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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九十华诞和读经运动

  发表日期:2005年9月8日   出处:http://news.sina.com.cn/c/2005-07-06/11377147876.shtml    作者:王得后     【编辑录入:多声

 



 

  今年是《新青年》杂志创刊九十周年。《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第二年1月改名《新青年》,年底迁到北京。1922年休刊,生命不过短短的七年,真是英年早逝,呜乎哀哉。但它当时曾经名动中国,得到青年的热烈赞同;也遭到“八面非难”,主编陈独秀不得不在1919年1月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这种非难,今天依旧不绝
于耳。甚至加以引发“文革”浩劫,割断民族传统的天大罪名。但纪念它的也大有人在。而我,觉得实在值得庆贺。

  《新青年》和“人的发现”

  为什么要纪念它的诞生?为什么值得庆贺?因为它朝气蓬勃,面对桎梏我们中国人的精神枷锁,不怕它有五千年的历史,不怕它根深蒂固,不怕它盘根错节,大声疾呼改革,大胆呼吁创建新文化。这还不值得纪念吗?因为九十年来,哪怕它有“反复”,有“羼杂”,哪怕它的成果很不如人意,但毕竟经受了九十年的考验,九十年的时间筛选,逐步取得了重大的成果,而这种成果是不可能逆转的,是还将积累扩大的。这还不值得庆贺吗?

  《新青年》呼吁改革什么呢?要改革儒家的“三纲”,废除儒家的“三纲”,而创建和它根本相反的以人为本位的“人的文化”,“人的文学”;这种新的文化,新的文学,要用活在人们口头的白话来表达,而不能再沿袭脱离广大群众的文言文。

  请看陈独秀写的《一九一六年》,是发表在这年一月的《新青年》上的。他写道:“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奴隶道德者,即丧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义由己起,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这就是人要独立,谁也不依附于谁;人和人之间彼此人格平等,思想和思想权利平等,谁也不能压服谁。这就是“人”的发现。

  此后,鲁迅在《新青年》发表《随感录·二十五》,谈父与子的关系,说:“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但这父男一类,却又可以分成两种: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种只会生,不会教,还带点嫖男的气息。第二种是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最后他指出“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接着他又发表谈夫妇关系的《随感录·四十》,说:“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多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然而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却连续不断的进行。形式上的夫妇,既然都全不相关,少的另去姘人宿娼,老的再来买妾:麻痹了良心,各有妙法。所以直到现在,不成问题。但也曾造出一个‘妒’字,略表他们曾经苦心经营的痕迹。可是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自然也是‘人之子’———我们所有的是单是人之子,是儿媳妇与儿媳之夫,不能献出于人类之前”。最后他呼吁:“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我们要叫到旧账勾消的时候。旧账如何勾消?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

  为了更详细地说明自己的主张,鲁迅写了一系列文章,其中著名的是《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也是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鲁迅自己曾经说明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他一面揭露:“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一面呐喊:“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前几年有哲学家批判鲁迅道:如果“仁义道德”是“吃人”,中国人不都吃光了吗!这算什么批判呢?

  其实,在鲁迅,这种“人的发现”的思想,早在十年前就提出来过了。那就是1907年—1908年在留学日本时期写的《人之历史》的五篇论文里,着力阐述的“立人”的主张;呼唤“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和“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这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的新文化的滥觞。《新青年》的诞生营造出一种新鲜的氛围,种种因素造就出新的时势;时势造英雄,一代新文化的倡导者,先驱者破土出世,新文化逐步沁润着中国人,特别是中国青年的心,她萌芽了,生发了,成长了,今天依然在成长。试读《新青年》编者及应和的先驱当时关于文化的文章,他们反对儒家文化核心的“三纲”,倡导新文化即人的文化———人的文学是一致的。胡适不是有《易卜生主义》、《我对丧礼的改革》、《“我的儿子”》、《贞操问题》、《论贞操问题》诸多文章吗?周作人不是有《人的文学》、《思想革命》吗?

  比照《新青年》反对儒家“三纲”和倡导新文化的根本内容来看,最显著的成果,我以为是:现在谁敢公然地明目张胆地主张恢复皇权制度,“君为臣纲”呢?现在谁敢公然地明目张胆地主张取消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呢?白话文已经公行于全国,并且影响于全世界了。不管如何存在名与实的问题,不管多么不尽如人意,但,请想想吧,《新青年》诞生才九十年,不足今日一个长寿者的自然生命;而它所反对的儒家“三纲”文化有五千年历史,数以十计的一代一代人的传承啊。而且这种种成果是不可能再逆转,再回复旧观了。

  “新青年”要不要读经?

