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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主张“国民革命”的缘起和缘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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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德伟 |
摘要：
1922年9月，陈独秀提出了一个用以代替“民主革命”的新口号——“国民革命”。陈独秀此举的重大意义，在于揭开了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的序幕。但他提出“国民革命”的原因及思想根源，至今尚没有深刻的揭示。实际上，陈独秀提出“国民革命”的动因，是为适应国共党内合作的需要。他一方面要解释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合作方式并非与资产阶级合并，另一方面又要把共产国际要求的“民族革命”与孙中山主张的“国民革命”密切结合起来，以便把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引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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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陈独秀 国民革命 民族革命 孙中山 国共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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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9月20日，在《向导》周报第2期上，陈独秀发表了题为《造国论》的政论文，首次提出进行“国民革命”的主张。他说：“英雄时代、贤人政治时代都快过去了”，而“无产阶级的革命时机尚未成熟”，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时机是已经成熟了” [1](p207-209)。对陈独秀提倡“国民革命”并赋予之新内容，使之成为各革命阶级共同口号的重要意义，已有几篇文章做过论述①。但对陈独秀主张的“国民革命”的缘起和缘由，即陈独秀的“国民革命”主张是从何而来？为何主张？至今尚没有见专门的论述。而认清“国民革命”主张的缘起和缘由，有助于全面了解中共在“民主革命”、“国民革命”、“民族革命”主张上的演变及陈独秀思想的变化，了解中共在国民革命论指导下进行的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
一、陈独秀倡导国民革命的原因分析
“国民革命”口号，是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理论探索后，为适应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来实现国共合作的特殊需要，继“民主革命”而提出的纲领性口号。
1921年中共创立时，对自己在现阶段的革命使命并不清楚，体现在中共一大文献上的，是泛泛的“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 [2](p3-5)这样的纲领，是照搬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的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使命，并不能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经过不懈的探索，在列宁和共产国际二大有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指导下，1922年7月，中共二大正式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通过了相应的民主联合战线决议。决议指出：“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因为在事实上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够打倒公共的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至此，中共摆脱了进行“推翻资产阶级”革命给自身带来的脱离现实的尴尬，理直气壮地表示：“我们共产党不是空谈主义者，不是候补的革命者，……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2](p64-66) 而“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正的民主派”的，只有国民党[2] p37。与国民党的合作也就成了当务之急。
对与国民党的合作，中共二大设想的是党外合作，是准备邀请国民党及其他革命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建立联合战线。中共一再强调，对民主派“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2](p65)，合作“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2](p114)。可是，中共的这一决定，却被再度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指斥为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左”倾幼稚的表现[3](p238)。8月底，马林召集中共领导人在西湖秘密会议，“提议加入国民党组织”。中共与会的5名中央委员“一致反对此提议”，认为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马林声称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的决议，“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4](p351)
可以看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合作方式，在中共许多人的眼中是类似于“合并”的方式，是与二大决议不一致的。为了不与二大决议矛盾，陈独秀只有改变此前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正的民主派”的观点[2](p37)，接受马林提出、并被共产国际封为正统的对国民党性质的分析，即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5](p15-17)。在与《造国论》同时发表的《国民党是什么》一文中，陈独秀公开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政党”，“因为他的党纲所要求乃是国民的一般利益，不是那一个阶级的特殊利益。党员的分子中，代表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和无产阶级的工人几乎势均力敌。”[1](p210) 陈独秀的言外之意就是说，国民党本身就是一种各革命阶级联合战线的组织，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正是“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的体现。他用这个新观点，成功解释了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非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合并。