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一辈，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中，对陈独秀的名字是不很陌生的。但我们所熟悉的他，却是作为中国革命的“反面人物”来介绍的。记得每一次提到党内右倾和“左”倾的路线斗争，“陈独秀”总是首当其冲，被第一个“粉碎”。因此，我们当时所了解的陈独秀，除了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的主要代表者外，其他就不甚了了了。

    有道是，“百年人物存公论”。陈独秀的是非功过，如今已毋需我辈赘述。但他揭橥新文化启蒙和五四运动的旗帜，作为我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其伟大功绩却是谁也不可抹煞的。然而，陈独秀其实还不仅是一位政治家，他更是一位学人。在五四运动前，他创办《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其后，他出版《字义类例》、《实庵字说》等。许多人也许不知，陈独秀在诗学、文字音韵学以及书法上的造诣都是相当精深的。

    陈独秀论书法，有一则佳话流传甚广。即我们都知道的书法家沈尹默先生，早年就是受了陈独秀的一语“刺激”，而发愤练字，终成一代大师的。当时陈与沈还不熟悉，但性格率直、快人快语的陈独秀初次相见，就当面说：“昨在刘三壁上见了你写的诗，诗很好，而字则其俗在骨。可谓诗在天上，字在地下！”刘三则是江南名士刘季平也，其时刘三和苏曼殊以及陈独秀、沈尹默等，都是东瀛留学归来常在一起诗酒风流的名士。沈尹默并不因陈的批评为忤，相反后来沈入北大任教，还把陈推荐给了蔡元培校长，并委以文科学长之职，足见旧时学人谦虚宽博之胸怀。

    陈独秀批评沈尹默的字“俗在骨”，实际上也是透露了他自己书法上的审美观。一般以帖学为宗的书法，若无厚实的北碑为底，用笔单调柔弱，则容易滑向“媚俗”一路。这一观点也和清代末期由尊帖转而尊碑风尚是一致的。不过后来即便是沈尹默的书法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了，但陈独秀在肯定的同时，依旧保留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在1941年给台静农的信中说：“尹默字素来工力甚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存世二王字，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字多为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即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

    反观陈独秀自己的书法则是碑帖结合，写得汪洋闳肆、兼备众体。我们今天所见的陈氏翰墨中，以书札、诗稿为多，其中大多为率性而作的狂放大草书，铜板铁琶，大江东去。正如那副著名的对子“奔蛇走虺势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一样，录的是怀素《自叙帖》中的句子，写得颇也颠张醉素，奔蛇走虺。雷闪电掣之势，跃然纸上。据说此联为陈独秀于南京模范监狱中所书，那时在狱中他还写过一副著名的对联是“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当场书赠刘海粟的。这两幅书法均写得结体开张，线条生辣，章法极具作者固有的率直豪迈个性，当然，也充分显示他书法上深厚的传统功力。

    要说陈独秀的放诞和率直的豪迈个性，有段笑话最能体现。冯友兰曾回忆说，他在北大毕业时师生一起照了张相，前排的老师中陈独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漱溟很谨慎，把脚收在椅子下面；陈独秀很豪放，把脚一直伸到梁漱溟的前面。相片出来以后，班长给陈先生送去，他一看，说：“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一点。”班长忍不住地说：“这是您的脚呀。”

    当然，陈先生写字也并非都把“脚”伸得很远，笔者曾见他暮年书赠台静农的一幅行楷诗笺，录自己的《对月忆金陵旧游》：“匆匆二十年前事，燕子矶边忆旧游，何处渔歌惊梦醒，一江凉月载孤舟。”通篇气格高古苍莽，线条厚拙凝劲，读罢掩卷，犹似余音袅袅，韵味无穷。著名学者兼书家台静农后来撰文回忆说，独秀早年用功于篆字，当年曾以行草写赠他的一幅四尺立轴，“体势雄健浑成，使我惊异，不特见其功力，更见此老襟怀，真不可测。”

    经历了政治上的跌宕起伏，陈独秀晚年自南京出狱后，他谢绝了高官厚禄的邀诱，蛰居四川江津，在贫病交迫中埋头于作书写诗和文字学研究。其间对书法的爱好始终未有懈怠，即使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当他得知欧阳竟无珍藏着东汉隶书佳拓《武荣碑》时，以诗代简，向欧阳竟无“索借”，诗曰：“贯休入蜀唯瓶钵，久病山居生事微。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欧阳得诗后只得割爱以遂其心愿。另外，晚年的他尤以大量的精力撰述了文字训蒙的专著《小学识字教本》，但稿件送审时，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书名不妥，要陈独秀改书名。陈独秀坚决不同意，并说“一字不能动”，把预支的八千元稿费也退回去了。

    最后直至1942年陈独秀因病谢世，《小学识字教本》仍未出版，成了他晚年未了的一大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