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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传

  发表日期:2006年1月20日   出处:天涯    作者:夏双刃     【编辑录入:陆陆

    陳獨秀者,初名乾生,及長改由己,字仲甫,署實庵,安徽懷寧世家子也。懷甯古稱熙州,故別署熙州仲子。又因縣境有獨秀山,亦號獨秀山民。生於光緒五年(1879)八月廿三日,有一兄二姊。生數月後父卒,弟兄皆嗣與四叔父昔凡。昔凡遠仕遼陽,故弟兄皆依祖父爲生。六歲隨祖父讀,于《四書》、《詩經》外,尚有《左傳》。九歲祖父卒,從長兄孟吉讀,惡八股文章。光緒廿三年(1896),會院試,草草而就,竟以第一名得中秀才,故益輕科舉。然翌年赴南京鄉試不第,遂赴杭州就讀求實書院,與沈尹默同學。已而,又赴東北投嗣父昔凡,未幾以母喪返。
  光緒廿七年(1901),東渡留學于東京弘文館,屬師範科,習日、法文。已而,入勵志社,黎科、傅慈祥、蔡承煜、戢元丞、秦力山、吳祿貞、章宗祥、曹汝霖、張繼皆爲同志。唯章宗祥、曹汝霖爭爲清使翻譯,獨秀恥之,乃脫會歸國,潘贊化與同行。翌年春,訪汪希顔于南京,獨秀論曰:“蒙學莫急於德育,而體育次之。若智育,則成童以後未晚也。誠以德爲人道之本,無德無以立,智必不醇。”希顔美其論,呼之爲皖城志士。
  獨秀返安慶,日與鄭贊丞、房秩五、柏文蔚、葛襄、潘贊化、何春台等往還,組織青年勵志社,設址於敬敷書院之藏書樓,常聚衆演說。官府查之,遂再赴日本。時勵志社已頗遲暮,獨秀乃與葉瀾、秦毓鎏、汪榮寶、蔣方震、張繼、蘇曼殊、馮自由、金伯平等創青年會。廿九年(1903),與張繼、鄒容等戲辱駐日學監姚昱,張繼環其腰,鄒容捉其頭,獨秀剪其辮。三人遂被逐回國,于上海訪章士釗,張繼、鄒容留滬,獨秀獨返安慶。
  時朝廷以東三省與俄國密約,獨秀乃演說于藏書樓,以爲非軍人精神不足以立國。時大雨滂沱,然到會五百餘人,群情激憤,蔚爲盛舉。演說畢,立組織安徽愛國會,期聯絡東南各省,追求獨立。此後藏書樓演說不止,遂爲官府所禁,獨秀避走上海。適《蘇報》案發,遂與章士釗、張繼辦《國民日日報》,以爲《蘇報》之抽緒,蘇曼殊、何梅士、陳去病等爲撰述,激烈猶昨,遂於半年後被禁。
  獨秀複返安慶,與房秩五、汪孟鄒辦《安徽俗話報》,設址於蕪湖。兼教職於蕪湖之安徽公學,劉師培、柏文蔚、陶成章、蘇曼殊等皆薈萃於此。獨秀又與柏文蔚等組織岳王會,以運動安徽新軍。已而,章士釗、蔡元培、劉光漢、楊篤生組暗殺團於上海,獨秀亦歃血如團。
  有桐城人吳樾,安徽公學之學生,亦暗殺團成員也。見獨秀辦報,哂曰:“同胞皆在夢中耳。辦報何用,唯暗殺可。”獨秀壯之。未幾,吳樾往刺五大臣,獨秀與爭使命,至扭打匍匐,互不相讓。樾雲遂云:“餘一生拼與艱難締造,孰爲易?”陳答曰:“自是前者易而後者難。”樾乃對曰:“如此我爲易,留其難以待君。”遂灑淚而別。光緒卅一年(1905),吳樾死難,遺書與獨秀,即《暗殺時代自序》也。
   適《安徽俗話報》亦遭禁,獨秀頗悒郁,與蘇曼殊旅日數月,複返蕪湖任教。翌年春,徐錫麟刺死恩銘,安徽大亂,獨秀複避居東京,與章士釗、蘇曼殊居一室。獨秀素好小學,常與章太炎、錢玄同、周作人商榷。曾率爾云:“有清漢學大興,戴、段、王皆皖、蘇人,諸君則浙人,唯湖北無人。”時黃侃在內室,怒而駁曰:“湖北無人,然有區區。安徽多大家,未必爲足下。”獨秀慚而退。居二年,肄業于弘文學院,學力精進。
