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青年》杂志创刊九十周年。《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第二年1月改名《新青年》，年底迁到北京。1922年休刊，生命不过短短的七年，真是英年早逝，呜乎哀哉。但它当时曾经名动中国，得到青年的热烈赞同；也遭到“八面非难”，主编陈独秀不得不在1919年1月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这种非难，今天依旧不绝 于耳。甚至加以引发“文革”浩劫，割断民族传统的天大罪名。但纪念它的也大有人在。而我，觉得实在值得庆贺。

　　《新青年》和“人的发现”

　　为什么要纪念它的诞生？为什么值得庆贺？因为它朝气蓬勃，面对桎梏我们中国人的精神枷锁，不怕它有五千年的历史，不怕它根深蒂固，不怕它盘根错节，大声疾呼改革，大胆呼吁创建新文化。这还不值得纪念吗？因为九十年来，哪怕它有“反复”，有“羼杂”，哪怕它的成果很不如人意，但毕竟经受了九十年的考验，九十年的时间筛选，逐步取得了重大的成果，而这种成果是不可能逆转的，是还将积累扩大的。这还不值得庆贺吗？

　　《新青年》呼吁改革什么呢？要改革儒家的“三纲”，废除儒家的“三纲”，而创建和它根本相反的以人为本位的“人的文化”，“人的文学”；这种新的文化，新的文学，要用活在人们口头的白话来表达，而不能再沿袭脱离广大群众的文言文。

　　请看陈独秀写的《一九一六年》，是发表在这年一月的《新青年》上的。他写道：“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奴隶道德者，即丧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义由己起，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这就是人要独立，谁也不依附于谁；人和人之间彼此人格平等，思想和思想权利平等，谁也不能压服谁。这就是“人”的发现。

　　此后，鲁迅在《新青年》发表《随感录·二十五》，谈父与子的关系，说：“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但这父男一类，却又可以分成两种：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种只会生，不会教，还带点嫖男的气息。第二种是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最后他指出“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接着他又发表谈夫妇关系的《随感录·四十》，说：“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多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然而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却连续不断的进行。形式上的夫妇，既然都全不相关，少的另去姘人宿娼，老的再来买妾：麻痹了良心，各有妙法。所以直到现在，不成问题。但也曾造出一个‘妒’字，略表他们曾经苦心经营的痕迹。可是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自然也是‘人之子’———我们所有的是单是人之子，是儿媳妇与儿媳之夫，不能献出于人类之前”。最后他呼吁：“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我们要叫到旧账勾消的时候。旧账如何勾消？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

　　为了更详细地说明自己的主张，鲁迅写了一系列文章，其中著名的是《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也是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鲁迅自己曾经说明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他一面揭露：“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一面呐喊：“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前几年有哲学家批判鲁迅道：如果“仁义道德”是“吃人”，中国人不都吃光了吗！这算什么批判呢？

　　其实，在鲁迅，这种“人的发现”的思想，早在十年前就提出来过了。那就是1907年—1908年在留学日本时期写的《人之历史》的五篇论文里，着力阐述的“立人”的主张；呼唤“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和“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这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的新文化的滥觞。《新青年》的诞生营造出一种新鲜的氛围，种种因素造就出新的时势；时势造英雄，一代新文化的倡导者，先驱者破土出世，新文化逐步沁润着中国人，特别是中国青年的心，她萌芽了，生发了，成长了，今天依然在成长。试读《新青年》编者及应和的先驱当时关于文化的文章，他们反对儒家文化核心的“三纲”，倡导新文化即人的文化———人的文学是一致的。胡适不是有《易卜生主义》、《我对丧礼的改革》、《“我的儿子”》、《贞操问题》、《论贞操问题》诸多文章吗？周作人不是有《人的文学》、《思想革命》吗？

　　比照《新青年》反对儒家“三纲”和倡导新文化的根本内容来看，最显著的成果，我以为是：现在谁敢公然地明目张胆地主张恢复皇权制度，“君为臣纲”呢？现在谁敢公然地明目张胆地主张取消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呢？白话文已经公行于全国，并且影响于全世界了。不管如何存在名与实的问题，不管多么不尽如人意，但，请想想吧，《新青年》诞生才九十年，不足今日一个长寿者的自然生命；而它所反对的儒家“三纲”文化有五千年历史，数以十计的一代一代人的传承啊。而且这种种成果是不可能再逆转，再回复旧观了。

　　“新青年”要不要读经？

　　反对的意见是有的，而且不绝如缕，层出不穷。当年，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就申明过了：“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洁，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洁，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

　　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办法。”

