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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知有素------陈独秀与胡适

  发表日期:2005年11月12日   出处:网络    作者:未知     【编辑录入:陆陆

      他们是一对安徽同乡,陈独秀出生在历史名城安庆,胡适出生在徽商发源地绩溪。陈独秀长胡适一轮,同属卯兔。当年,他们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因发动新文化运动而相识,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近30年的交往中,他们有过愉悦和快乐,也有过误解和分歧,但是,他们终不失为一对相知有素的老朋友。


共倡文学革命

  他们是由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介绍而相识的。汪孟邹和胡适同是绩溪人,并且是亲密的朋友。汪孟邹的哥哥汪希颜在日本留学时,和陈独秀结为密友,经汪希颜介绍,汪孟邹也和陈独秀成为朋友,后来又因创办《安徽俗话报》而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他的科学与民主的呐喊,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奋进号角。此时,胡适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也跃跃欲试鼓吹新文化运动,他在长诗《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中,第一次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二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陈独秀通过汪孟邹知道大洋彼岸的胡适,并了解到胡适的思想和主张,与自己所推波助澜的运动极为相似相近,所以当《青年》刚刚出版时,便让汪孟邹将它邮给胡适。汪孟邹受陈独秀之托,三番五次去信胡适,转达陈独秀的殷情期望:“陈君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故不得不再三转述,每期不过一篇,且短篇亦无不可,务求拨冗为之,以增杂志光宠。”信中甚至有嗔怪之意:“何以至今仍然寂寂,”“陈君见面必问,炼将穷于应付也。”

  1916年,陈、胡之间开始书信来往。2月3日,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今只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西欧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已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到了8月,陈独秀致信胡适,通知他所译俄国短篇小说《战斗》将在《青年》刊出,并告诉他,《青年》“已改名《新青年》”。他还在信中说:“中国百病,根在社会太坏,足下能有暇就所见闻论述美国各种社会现象,登之《青年》,以告国人耶?”

  胡适赞同陈独秀的认识,对未来的文学走向提出了具体而又激进的8项主张:“(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话。(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语。(五)须讲求文法。(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10月初,陈独秀连去二信,对8项主张“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只是对“须讲求文法”和“须言之有物”提出质疑,并指出:“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盼望他“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

  次年1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飘洋过海,转到陈独秀的手中,很快便登载在《新青年》上。这篇文章对8项主张作了调整:(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胡适后来回忆说:“陈独秀先生是一个老革命党,他起初对于我的八条件还有点怀疑。……但独秀见了我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就完全赞同我的主张。”陈独秀读过《文学改良刍议》,极为振奋,特意在文后的跋语中说:“今得胡君之论,窃喜所见不孤。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果,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亲见其成,则大幸也!”

  作为响应,陈独秀很快便发表《文学革命论》,他的态度更果敢更坚决,中国“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他表示,为文学革命的胜利进行.“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胡适远在大洋彼岸的哥伦比亚大学,为撰写博士论文已是心力交瘁,国内蓬勃兴起的文学革命,他只能隔岸脱火。面对留美朋友中“保守分子的反对”,历来温柔敦厚、胆怯怕事的胡适不愿意事态扩大,竟给陈独秀去信,表示文学革命的事,“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明确答复胡适:“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当年如果不是陈独秀如此不容讨论余地,文学改革、白话文就不会有如今效果。”

同办《新青年》

  1917年1月,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可是,他却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胡适任文科学长,并致信胡适。胡适虽已完成博士论文和口试答辩,可是他的导师杜威因不谙“汉学”,对胡适的论文不甚了了,兼之胡适考试没能顺利通过,而要想得到学位至少也得等两年。陈独秀来信说得再明白不过,只要他愿意回国。北大教授的头衔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胡适是个聪明人,立即作出了既合适又明智的选择。5月29日,他向导师杜威告别,7月,抵达上海。9月,便在北京大学就任教授职。这年,他才26岁。可谓翩翩少年,英姿焕发。不久,又加入《新青年》的编辑行列,成为这个群体的重要成员。

  次年1月,《新青年》编辑部约定,《新青年》须遵循“20年不谈政治”的方针。但是陈独秀通过实践意识到这个方针是错误的,面对政治问题,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又“怎么该装聋作哑”呢?那么,怎么解决这一矛盾呢?他们创办一个新周刊《每周评论》,“来发表政见,批评时事和策动政治改革”。胡适说:“这张小报的发行原是尊重我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主张。”

  他们都是文思泉涌的作文大家,文章都写得精妙绝伦。胡适作文时,桌上摆满了参考书,注意做到旁征博引、言之有据。陈独秀写作时,案上仅一沓稿纸,一块砚,一支狼毫,写起来如笔端走龙、一气呵成。