  宣統元年(1909),回國奔兄喪。翌年,任教於杭州,與妻妹高君曼同居,親族爲之側目。偶見沈君默題詩,即往訪之曰:“汝詩固佳,然字俗入骨。”君默愕然,遂苦參碑帖,終成大家。
  武昌首義,獨秀夜張檄文於杭州鼓樓,省垣爲之悚然。孫毓筠爲皖督,征獨秀爲秘書長。未幾,毓筠入袁總統幕,柏文蔚繼之,亦重獨秀。民二(1913),袁總統免柏文蔚職,胡萬泰倒戈討柏,蕪湖龔振鵬坐視不救。獨秀適在蕪湖,怒斥振鵬,遂遭逮捕,明令槍決。旅長張子剛疾往救之,倖免此難。柏文蔚聞之,致書振鵬,獨秀始獲釋,遂以病辭,避贛寧之役於上海。已而倪嗣沖皖督,通緝黨人,獨秀冠於榜首。
  翌年,章士釗于東京辦《甲寅》雜誌,獨秀東渡助之,高一涵、李大釗俱在焉。士釗撰《雙枰記》,獨秀爲作序,始署獨秀之名。次年,返滬辦《青年雜誌》,倡進取、科學、自主之精神,以改造青年,而非關時政。居一年,風行於滬上,爲同名雜誌所忌,遂易名爲《新青年》。時胡適留學美國,常有書信往還。
  民五(1916)年末,蔡元培爲北京大學校長,沈尹默呈《新青年》,元培閱而愛之。翌日獨秀貪睡,元培倚門候之,獨秀爲之感動,就聘爲文科學長。獨秀複薦胡適。黃侃、馬裕藻等不悅,詰曰:“陳獨秀惟能作筆記文,焉能爲學長?”元培曰:“仲甫精通訓詁、音韻,何得不能爲學長?”
  民六(1917)初,胡適撰《文學改良芻議》,獨秀爲之張目,作《文學革命論》。其文曰:“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爲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爲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翻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又以明前後七子並歸有光、方苞、劉大櫆、姚鼐爲十八妖魔,必欲芟夷之而後快。蓋胡陳之論,振聾發聵,最爲振奮青年,遂有吳虞、高一涵、陶孟和、錢玄同、李大釗、劉半農、沈尹默、周樹人、周作人等前來影附。然獨秀既爲文科學長,亦持蔡校長之兼容並包主義,故辜鴻銘、黃侃、馬裕藻、梁漱溟等,雖泥古貪玄,亦大造杏壇。故北大文科之氣質,獨秀甚與力焉。然獨秀專任此職,寡登講壇,亦無演說,蓋其餘力盡在《新青年》而已。
  獨秀非古已甚,直欲惟存漢語,而廢止漢字,代之以羅馬字母。胡適則以爲欲實行羅馬化,必先實行白話。獨秀以胡適爲怯,略輕之。時胡陳之論,已披靡京華,群蟬緘口。劉半農乃化名王敬軒,直言《新青年》之非,欲引發文戰也。不意王論頗得人心,故常有質疑新青年者,獨秀與玄同惟痛駡而已。胡適以爲不合民主精神,獨秀曰:“吾不屑與辯,惟痛駡而已。”
  《新青年》者,拈出德、賽二先生,以非孔孟,倡自由,而非關新聞,編者皆以不幹時政相標榜。獨秀忿於此,乃創辦《每周評論》爲其副刊,以李大釗爲主撰,金剛怒目,橫槊憑陵,鬱鬱乎淩邁京城之上。爲政者視之,有若芒刺在背。泥古者視之,有若猛獸毒蛇。惟獨秀素不檢點,曾流連於八大胡同,見於報端。徐總統故申飭蔡校長,令其管束教師,遂免獨秀之文科學長職。
  初,蔡元培以爲私德不修,必殃及社會,故發起進德會,分甲乙丙三類。甲類惟不嫖不賭不納妾。乙類須不作官、不作議員。丙類更不吸煙、不飲酒、不食肉。獨秀與李大釗、章士釗、沈尹默等均爲甲類,然多不能踐行,唯大釗信守不移。故日後獨秀歎曰:“世所謂南陳北李,南陳徒有虛名,北李確如北斗。”