    这样的“好汉”九十年来，似乎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根本办法也没有公之于世。反对是有的，而且从来没有间断过。由于儒家“三纲”的载体在“经”，是文言文，因此反对的“永恒”对象是白话文，而根本则是恢复“读经”。上个世纪从鲁迅的《估〈学衡〉》到《十四年的“读经”》到《重三感旧》，而这个世纪从《国学悄然在燕园兴起》到设立“读经”的专门学校，到幼儿国学班，到大学“国学院”，可谓芝麻开花节节高，盛世的胜景！我佩服一位前辈，他预言“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之后，敢于承认“中国文化的要义在‘三纲六义’”。这就使我不亦乐乎了：试想到本世纪之末，全世界一体风行我们中国的“三纲”，都恢复帝制，“君为臣纲”；都恢复家族制度，“父为子纲”；都恢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夫为妻纲”：“齐人有一妻一妾”，或“一把茶壶有四个茶杯”那样有“三妻四妾”，那真就“环球同此凉热”了。

　　这以后主张读经和弘扬国学的大家，好像又一次感慨于今天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要“读经”来提高人们的素质。且不说今天国民的素质理应是二十一世纪共和国公民的素质呢，还是旧世纪皇帝治下的“子民”的素质。就说从孔夫子到清帝逊位，几千年间一直在“读经”，而且是从先秦的“百家争鸣”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明清的以八股取士，也就是以“四书”而且是“朱子集注”的“四书”内容出题考试的。“经”的内容是越来越缩小，越来越集中，越来越精粹。可是“世风”如何？“人心”又如何？———还不是《书》经所说的“人心惟危”么？《新青年》的编者哪一位不是启蒙时就读“四书五经”的？鲁迅愤然表白：“我几乎读过十三经。”这批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反对儒家的“三纲”，难道是“中邪”了，发狂了？不是的。他们痛切地理性地认识到正是“读经”把中国读成“国将不国”的悲惨境地。“读经”养成的儒者多少“伪君子，真小人”啊。

　　鲁迅痛陈：“总而言之，是读经已经读过了，很悟到一点玩意儿，这种玩意儿，是孔二先生的先生老聃的大著作里就有的，此后的书本子里还随时可得。所以他们都比不识字的节妇，烈女，华工聪明；甚而至于比真要读经的笨牛还聪明。何也？曰：”学而优则仕‘故也。倘若’学‘而不’优‘，则以笨牛没世，其读经的主张，也不为世间所知。孔子岂不是’圣之时者也‘么，而况’之徒‘呢？现在是主张’读经‘的时候了。……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况且即使将来没有’正人君子‘之称，于目下的实利又何损哉？这一类的主张读经者，是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也不希望人们都读成他自己那样的；但是，耍些把戏，将人们作笨牛看则有之，’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抗议的诸公倘若不明乎此，还要正经老实地来评道理，谈利害，那我可不再客气，也要将你们归入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类里去了。以这样文不对题的话来解释’俨乎其然‘的主张，我自己也知道有不恭之嫌，然而我又自信我的话，因为我也是从’读经‘得来的。我几乎读过十三经。“鲁迅的这些话，不管喜欢不喜欢，同意不同意，不妨平心静气地检视一下，是不是历史上的事实？

　　我生得太晚，连“十四年(1925年)的读经”都没有赶上。当我成年，又学中文，偶尔也翻翻“经”书。记得中华书局影印本《十三经注疏》中的《礼记·大传第十六》有一段“经”是说度量衡、礼法、纪年、车马、徽号、乐器、兵甲、衣服，是可以改革的；但是，亲亲、尊尊、长长、男尊女卑是不可改革的。我才知道：那可以改革的就在这九十年也是改了又改，西装革履、小轿车、国旗国歌、公元纪年、公斤公两、握手鞠躬、哭丧的少；而《新青年》偏偏要改革儒家认定必须坚持，而“不可得与民变革者”的命根子，即“三纲”也即“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这才起劲地反对，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那么，今天主张“读经”的女士(女士也主张读经我是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有的还出任“读经”学校的校长，我就觉得太滑稽了)先生们，是不是也主张坚持这“四项”，也即坚持恢复“三纲”呢？

　　这是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至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针对新文化的“反思”，什么《新青年》“全面”反传统，什么“靠”思想解决问题，什么“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实在不必也不需要再续写“答辩书”；请读完全部《新青年》就可以明白底细的。还嫌多，就请读完《一九一六年》这篇两三千字的文章就可以明白大体的了。

　　《新青年》的倡导反对“三纲”，建设新文化的主张远没有取得成功，但是，不过九十年，单是已经通行白话文，男男女女可以坦然谈情说爱这两项成就，就足以不朽了。就很值得庆贺了。我就用这篇文字热烈庆贺《新青年》创刊的九十周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