  这一期间,陈独秀的文章特别多,多是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他的《驳康有为》的长文,肯定和赞扬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说十月革命的胜利“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这种革命,在政治上算是顶有价值的事体”。读过这篇文章后,胡适吃惊地说:“想不到仲甫越来越左倾了。”胡适担心陈独秀将会走得更远,《新青年》不谈政治的方针,将仅仅是一句空话。

  果不出所料,陈独秀发表了大量针砭时政的文章,为即将到来的五四运动做了充分的思想、舆论方面的准备。五四运动爆发时,胡适正在上海,为其导师杜威做翻译。陈独秀来函通报时,胡适很不高兴,反对采取罢课的方式,一再要求学生复课。复课不成,又提议把北大迁到上海,以避事端,发起征求意见签名时,傅斯年、罗家伦都签了名。陈独秀对这一举动非常不满,但是,碍于情面,不便争执,只得将傅、罗叫去,狠狠地教训了一顿。6月11日,他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京师警察厅逮捕。于是,胡适接办《每周评论》,专刊发表《杜威演讲录》,宣传实验主义的思想。

  经多方营救,陈独秀终于在9月16日出狱。12月1日,他在《新青年》发表《本志宣言》,主张把有产者的政治,变为不受财产限制的政治,鼓吹“民众运动”,以实现社会的大变革。胡适也在这期发表《新思潮的意义》,鼓吹“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胡不赞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理论,主张对社会“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的解决”,只能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一点一滴地去进行,而切不可进行政治革命。陈独秀在这期发表的7篇随感录,直面敏感的政治问题,肯定和赞成布尔什维克党,他说:“我们冷眼旁观的,恐怕正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先生们出来扰乱世界和平。”

俄国思想和美国思想

  北大发生的变化,遭到守旧派的忌恨和非难,陈独秀成了众矢之的。守旧派纠集起来,罗织罪名,讹传流言,以将其排挤出北大。1919年4月8日晚,蔡元培在各方压力下,以教务总长总理文理二科,使陈独秀体面地失去文科学长职。

  胡适不赞成这样做,说所谓陈独秀“私德太坏”,都是“小报所犯,道路所传”,他对蔡元培等将此无稽之谈“视为铁证”而惊诧不已。16年后胡适认为:“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与陈独秀离去有直接的关系:“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陶孟和,英美派——编者注)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

  陈独秀离开北大后,摆脱了周遭保守势力的纠缠,他的思想更是汪洋自恣,无羁无绊,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正是在此时确立的。

  1920年始,《新青年》已不仅宣传民主主义,还宣传社会主义,读者也由青年知识分子扩大到工人阶层。胡适对此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很少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实在推脱不了也仅仅是写几首应景诗而已。

  2月中旬,陈独秀又回到上海,《新青年》的政治倾向已如磐石之坚。蔡和森称之为,“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这里说的“美国思想”,便是针对胡适宣传的杜威实验主义而言。《新青年》这两员大将成为两个营垒的对手,开始论战和较量,昔日志同道合的愉悦时光,恰似流水落花春去也。

  这时,陈独秀正在上海筹建中国共产党,《新青年》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胡适对《新青年》的变化极为惋惜,他在《口述自传》中说:“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因而——《新青年》杂志就逐渐变成个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在北大之内反而没有个杂志可以发表文章了。”

  陈独秀在粤主持教育时,又给胡适去信。承认“《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希望胡适等人“多做文章”,以继续维持和扩大《新青年》的社会影响。但胡适十分清楚,《新青年》的政治方向已不可逆转,尽管陈独秀表示“有意抹淡”,但那也只是策略和手段。所以他回信答复:“北京同人抹淡之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他提出了解决分歧和矛盾的具体办法:“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2.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所到。……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个办法。”

  陈独秀接信后,非常生气,认为胡适要另办杂志,旨在反对他个人。而更令人可气的是,陶孟和居然还提出停办《新青年》的意见。他简直忍无可忍,立即给陶孟和去信,宣布和其断绝朋友关系。围绕《新青年》编辑方向的争论,陈独秀和他的一班自由主义倾向的朋友们的分裂。已是难以避免的了。1922年,胡适创办《努力周报》,提出好人政府和联省自治的主张。陈独秀则批评其主张的荒唐。

  次年11月.应他们共同的朋友汪孟邹的邀请,各自为《科学与人生观》作序,两人又发生唯物论与心物二元论之争。

  陈独秀希望拉着这位老朋友成为同一营垒的盟友。1932年,他曾向人说:“胡适这个人,实在难测,在《新青年》上有大胆犯言的勇气,也写过一些号角式的文章,也说马克思是一大思想家,有独到的见解。但考虑良久,又退回到杜威那里去了,如是者几次,都不能把他拉到革命人民这方面来。”