  八年(1919)六月三日,學生遊行,被捕三十餘。獨秀乃作《研究室與監獄》一文,以研究室與監獄爲世界文明之兩大發祥地,主張出研究室即入監獄,出監獄即入研究室。時蔡元培出走,傅斯年、羅家倫欲遷北大至上海,獨秀駁之,遂止。未幾,學生皆獲釋,獨秀欲趁熱打鐵,乃散發《北京市民宣言》傳單,立遭逮捕。九月,孫中山會北使許世英於上海,爲獨秀陳情,適徐總統與龔總理亦不喜爲難學人,遂由安徽同鄉會保釋獨秀。
  翌年,潛赴漢口講學,有記者名包惠僧者,感其言行,願爲左右手。不日,省垣下逐客令,遂返北京。警察聞其擅自行動,複欲捕之。獨秀急與大釗雇騾車一輛,氊帽廚衣,扮作病人。大釗則側坐車把,手持帳簿,扮作商人。於途中探討建黨之事,約定分管長江南北,此所謂南陳北李也。自京而津,不過二百里,二人竟行數日。蓋共產黨之創立,實肇於此也。
  獨秀赴上海,居法租界漁陽裏,故柏文蔚所居也。未幾,有俄共特使威金斯基來訪,晤談甚歡,始籌備建黨之事。陳望道、李達、俞秀松等青年,以外文佳,能譯馬列經典,爲左右手。時黨名頗引爭議,獨秀書詢大釗,大釗覆云:“共產黨。”於是始定。
  初,蘇俄孤立於世界,四顧無友,遂發佈《告中國人民和南北政府宣言》,聲明無條件放棄沙俄時代之不平等條約,我國人民於是親俄。甚有姚作賓者,於北京創立中囯共產黨,且遣使往海參崴聯絡俄人,惜未成氣候。然俄國固狼子野心,其覬覦中國之心,隨氣力而複。故明示其遠東當局,必以加劇中日美之利益衝突爲第一要務,蓋欲獲漁翁之利也。其援華之舉,始而陳獨秀,率而吳佩孚,忽而馮玉祥,繼而孫中山,是其明證也。時羅素演說於中國,曰中國何必實行社會主義。獨秀聞而頞眉,以爲羅素貽誤中國,竟致書駁之。
  中央以獨秀擅自離京,且於上海擴張過激主義,欲緝拿懲辦。適陳炯明邀獨秀赴廣州興辦教育,獨秀遂南下,任廣東教育委員會會長。
  自巴黎和會以來,獨秀以西人爲踐踏和平,故日益傾向俄共主義。《新青年》亦由民主主義而衍入社會主義,胡適譏之爲蘇維埃俄羅斯漢譯本。至民國九年(1920),影從獨秀,號稱馬克思主義者,有上海之戴季陶、張東蓀、胡漢民、沈仲九、劉大白、俞秀松、沈玄廬、李漢俊、陳望道、李達、沈雁冰、邵力子、施存統、林伯渠、柯慶施,北京之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鄧中夏、劉仁靜、高語罕,湖南之毛澤東、何叔衡、彭璜、賀民范,山東之王盡美、鄧恩銘,湖北之董必武、包惠僧、陳潭秋,廣州之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劉爾菘、張太雷,留學法國之趙世炎、周恩來、蔡和森,留學日本之周佛海,數百餘人。獨秀遂造中囯共產黨於上海,大釗等皆其旁支,惟季陶、東蓀、漢民、力子、仲九、大白等,雖參與肇黨,然久之生疑,皆去。又有北大學生名朱謙之者,致書獨秀云:“吾爲人民之自由起見,與先生誓不兩立。”
  翌年(1921)七月廿三日,共產國際遣馬林、李克諾斯基赴華,共產黨人遂聚于上海法租界,此所謂一大也。到會者十三人,爲包惠僧、陳公博、周佛海、劉仁靜、張國燾、李漢俊、李達、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獨秀令包惠僧攜其意見書至。獨秀欲定黨綱,李漢俊詰曰:“革命何等要事,豈能倉促,自當先赴蘇聯考察,再定黨綱不遲。惟今之計,應響應中山先生之廣州政府。”張國燾斥曰:“對資產階級妥協,則是改良主義而已。”故一大之會,實有分歧,其會未終,何叔衡與陳公博已避席而去。然獨秀威信固然,仍當選爲中央局書記,由周佛海暫代之,李達主宣傳,國燾主組織。