  反对的意见是有的,而且不绝如缕,层出不穷。当年,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就申明过了:“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洁,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洁,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

  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办法。”

    这样的“好汉”九十年来,似乎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根本办法也没有公之于世。反对是有的,而且从来没有间断过。由于儒家“三纲”的载体在“经”,是文言文,因此反对的“永恒”对象是白话文,而根本则是恢复“读经”。上个世纪从鲁迅的《估〈学衡〉》到《十四年的“读经”》到《重三感旧》,而这个世纪从《国学悄然在燕园兴起》到设立“读经”的专门学校,到幼儿国学班,到大学“国学院”,可谓芝麻开花节节高,盛世的胜景!我佩服一位前辈,他预言“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之后,敢于承认“中国文化的要义在‘三纲六义’”。这就使我不亦乐乎了:试想到本世纪之末,全世界一体风行我们中国的“三纲”,都恢复帝制,“君为臣纲”;都恢复家族制度,“父为子纲”;都恢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夫为妻纲”:“齐人有一妻一妾”,或“一把茶壶有四个茶杯”那样有“三妻四妾”,那真就“环球同此凉热”了。

  这以后主张读经和弘扬国学的大家,好像又一次感慨于今天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要“读经”来提高人们的素质。且不说今天国民的素质理应是二十一世纪共和国公民的素质呢,还是旧世纪皇帝治下的“子民”的素质。就说从孔夫子到清帝逊位,几千年间一直在“读经”,而且是从先秦的“百家争鸣”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明清的以八股取士,也就是以“四书”而且是“朱子集注”的“四书”内容出题考试的。“经”的内容是越来越缩小,越来越集中,越来越精粹。可是“世风”如何?“人心”又如何?———还不是《书》经所说的“人心惟危”么?《新青年》的编者哪一位不是启蒙时就读“四书五经”的?鲁迅愤然表白:“我几乎读过十三经。”这批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反对儒家的“三纲”,难道是“中邪”了,发狂了?不是的。他们痛切地理性地认识到正是“读经”把中国读成“国将不国”的悲惨境地。“读经”养成的儒者多少“伪君子,真小人”啊。

  鲁迅痛陈:“总而言之,是读经已经读过了,很悟到一点玩意儿,这种玩意儿,是孔二先生的先生老聃的大著作里就有的,此后的书本子里还随时可得。所以他们都比不识字的节妇,烈女,华工聪明;甚而至于比真要读经的笨牛还聪明。何也?曰:”学而优则仕‘故也。倘若’学‘而不’优‘,则以笨牛没世,其读经的主张,也不为世间所知。孔子岂不是’圣之时者也‘么,而况’之徒‘呢?现在是主张’读经‘的时候了。……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况且即使将来没有’正人君子‘之称,于目下的实利又何损哉?这一类的主张读经者,是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也不希望人们都读成他自己那样的;但是,耍些把戏,将人们作笨牛看则有之,’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抗议的诸公倘若不明乎此,还要正经老实地来评道理,谈利害,那我可不再客气,也要将你们归入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类里去了。以这样文不对题的话来解释’俨乎其然‘的主张,我自己也知道有不恭之嫌,然而我又自信我的话,因为我也是从’读经‘得来的。我几乎读过十三经。“鲁迅的这些话,不管喜欢不喜欢,同意不同意,不妨平心静气地检视一下,是不是历史上的事实?

  我生得太晚,连“十四年(1925年)的读经”都没有赶上。当我成年,又学中文,偶尔也翻翻“经”书。记得中华书局影印本《十三经注疏》中的《礼记·大传第十六》有一段“经”是说度量衡、礼法、纪年、车马、徽号、乐器、兵甲、衣服,是可以改革的;但是,亲亲、尊尊、长长、男尊女卑是不可改革的。我才知道:那可以改革的就在这九十年也是改了又改,西装革履、小轿车、国旗国歌、公元纪年、公斤公两、握手鞠躬、哭丧的少;而《新青年》偏偏要改革儒家认定必须坚持,而“不可得与民变革者”的命根子,即“三纲”也即“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这才起劲地反对,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那么,今天主张“读经”的女士(女士也主张读经我是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有的还出任“读经”学校的校长,我就觉得太滑稽了)先生们,是不是也主张坚持这“四项”,也即坚持恢复“三纲”呢?

  这是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至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针对新文化的“反思”,什么《新青年》“全面”反传统,什么“靠”思想解决问题,什么“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实在不必也不需要再续写“答辩书”;请读完全部《新青年》就可以明白底细的。还嫌多,就请读完《一九一六年》这篇两三千字的文章就可以明白大体的了。

  《新青年》的倡导反对“三纲”,建设新文化的主张远没有取得成功,但是,不过九十年,单是已经通行白话文,男男女女可以坦然谈情说爱这两项成就,就足以不朽了。就很值得庆贺了。我就用这篇文字热烈庆贺《新青年》创刊的九十周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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