  他们仍常在亚东图书馆会面。1925年冬,胡适住在亚东医院治痔疮,陈独秀于夜间来探望这位老友,两人略略寒暄后,便又开始争论,一个讲马克思如何如何,一个讲杜威如何如何;一个讲苏俄如何如何,一个讲美国如何如何,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争急了,胡适便不失绅士风度地说道:“仲甫,我有事,你坐罢。”走下楼去,暂时挂出了免战牌。过不了几天,陈独秀又来亚东,一场新的争论便又开始了。然而,他们的争论是从无结果的。

胡适帮助营救陈独秀

  胡适之所以在新文化运动中出尽风头,就是因为他写了《文学改良刍议》。这篇文章最先在他编辑的《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后来陈独秀一再索稿。他只得一稿两投,又抄了一个副本寄《新青年》。在《新青年》发表后立即哄传全国,使他成为蜚声遐迩、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正是因为这样,胡适才十分珍惜这段友谊。他们之间无论分歧多大,他总是把陈独秀当做他的朋友,称陈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我的朋友”,“我们两个老朋友”。

  陈独秀一生多次被捕,几乎每次胡适都积极参与营救。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京师警察厅逮捕。胡适知道后,便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通过在京皖籍知名人士,四方奔走,致书京师警察厅,说陈独秀“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我们“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稔”,恳请准予保释。

  1922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胡适不因陈独秀是中共领袖而囿于政治成见,依然尽其所能,为帮助其早早释放而奔走。他写了一封长信给外交总长顾维钧,详说陈独秀一案的原由,并请转告法国公使:“我并不是为陈独秀一个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狱,不是怕坐监的人;不过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不得不请他出点力。”陈独秀出狱后,胡适又与蔡元培、李石曾、蒋梦麟、邓中夏、李大钊等,在《为陈独秀君募集论费的启事》上共同署名。

  1932年10月,陈独秀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胡适与翁文灏、罗文干致电蒋介石,希望能“依据法律特赦”。10月30日,他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专题演讲《陈独秀与文学革命》说,陈独秀“对于文学革命有三大贡献:(1)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三大主义。(2)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3)由他一往无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在陈独秀坐牢之时,胡的评价仍不失公允。

  陈独秀入狱后,胃病复发,苦不堪言。他去函胡适诉说苦衷,并对胡适的关心深为感激:“此次累及许多老朋友奔走焦虑,甚为歉然。”并让胡适代找英文版《原富》等著作。在这封信中,陈独秀劝告胡适勿要从政:“先生著述之才远优于从政,‘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近闻有一种流言,故为先生诵之,以报故人垂念之谊。”有趣的是,胡适也为陈独秀不能专心研究学问而惋惜,胡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弟弟与诸兄说及,羡慕陈仲子匍匐食残李时多暇可以著述(陈仲子即独秀);及其脱离苦厄,反不能安心著作,深以为不如前者苦中之乐也。”

  次年11月初,胡适因事路过南京,行色匆匆,无暇探望狱中的陈独秀,他惟恐老友误解,便去函解释:“此次过京,匆匆不能来省视吾兄,十分失望。两个月后南下,当来奉看。”他们的晚辈朋友汪原放也去信解释。但是,陈独秀不高兴了,在给汪原放的信中说:“兄来函为老胡辩护,我深为惊异!你说他太忙,不错,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期间即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已经够忙了。……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也。我和他仅仅友谊关系,其它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当中又失了一个,如此而已。”胡适倒不失君子风度,深知陈独秀倔强、孤傲的性格,理解囹圄囚禁中难耐的寂寞和孤独。他后来途经南京时,总是挤出时间探望询问,并给陈独秀带去一些书,两个老友又和好如初了。

  转眼陈独秀已坐了5年牢。几年来,胡适为此焦虑费心,还专门找了汪精卫。请其从中转圜。1937年8月下旬的一天,胡适又来探视,谈谈气候后,便切入正题,说:“仲甫啊,我已找了兆铭,他来信答应帮忙。”

  陈独秀接过递来的信,只见上面写道:“手书奉悉,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陈独秀看后感激地说:“适之,我每次吃官司,都给你添麻烦,……”

  不久,这封信公开发表。不出一周,陈独秀便释放出狱。

  次年8月,陈独秀定居四川江津。几乎同时,胡适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没有忘记老友的窘困境况,早在一年前,便想让陈参加“国防参议会”,却遭到陈的拒绝。后来,胡适又通过美国一家图书公司,请陈独秀去美国写自传。陈又婉言谢绝说:“我生活要求简单,也不愿去异国他乡,更厌烦见生人,所以,我还是不去美国好。”