  獨秀于廣州四處演說,激烈已極,直欲廢德仇孝,顛倒人倫,鄉黨爲之側目。廣東議員伍光謠評獨秀曰:“陳獨秀者,直欲取中國數千年五倫之數根本取消以爲快者也。”附議者頗衆,甚或呼獨秀爲陳毒獸。亦頗有獻讒於炯明者,炯明皆一笑置之。惟獨秀不堪其譏,遂辭歸滬上。時俄使馬林數晤孫文,令共產黨並入國民黨。獨秀慍之,力主黨外聯合,故爲共產國際所忌。十一年(1922)六月,陳炯明與孫文相攻,獨秀響應孫文,而粵省同志如譚植棠、譚平山、陳公博等影從炯明,蓋服膺炯明之聯省自治也。獨秀怒,嚴懲此三人,三人日後先後脫黨,實肇於此際也。
  七月,獨秀與張國燾、蔡和森、李達、高君宇、王盡美、向警予、施存統等會于上海成都路,此中共二大也。其擬訂之最低革命綱領爲,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帝國主義,達成完全獨立。獨秀當選執行委員會委員長,張國燾主組織,蔡和森主宣傳。蓋二大中,李達與國燾爭辯不休,爲彼所忌,遂不得入中央局。
  獨秀終屈志,與大釗等入國民黨,孫文甚重之。是年十一月,獨秀與劉仁靜、王鈞喬裝出東北境,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四大,聽列寧演說。時有留學同志如瞿秋白、羅亦農、任弼時、肖勁光等見獨秀來,均雀躍不已。獨秀愛秋白才華人品,攜其回國。適吳佩孚鎮壓罷工,通緝獨秀、馬林,獨秀乃遷中共中央至廣州,兼任軍政府參議。
  十二年(1923)六月十二日,獨秀與馬林、瞿秋白、毛澤東、張國燾、蔡和森等會于廣州,此中共三大也。張國燾駁共產黨加入國民黨,馬林不悅,獨秀爲馬林斥國燾。獨秀當選委員長,毛澤東任其秘書。九月,澤東返湘籌組國民黨,羅章龍代爲秘書。次年,澤東返穗,詢獨秀曰:“若國民黨有右派,則何以當之?”獨秀曰:“共產國際明令云,支援左派,反對右派。”澤東聞之釋然。
  是年五月,張國燾於北京被捕,大釗避走蘇聯。六月,國民黨鄧澤如、張繼、謝持等彈劾中共,非難俄使鮑羅廷,毛澤東與國民黨葉楚傖論戰,獨秀爲之兩難。蓋獨秀本不主張國共聯合,然既已聯合,則不願其分裂之速也。而獨秀雖加入國民黨,惟以客卿自居,不似大釗之熱衷其事也。
  十四年(1925)元月,中共四大召開於上海閘北,獨秀與瞿秋白、彭述之、蔡和森、王荷波、羅章龍、張申府、任弼時等與會,俄使威金斯基在座。李大釗、張國燾隨孫文北上,遂缺席。國燾前於獄中,日披諸刑,遭遇極慘,至馮玉祥倒戈政變,始得釋。獨秀等感其德,選其爲執委。未幾,毛澤東主張依靠農民,獨秀以爲激進,二人始有分歧。
  是年,孫文客死于北平,汪精衛任國民政府主席。未幾,親共之廖仲愷被刺,戴季陶撰《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張繼、鄒魯、謝持、居正、林森等會于北京西山孫文靈前,此皆堅決反共之舉,有稱西山會議派。獨秀與瞿秋白駁戴季陶,與張國燾會孫科、葉楚傖、邵元沖于外白渡橋蘇俄領事館,然國民黨反共氛圍已成,殊難回寰。
  胡適向反暴力,主張以和平解決爭端,故參加段祺瑞之善後會議,爲共產黨所不容。胡適負氣而病,赴滬療養,獨秀與之辯。胡適曰:“此次暴徒火燒《晨報》,亦爲爭取自由之舉乎?”獨秀對曰:“《晨報》爲新月派把持,階級如此,如何不可燒?”胡適怒曰:“仲甫,汝竟已不能容忍絲毫異己思想?社會倘若如此,則何等陰森殘酷?”獨秀對曰:“適之,汝勉之!恰因社會陰森殘酷,我輩始無法容忍。章行嚴捕共產黨,彼可曾容忍?五卅慘案,彼可曾容忍?吾幾番入獄,彼亦可曾容忍?”胡適曰:“然君於獄中,馬通伯、姚叔節皆署名營救,此皆君所謂舊學究也。君出獄時,我等談笑一座,人情余溫尚在,君豈忘耶?”獨秀不能對,惟強詰曰:“然則汝何以參加善後會議?”胡適對曰:“以和平方式解決南北紛爭而已。”獨秀曰:“段祺瑞者,帝國主義之走狗也。汝竟不知有帝國主義乎?”胡適對曰:“何爲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安在哉?”獨秀笑曰:“故你我爲不同階級。”
