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着一颗虔诚的心，我来到了景仰已久的陈独秀先生墓园。先生的墓园座落在安庆郊区叶家冲一树木稀疏的山林之中，面积不大，方形，周边为汉白玉栏杆，中间为隆穹状坟冢，冢前立有一碑，碑上刻有“陈独秀先生之墓”七个字。

时值五月，序交仲夏。正值旅游旺季，别的景点游人如织，络绎不绝，而先生的墓园却冷冷清清，少有人来。墓园周围草木葱茏愈发衬托出墓园的寂寥与凄清。

我久久地伫立在先生的墓园前，心中隐隐地感觉到痛。

眼前这一简陋之至（甚至比不上浙江温州那些暴发户的墓地）的墓园与先生的生平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位1915年创办《新青年》、首擎“民主”与“科学”大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一个未曾出席中共一大却被全票推选为中央局书记，并随之连任五届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一个曾叱咤风云、让万众景仰的历史巨人，如今却静静地躺在这近乎荒凉的墓园里。

先生自弱冠之年始，即怀拯世济民、振兴中华之壮志，为反抗封建专制，反抗帝国列强，反抗北洋军阀而奔走呼号。一生七次被通缉、五次被捕入狱。即使在狱中，也不为强权所折服，依旧傲骨铮铮，大义凛然。

然而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却受到缺席批判。1929年又被自己亲手组建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解除了总书记职务。1938年随着康生的长文《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发表，先生又被自己亲手组建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扣上了“托派匪徒”和“日本间谍”两顶“帽子”。

对此泼粪栽赃之举，周佛海、段锡朋等当时一批与先生政见迥异的社会名流也纷纷为先生鸣屈声辩。先生自己也在当年3月18日写了一封《致新华时报公开信》，拟为自己置辩，然而却未予刊载，致使沉冤不洗。尽管被自己亲手组建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开除了党籍，解除了职务，并定性为“托派匪徒”和“日本间谍”，但先生从未发表过抨击中共中央的言论。其间，有彭述之等人极力主张先生再立一党，先生也婉拒之。由此，足见先生的胸襟和志向，非常人能望其项背的。

鉴于先生的影响力，当时国民党一些要人也频频向先生示好，但身处厄境的先生却不阿权附贵，仍致力于反蒋反内战。因此，又迎来了先生的第五次牢狱生涯。

当先生称自己是一穷措大，无钱聘律师时，章士钊、郑毓秀、彭望邺、汪有龄、吴之屏等一批名律师自告奋勇为其义务辩护。在章士钊为先生辩护时说道：“先生为托派，托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托派应有功于国民党”时，先生即起声明，“章律师辩护词纯系其个人意见，并非我本人之政治主张，我之主张则以我之《辩诉状》为据”。为了政治主张，头颅和身家性命是可以在所不惜的，足见先生之傲骨。据说，当时旁听席上立即响起了“革命家、革命家”的赞誉声。

先生晚年，因有国内外知名人士的营救，才得以脱离狱中生涯，但生活却极端困窘。蒋介石、朱家骅等当时政要纷纷以重金馈赠，先生也拒之不受，最后因贫病交加，客死江津。

当先生灵柩从江津返回故里，安葬叶家冲时，甚至都不让立碑留名。文革时，先生的墓碑居然被农户移进猪圈作为门槛。其后，又重新立碑，碑文也一改再改，从“陈独秀墓”到“陈独秀先生墓”，墓园也稍作修葺。

    夕阳西下了，我依旧伫立在先生的墓前，回想着先生一生如此坎坷，胸襟却如此坦荡。正如先生在狱中题赠刘海粟一联所云，“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时间如浪，历史是金，浪淘沙去始现金。我默默地祈祷着，给先生一个公正的评价吧，还先生一个本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