问题是，如此一来，二大时认为国民党进行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的观点，就显得难以自圆其说了。一个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欲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党，怎么能说不是资产阶级政党呢？可共产国际已经把国民党定性为多阶级的联盟，摆在陈独秀和中共面前的，就只有重新解释国民党的革命，淡化其资产阶级性质。于是，陈独秀从孙中山的主张中找寻，从马列主义的理论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中找寻。他找到了“国民革命”，用“国民革命”代替二大提出的“民主革命”口号，代替共产国际主张的“民族革命”口号。虽然陈独秀也承认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已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资产阶级的性质。对此，他说得很明白：“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决没有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可能”，所以改用“国民革命”[6](p79-80)。
事实上，在此之前，已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的陈独秀，曾对用“国民”作号召提出了批驳。他说：“各国内只有阶级，阶级内复有党派，我以为‘国民’不过是一个空名，并没有实际的存在。有许多人喜欢拿国民的名义来号召，实在是自欺欺人，无论是国会也好，国民大会也好，俄罗斯的苏维埃也好，都只是一阶级一党派底势力集中，不是国民总意底表现；因为一国民间各阶级各党派的利害、希望各不相同，他们的总意不但没有方法表现，而且并没有实际的存在。”[1](p11) 何以此时他也拿“国民”来号召呢？答案只能是国共合作的需要。陈独秀说：“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2](p169)陈独秀的国民观及其革命口号就是这种改变的具体体现。
二、陈独秀“国民革命”主张的来源
1、陈独秀“国民革命”主张的第一个来源——共产国际的“民族革命”
从《造国论》中在“国民革命”一词后面附上英语词汇National Revolution来看，可以推断“国民革命”是陈独秀对National Revolution的翻译。National Revolution可以翻译为“民族革命”、“国民革命”或“国家革命”等。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思，是要求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进行民族革命，列宁在会上还专门说明，为了区别改良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改称“民族革命运动”是“正确的”[7](p20-21)。但是在《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中，并没有如此明确的指示，而是要求“各国共产党应以实际行动帮助这些国家的革命解放运动”，使之团结在苏俄一边，同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7](p40-46)。中共立足本国的立场，显然是看重这种“革命解放运动”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因此中共二大的主题词仍旧是“民主革命”，只有少数地方用“民族革命”[2](p108)。列宁和共产国际提出的“民族革命”，包含有对外的反帝和对内的反封建两层内容，即民族民主革命，中共二大提出的“民主革命”实际上也包含这两方面内容。但就表面而言，前者的直接指向是帝国主义，后者则是直接指向封建主义。再次来华的马林，立即发现了其中的些微偏差，在他召集了西湖会议解决了国共党内合作的问题后，可能向中共提出了把“民主革命”改为“National Revolution”的建议。因为马林是荷兰人，他“兼通英、德、法等国语文”[5](p107)，但并不擅长俄语[8](p407)，向懂英语的陈独秀提出“National Revolution”是很正常的。
面对“National Revolution”，陈独秀不得不考虑这么几个问题：第一，如果把“National Revolution”直译为“民族革命”，会不会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混淆？在宣传中该怎样区分？因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革命，从一开始就是狭隘的，即“驱除靼虏，恢复中华”的反满革命，是对内的。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后，孙中山一度以为“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惟民生主义尚未着手”[9](p93)，放弃了民族革命。二次革命后他虽然重树三民主义，但并没有赋予民族主义革命以对外的即反帝的内容，反而一再指望帝国主义列强支持其革命。第二，如果用“民族革命”突出反帝，普通群众是否能够接受？对此，陈独秀、蔡和森等中共领导人都有过共同的感受，他们说：“我们宣传打倒帝国主义，一般群众说我们是海外奇谈”[10](p75)；[6](p80)。直到中共三大时，陈独秀还感叹：“打倒军阀的口号已得到中国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响应，而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还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2](p169)第三，要与国民党合作，当然需要提出国民党能接受的革命口号，并在这个口号下融合自己的革命纲领，但使用具有鲜明反帝色彩的“民族革命”，孙中山和国民党是否能接受？从后来国民党一大讨论大会宣言时，反帝主张遭到了许多老党员的反对，孙中山对此也曾犹豫[11](p471-476)的情况看，他们很难接受“民族革命”。有此三方面考虑，陈独秀借用孙中山曾提出过的“国民革命”，来翻译National Revolution，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英语里，在俄语里，是同一词汇来表述汉语的“民族革命”和“国民革命”。在此，可以举几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来说明。一是对共产国际1923年“一·一二”决议的翻译。这份全称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的文件，其中有“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国民革命”等有关“国民革命”的字句，在1981年出版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是翻译为的“民族革命”[7](p76)，而1989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则改译成了“国民革命”[2](p577)。二是在1997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对有关“民族革命”的文献，有的地方译为“民族革命”，有的地方又翻译为“国民革命”， 如1922年5月20日，利金向共产国际提交的有关中国共产党情况的报告，便把其中的“民族革命”都译成“国民革命”[11](p81-96)，而当时中共尚未提出国民革命口号。