  十五年(1926)元月,國民黨于廣州召開二大,共產黨人居座中之四分之一。獨秀欲團結國民黨,令共產黨禮讓之。故當選之三十六名中央委員,共產黨僅七人。陳延年、毛澤東等均不忿之。延年者,獨秀長子也。時上海搜共產黨愈迫,同志皆欲遷往北京,獨秀非之云:“北京實較上海更甚。”已而北京發生慘案,李大釗、陳喬年受傷,刘和珍等学生死难,果膺獨秀言。喬年者,獨秀次子也。
  三月二十日,蔣中正捕李之龍,此所謂中山艦事件也。之龍雖爲共產黨員,然时受留黨查看之處分,決無參與中共要事之機。惟其艦長之職爲汪主席派任,故與汪主席之關係,實已較與中共爲近。故蔣中正捕之,爲蔣汪之鬥爭,而非國共之鬥爭也。然汪主席爲國民黨中較重國共親睦者,故此次事件亦令中共脊背生寒。未幾,汪主席遽然出洋,蔣中正遂提出整理黨務案,于黨內之共產黨人頗多限制。獨秀遂主張由黨內合作變爲黨外聯盟,即退出國民黨,然爲共產國際駁回。獨秀又令彭述之謁鮑羅廷,冀以蘇援之五千槍支武裝農民,以對抗蔣中正。鮑羅廷亦不許。
  九月,北伐軍克漢口、漢陽。獨秀始以爲蔣中正不敵吳佩孚,至此服膺,特聲明中共決無反蔣之意。蔣中正亦重獨秀爲人,遣胡公勉邀其入漢。未幾,武昌亦克,浙江夏超反戈孫傳芳,獨秀力主暴動於上海,一日即敗。又於漢口召集特別會議,張國燾、毛澤東、李維漢等與會,鮑羅廷、威金斯基在座。澤東、維漢請於湖南土地革命,獨秀以爲北伐當即,土地革命必動搖後方,故不許之,且嚴禁農會持階級之論。時獨秀政論頗多,皆發表于《向導》報,其有論云:“如今爲國民革命時代,而非無產階級革命與專政時代,故不惟資產階級須有民主政治,無產階級亦須有民主政治,且更爲迫切也。”
  共產國際則持自相矛盾之論,一則要求中共服從國民革命之大局,一則支援中共發動土地革命。然土地革命,勢必有妨於北伐,加劇國共矛盾。時中共黨員皆職業革命家,所需經費皆仰共產國際之嗟,故獨秀身爲黨魁,上仰此自相矛盾之指導,下當同志之懷疑,實無以措手足也。
  十六年(1927)三月,北伐軍進抵龍華,獨秀與趙世炎、周恩來指揮工人暴動于上海。上海既克,十萬市民集會,獨秀登高演說。不日蔣中正攜艦抵滬,獨秀令工人糾察隊曰:“若國民軍膽敢繳我軍械,則與之決鬥。”蓋蔣中正於江西已開殺戒,故國共合作已成危局。獨秀令周恩來謁蔣中正,中正妙答曰:“吾必反鮑羅廷。”獨秀乃知勢不可免,惟共產國際仍令中共服膺大局,此其謬也。
  四月,汪精衛回國抵滬,獨秀如蒙大赦,攜周恩來謁之。不意精衛曰:“聞共產黨反國民黨日甚,甚欲打倒三民主義,有諸?”獨秀辯之曰無,遂與精衛立字爲誓。吳稚暉等不悅,以爲精衛縱容中共,精衛斥之。獨秀遂隨精衛赴武漢。
  十二日,蔣中正慘殺中共於上海,此所謂四一二清黨也。中正旋定都南京,寧漢於是分裂。陳延年、周恩來、羅亦農、趙世炎、李立三聯名致書獨秀,望武漢揮師東征。獨秀乃諫精衛暫停北伐,精衛爲之沈吟,惟鮑羅廷等力主繼續北伐,東征之議遂罷。精衛與唐生智且質問獨秀云:“民衆何以侮辱我家人?”獨秀不能對。
