页还贴有借书卡的插袋，原来这套《独秀文存》，是南京安徽中学校的旧藏。

南京安徽中学始于1904年，当时叫安徽旅宁中学，创办人是安徽歙县的汪鞠友，而陈独秀和这位汪鞠友竟有两代的瓜葛。陈独秀17岁写《扬子江形势论略》，汪鞠友的父亲汪宗沂是安庆敬敷书院的山长；1911年辛亥革命的前夜，陈独秀写下著名的《存殁六绝句》，其中“汪叟剧谈骋古今，论才恸惜老成心”，就是追忆汪宗沂这位老前辈的。

汪鞠友是汪宗沂的次子，光绪二十年（1894）举人。可是此子偏偏不走寻常路，和柏文蔚、赵伯先、江彤侯一起，在南京组织强国会。1905年，秀才陈独秀也不走寻常路，和柏文蔚、常恒芳在芜湖成立了岳王会。强国会、岳王会都是以推翻满清、抵御外侮为目标的进步社团。1912年，清帝逊位民国伊始，柏文蔚出任安徽都督，陈独秀任都督府秘书长，汪鞠友为省议会参议员。

南京安徽中学，坐落在南京的白下路。同治十二年（1873）的时候，叫上江考棚，是安徽学子到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地方。光绪二十三年（1897）八月初七,18岁的陈独秀，和大哥、大哥的先生、大哥的同学和先生的几位同学，从安庆来到这里，参加了陈独秀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乡试。

37年后，陈独秀被关押在南京的大牢里。陈独秀在大牢里写下了《实庵自传》，第二章写的就是江南乡试，结尾是这样的：

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魔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

五月的一天，我和李银德先生一起来到独秀园，看着络绎不绝的拜谒人群，我倏的想起和独秀先生关联至深的这套《独秀文存》。倘如把独秀园的展橱作为它的归宿，那与墓冢不过百武之遥。独秀先生要是感知，会不会把只写了两章的《实庵自传》，接着写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