如果说这些例子都是后人所为，不能代表当时的情况，那么，请看第三个例子，即中共三大通过的《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其中就是把共产国际提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面前的双重任务：一方面，它们要力争最彻底的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以求得国家政治上的独立，另一方面，它们又要利用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阵营内的种种矛盾，把工人和农民群众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特殊阶级利益而斗争。”[7](p71-72) 理解为“一面为国民革命，为达到殖民地的政治的独立奋斗；一面须组织工人及农民，利用资产阶级间之冲突，执行为他们特别的阶级利益的争斗。”[2](p144) 四是当1924年“国民革命”已成为国共两党共同认可的口号后，相继从莫斯科回国的彭述之等人，带回了“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论”[12](p621)，但是彭述之等“莫斯科派”的人仍旧喜欢用“民族革命”，以突出其中的反帝性质。在他们的影响下，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的主题词或者说是革命口号便改为“民族革命”，通过的决议也是《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对此邓中夏说：“‘国民革命’亦叫做‘民族革命’”[13](p128)。陈独秀亦解释：“国民革命和民族解放是两个意义相类的名词”[1](p539)。而李达回忆说，1922年3月，第三国际拍来一份英文电报，主张在中国干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译为国民革命”[14](p17)。由此可见，“国民革命”是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地对National Revolution别出心裁的翻译。
也许有人还会提出疑问，因为陈独秀说过，“国民革命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 [1](p362)，似乎国民革命是更大内涵的革命。但是，只要深入考察当时中共在二大、三大和四大所主张的“民主革命”、“国民革命”和“民族革命”，我们就会发现，这三个口号，在广义上都具有对内的反封建和对外的反帝两重性质，而且都是多阶级联合的革命，并不存在本质区别。它们的区别，是在表面上具有侧重于对内或是对外的区别：即从侧重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到反封建反帝并重的国民革命，再到侧重反帝、而且是彻底反帝的民族革命。这也正是中共的“国民革命”口号，与孙中山所主张的国民革命——为国福民利而非为私利的革命——的区别所在。
2、陈独秀国民革命主张的第二个来源——孙中山主张的“国民革命”
上文已经说过，“国民革命”口号，是陈独秀借用孙中山的主张对National Revolution的翻译。早在1906年，孙中山在《军政府宣言》中已提出此口号[9](p77-79)。虽然我们找不到直接的证据来证明陈独秀受到孙中山主张的影响，但在陈独秀的字里行间，仍旧表露出受到孙中山主张影响的明显痕迹，说明陈独秀的国民革命主张，也来源于孙中山。
陈独秀是在中共中央做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后提出“国民革命”的。既然要与国民党合作，而且自身已率先加入了国民党，出于知彼知己的考虑，作为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理所当然的要研究国民党和孙中山。可以推断，正是在对孙中山的研究中，陈独秀找到了“国民革命”。因此，陈独秀在《造国论》中的许多主张，都可以在孙中山的主张中找到。譬如：（1）、陈独秀提出的“我们以为中国还在‘造国’时代”[1](p207)，与孙中山在1919年10月8日讲《改造中国的第一步》所提出的“革命成功已经八年，何以到今日还有‘改造中国’的名词”[9](p473)，意思相似。（2）、陈独秀要求“创造真正的中华民国”，与孙中山的“我们既要改造中国，须造成一灿烂庄严的中华民国”[9](p475)，“我们的责任，以后就在造成一个真正中华民国”[9](p483)，也相类似。（3）、陈独秀提出的“国民军”、“国民革命”，是孙中山在《军政府宣言》中已提出过的。（4）、陈独秀提出，国民军“应该由全国被压迫的各阶级爱国者而不为私利私图的有力分子集合起来，号召全国各阶级觉悟的大群众组织而成。在这创造国家的大事业中，自然少不得许多有力的领袖，但英雄时代、贤人政治时代都快过去了，这种新势力若不建立在大群众的需要与同情的力量上面，不是难以持久，便是造成新的军阀”，这与孙中山反对英雄革命，主张不为私利的、国民皆负责任的革命[9](p82-83)，意思也相通。（5）、陈独秀提出的四步造国程序，即：“第一步组织国民军；第二步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国外的一切压迫；第三步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第四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虽然与孙中山在《军政府宣言》中提出的三期“次序”，即“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不尽相同，但受影响的痕迹已体现出来，只是表明陈独秀不一定赞成“三期”之说，故而另提“四步程序”。（6）、陈独秀提出的“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也与孙中山的主张相同。孙中山在1912年4月提出：“民生主义者，即国家社会主义也”，，孙中山的意思，是指“反对资本家……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应将之国有[9](105-106)；陈独秀的国家社会主义，核心也是反对“私人资本主义”。值得注意的是，1922年1月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曾对罗素的“国家社会主义”提出了批评[8](p284)。陈独秀却在此时提倡，不能不说是孙中山的影响。
三、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陈独秀主张的“国民革命”，是应用孙中山早年提出的“国民革命”口号，来翻译共产国际要求的“民族革命”。这不单单是翻译问题和口号问题，还是一种策略的考虑。这种策略是为适应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特殊合作方式的需要提出的，它得到了马林的认可，马林以“孙铎”的笔名，在《向导》上发表文章，宣传国民革命[5](p145-149)，称之为“中国真正革命者的首要职务”[5](p201)，就是证明。而且马林还成功地影响共产国际，使共产国际也认可了这一策略。这一策略的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用“国民革命”的口号，干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的事业。它一方面解释了中共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并非与资产阶级“合并”，另一方面又用孙中山国民党能够接受的“国民革命”口号，有意识地把他们的革命引导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上。而要使国民党能够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就必须先改造国民党，“成功一个强大的国民党”[5](p161)。因此，中共三大决议：“国民运动，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2](p200)。就此而言，中共是成功的，国民党一大宣言正是中共成功地把国民党引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的体现，也是“国民革命策略”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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