  共產國際專爲中國問題形成決議案,欲改國民革命爲土地革命,總其要點有五:一曰土地革命應從下級沒收土地,不待國民政府之令文。二曰以中共黨部之力制止農民之過激行爲。三曰武裝兩萬共產黨員,且從兩湖選拔壯士五萬,另組軍隊。四曰以工農分子改組國民黨。五曰以知名之國民黨員爲領袖,組織革命法庭,制裁反動分子。中共據此決議案,召開五大於武昌小學,與會者八十余衆,皆蔣中正之通緝要犯也。共產國際之羅易、威金斯基、鮑羅廷、米夫、羅卓夫斯基在座。汪精衛蒞場致賀,須臾避席。獨秀演說五小時,主張退往西北,座中皆愕然,漸有嗤鼻之音。次日,瞿秋白散發自撰之《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虛指彭述之,實指桑駡槐也。蔡和森、惲代英、毛澤東、任弼時等紛紛附議,獨秀默然。時譚平山、張國燾、瞿秋白均有意爲總書記,然以聲望論,仍不得不推選獨秀。此屆政治局委員爲獨秀、蔡和森、周恩來、李立三、李維漢、瞿秋白、譚平山、張國燾、蘇兆征。彭述之、毛澤東落選,此所謂各退一步也。
  五月,許克祥殺中共百餘人,此所謂馬日政變也。瞿秋白始覺工農運動過甚,乃提交緩和矛盾之十一條,獨秀深以爲然。時國際代表羅易力主武裝暴動,共青團書記任弼時響應之,呈情於獨秀。獨秀怒,碎於地。然獨秀覆共產國際電云:“吾黨與國民黨之決裂在即,此後吾党將成一反對黨。”七月十二日,國際訓令,中共由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另組政治局。即日始,摒獨秀於會議之外。十五日,獨秀請辭總書記,《向導》報隨之停刊。同日,汪精衛分共,武漢政府遂亡。
  八月七日,瞿秋白、李維漢、張國燾、蘇兆征、毛澤東、蔡和森、李達、羅亦農、項英、向忠發、張太雷、盧福坦、顧順章、王荷波、彭湃、鄧中夏、彭公達、任弼時二十人會於漢口,國際代表羅明那茲在座,鄧小平以秘書列席。張國燾欲請獨秀與會,羅明那茲不允,遂止。會中毛澤東有云:“槍桿子裏出政權。”任弼時則云:“國際批評我黨有機會主義之傾向,實爲事實。”遂免獨秀之總書記。獨秀聞而太息,曰:“革命失敗,國際之罪爲首,吾黨之過爲次。”
  獨秀隱居上海,聞黨中央辦《布爾什維克》,鄭超麟爲主編。遂常署撒翁之名,作寸鐵之章,累計發表百四十餘篇,以爲中國革命仍須國人自理,蓋影射國際也。其文鋒犀利如昔,陳喬年憂而諫之,獨秀漠视之。未幾,喬年死難於龍華監獄。
  初,陳延年死難於龍華。未足一年,喬年亦死。姊筱秀爲理後事,以傷心而病卒。高君曼大哭不止,惟獨秀蹙眉曰:“迂腐。”
  十七年(1928)春,張國燾來訪,欲組織農工黨,以與共產黨相抗。獨秀詰之曰:“二者有何不同。”國燾曰:“共產黨惟國際之支部耳,農工党則自主之政黨。”獨秀複詰之曰:“然則經費何由出?”國燾不能對。蓋國燾於南昌暴動後,逃亡香港,被党内免職,遂有此意也。
  七月,中共於莫斯科召開六大,國際邀獨秀與會,獨秀不赴。與會者多詢及獨秀,瞿秋白曰:“彼自不願來,顯見志異。大革命之敗績,實我黨之責任,與國際無關也。”座中多有推諉於獨秀者,惟王若飛越衆曰:“責任則集體責任,非獨秀先生一人之責任也。”若飛且提名獨秀爲中央委員,未得通過,僅保留黨籍而已。
  是年,獨秀撰中國拼音文字草案,邀沈雁冰、陸綴文校核上海音,楊殷、羅綺園校核廣州音,項英校核漢口音,鄧穎超校核北京音。旋交商務印書館,獲稿費千元,以濟時日。
  十八年(1929)春,吳季嚴從蘇聯回國,語獨秀以史達林獨裁之事,獨秀始讀托洛茨基文章。見托氏之見,實多與己相合。獨秀大喜過望,遂召彭述之、鄭超麟、尹寬、梁幹喬、汪澤楷共議,漸成團體。向忠發、周恩來聞之來訪,欲阻獨秀,獨秀不爲所動。七月廿一日,中國收回中東路,蘇聯進攻東北。中共擁蘇聯,獨秀獻十二條意见以非之。中央怒,申飭獨秀。