  陈独秀以老病之身僻居四川,携家带口又无家资财产,生活十分艰难。老友汪孟邹牵挂在心,多次给胡适去信,请求胡适给予帮助。1941年2月25日,汪在信中说:“仲甫兄自人川后,即患血压症,时轻时重,医云川地太高,移地或可较好。但为势所阻,又无法离川。今年已六十三岁,老而多病。深为叮虑,还要带病工作,近著《小学识字课本》,售稿于国立编译馆,以资生活,亦太难矣。”胡适认为,老友摆脱困境的惟一办法,便是来美国撰写自传,以稿酬维系生计。可是,陈独秀却一再拒绝,热心的胡适再也想不出良策,当然也就暂缓书信,直至陈独秀逝世。

胡适对陈独秀的最后评价

  陈独秀带着困惑和遗憾走了,他的探索和思考,他的本应结出硕果的学术业绩,他所走过的坎坷崎岖的人生道路,对于后来者都是份沉甸甸的遗产。陈独秀逝世后3年,重庆举行“关于陈仲甫先生遗著出版问题”座谈会,议定出版陈独秀著作,并委托陈独秀的学生何之瑜负责整理陈的遗著,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何之瑜想到了胡适,请求胡适为之作序。以陈独秀这样一个是是非非的政治人物,商务印书馆给他出版著作是要担风险的,故仅断断续续地印了一些,而所有书稿,据说都由何之瑜带到美国,保存在哥伦比亚大学。

  1949年4月,胡适飘洋过海去美国当寓公。途中,他聚精会神地阅读《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读着读着,不禁站了起来,踱着方步,嘴里不断地嘀咕着:“独立思想……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然后,将书名改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接着便作起了序:“我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深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仔细想想。”“独秀的最大觉悟是他承认‘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条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权利——都是大众所需要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所独霸而大众所不需要的。”陈独秀写的《我的根本意见》,已把“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看得更透彻了,这便是“一切公民(有产的与无产的:政府党和反对党),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他更申说一句: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在这十三个字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制的基本区别就在这里,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独裁制度就是不容许反对党派之自由。”

  陈独秀最后见解的是与非,历史自有公论。然而此时牵动着毕生追求民主和自由的胡适的心,他似乎感觉到,他和老友的心是相通的,他的“美国思想”,好像在这里得到了回应。老友转了几十年曲曲折折的路径,如今又转回到“美国思想”,他怎么能不感慨系之呢?10年以前,他自甘“诤友”和“过河卒子”,为开放党禁、推行西方的民主政治而犯颜直谏拼力向前。可是,蒋氏政权是一党专政,所以,他的所有自由主义言论,必然是对牛弹琴、无的放矢。

  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1959年l0月,胡适和友人谈话时又重提北大话题,说:“从前在北大时,人家把北大教授分作浙江派、安徽派,浙江的人才多,安徽只有陈独秀和我。”这是他一生中最奋发、激动的一段经历,他已把它深深地植入自己的生命之中,是那么的刻骨铭心、永志不忘。

  1961年5月,台湾学者李孤帆给胡适去信,征询收集、整理和出版陈独秀遗文的意见。开始,胡适对此饶有兴趣,建议李孤帆首先应该设法买到《独秀文存》,同时回到家中检查所保存的陈独秀遗文。他知道陈独秀的文章是难以收集齐全的:就是收集齐全了,在台湾这样一个专制政体下,陈独秀的那些讨伐国民党、蒋介石的文章,是不能印刷出版的。况且,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陈独秀的政治见解仍是不同的。他说:“我把他的《最后见解》印行,是要保存他最可以珍惜的最后见解,其余的许多党八股是不值得再流传。”

  李孤帆执意要编印一本新的《独秀文存》,并邀约胡适作一篇序。可是胡适还是认为现在“不是选印独秀文选的时候”。8月28日,他在致李孤帆的信中,对陈独秀作了一个历史性的总结:“我觉得独秀早年的思想大都是浅薄的:除了他晚年从痛苦中体验出来的‘最后’几点政治思想是值得表彰之外,我也总觉他是一个没有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老革命党,而不是一个能够思想的人。”

  半年后,胡适在“中央研究院”的酒会上,因心脏病发作而逝世。胡适一直为陈独秀的弃学从政而抱憾,一直为他们之间的政治向背而痛心。纵观陈独秀一生,能作出客观、真实、公允的历史评价,也惟有胡适。当然,这之中不乏政治的偏见,我们勿须苛求责备了。---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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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人:spjc1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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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楼主说的不错,谢谢分享

发表人:Su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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