  初,蘇聯建國之初,一則孤立於世界,二則遠東自成共和國,故列寧有歸還中國領土之議。然此皆畫餅充饑而已,均不付諸行動。至史達林專政,惟思于中國培植黨羽,而無信守然諾之意。十六年(1927),張作霖搜蘇聯使館,獲機密情報盈車,蘇聯嘿然無以對。十八年(1929)五月,蘇聯於哈爾濱領事館召開遠東大會,警方搜其室,七月遂有中東路之變。國際聞此訊,即電令中共武裝保衛蘇聯,中共遂通電擁護蘇聯。獨秀以爲此舉違反國人意願,且當前尚無革命高潮之徵象,故當務所需,爲群衆路線,而非盲動政策也。九月,獨秀與彭述之、鄭超麟、尹寬、高語罕、李季、王獨清等組織無産者派。中央聞之,飭令獨秀提交檢查,獨秀則寸步不讓。十一月,開除獨秀與彭述之黨籍。王若飛、鄭超麟持異議,亦遭懲處。時王明撰文於《紅旗》,斥獨秀爲無產階級叛徒。
  獨秀遂發表《告全黨同志書》,爲己辯護。又召集鄭超麟、尹寬、吳季嚴等,託名八十一人,撰政治意見書,正式組織無産者社。中共斥其爲託派。
  時託派有四團體,無産者社以外,尚有區芳、梁幹喬、陳逸謀、張特、陸淵之我們的話派,王平一、楊明傑、陳代青之戰鬥社,劉仁靜、王文元、宋逢春之十月社。此四團體皆中共之反對派,然亦自相攻訐。無産者社固四團體之最強者,時托洛茨基流亡土耳其,獨秀常與書信往還,相互引爲知己。
  十九年(1930)二月,國際召獨秀赴莫斯科,獨秀撰文以拒之。其文比當前之中共爲政治投機之土匪,亦辯稱革命之失敗非鄙人一人之責任也。中共愈仇其論,停發其生活費用。獨秀貧無以濟,而精神不頹,曾語鄭超麟曰:“吾恍似回復五四建黨之初,精力正無窮也。”
  是年,與女工潘蘭珍同居。時高君曼已赴南京獨居,兩年後病卒,晚景至爲淒涼。陳公博自海外歸,見而憫之,多爲周急,且爲其營喪。獨秀爲此謝公博,公博衷心恻然,唯唯而已。
  獨秀論紅軍曰:“紅軍者,遊民無產階級與潰兵也。觀賀龍之第二軍,皆其土匪舊部,寧有黨民關係在乎?彭德懷斥王佐、袁文才爲土匪,王、袁斥彭爲軍閥,蓋第五軍皆如此也。方志敏、邵式平亦不過收編土匪與潰兵也。蓋此類遊民無產階級軍隊,非哄散於內訌,亦必妥協於敵軍也。”
  二十年(1931)五一,託派四團體會於上海提籃橋舟山路,宣告統一,推獨秀與彭述之、鄭超麟、王文元、宋逢春、陳亦謀、羅漢、濮德治、區芳等九人爲中央委員。馬玉夫不得當選,心銜恨之,遂往告密。廿三日,政府逮捕鄭超麟、王文元、陳亦謀、宋逢春、濮德治等十八人。八月,又捕宋敬修、尹寬等人。獨秀行動維艱,且有沈屙,數月始痊。次年十月十五日,獨秀與彭述之、謝德盤、羅世凡、濮德治、宋逢春被捕。
  中央聞捕獨秀,急令解送南京,彭述之與同往。途次,獨秀黑甜酣夢,述之羨之。晨起獨秀曰:“吾已半老,別無所求。汝正青春,大有可爲。萬望勿作他想。”
  獨秀以爲既至南京,必入軍事法庭,則凶多吉少。不意蔣公體恤舊誼,令轉地方法院。獨秀于獄中,初無書讀,惟有孫文學說,漸次有《水滸傳》。時獨秀雖系囹圄,猶爲新聞焦點。蔣夢麟聞之,特攜二三小說來探,傳爲佳話。時蔡元培、胡適等多方營救,亦頗有國民黨人呼籲明正典刑,獨秀則泰然曰:“不如大辟爽快。”
  廿二年(1933)四月,江寧地方法院公審獨秀,章士釗等五律師爲辯護。獨秀侃侃而談,視禁席如講壇,一座稱快。時章士釗爲辯護頗力,獨秀竟率爾曰:“律師所云惟其本人觀點而已。吾人之政治主張,以吾本人之辯護狀爲准。”時論以爲破天荒者。遂判獨秀有期徒刑十三年,褫奪公權十五年。翌年,改判爲八年。
  獨秀系押江蘇第一監獄,宋美齡、顧孟余、徐恩曾、陳公博、柳亞子、劉海粟皆來探望,或有遊說之意,皆不能折之。惟胡適過南京而未至,獨秀痛斥之曰:“吾知適之忙人,此際正與達官貴人拜會飲酒,寧有暇訪我哉。不過一舊朋友而已,失之可也。”時有北大學生名羅爾綱者,研究太平天國獲譽,獨秀欲見之。胡適曰:“仲甫素有政治偏見,安能研究太平天國,故爾綱不見也罷。”胡適終來探監,當面猶爭論不已。
  獨秀系於獄中,常有人求字,皆一揮而就。又好談論女子,歷數小時而不倦。時潘蘭珍常來探視,有男女之事,獄方不能止。獨秀亦未脫組織,力主加入宋慶齡、胡漢民與中共之抗日同盟,劉仁靜等聞之,開除獨秀黨籍,此託派之黨籍也。
  獨秀善音韻訓詁之學,於獄中始得大造,有《荀子韻表及考釋》、《實庵字說》、《老子考略》、《中國古代語音有複聲母說》、《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連語類編》、《屈宋韻表及考釋》、《晉呂靜韻集目》、《干支爲字母說》等作。又作《實庵自傳》,兩章而止。
  彭述之以爲馬克思主義以外無學問,獨秀駁之曰:“此蘇聯之愚徒也。”獨秀以爲中國無奴隸社會,蓋由氏族而入封建社會,秦漢以下爲商業資本主義社會,故爲馬克思學說所不可概括者也。
  廿六年(1937)八月,日軍轟炸南京,胡適倩汪兆銘保釋獨秀。獨秀出獄,客傅斯年宅。蔣公令朱家驊見獨秀,望其另組共產黨,獨秀不允。九月,獨秀攜潘蘭珍抵武漢。
  羅漢爲獨秀游說林伯渠。伯渠爲獨秀計,致電延安云:“仲甫等已出獄,願回歸黨內,中央可酌情考慮。”延安覆云:“彼回黨須符合三條件。一則放棄託派,公開承認錯誤。二則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三則須於實際行動中表達誠意。”獨秀本無回黨工作之意,見此惟哂笑曰:“書面檢討,恕難從命。”遂不赴延安。
  王明惡獨秀,故曰:“吾党可聯合任何人,惟託派爲例外。吾黨甚或可與蔣介石及其反共特務合作,惟陳獨秀爲例外。”康生附和之,公開發表文章,指獨秀曾與日本人密約,故爲漢奸無疑。王星拱、傅汝霖、高一涵、段錫朋、梁寒操、周佛海、陶希聖、林庚白等見此不平,公開駁斥此論。獨秀亦駁康生曰:“爾等向來不擇手段,順汝者爲戰士,逆汝者則爲漢奸。爲人者寧當如是哉?”
  獨秀欲連衡第三党,于國共之間另辟蹊徑。時一七九師師長何基灃療傷於漢口,獨秀令濮德治、王文元說之,欲依此成事。基灃旋被免職,茲事遂罷,獨秀爲之氣餒。張國燾自延安來漢,亦欲組第三黨,獨秀非之。劉仁靜邀獨秀重振託派,獨秀卻之。
  廿七年(1938)夏,獨秀攜眷入川,投江津遠親。貧病不能自濟,賴朋友接濟爲生。有少將參事名楊鵬升者,故北大學子也,崇拜獨秀文章,事獨秀如父。蓋當年之北大學子,頗多周濟獨秀者。章士釗、包惠僧、沈尹默、高語罕等常來聚遊。朱家驊曾寄五千元,獨秀卻之。
  獨秀僻居江津,宿病益甚,猶論天下大勢不止。其指德蘇爲人類兩大公敵,欲援引英美,以保持中國之半殖民地地位。惟局勢之發展,每與相悖,可知獨秀誠非一政治戰略家也。其又編撰《小學識字教本》一書,交國立編譯館印行。時陳立夫主教育,審此曰:“內容無大礙,惟易與小學校混淆。”獨秀憤曰:“陳立夫無知,小學者聲音訓詁、說文考據之學也,古來有之,豈可更改?” 遂不得印行。
  卅一年(1942)五月,獨秀食霉蠶豆中毒,廿七日逝世,終年六十三歲,時包惠僧、何之瑜在側。其身後蕭條,惟有圖書些許,皆遺與北大。江津士紳鄧蟬秋、鄧燮康叔侄慨然解囊,爲買穴于大西門外之康莊,蒋公亦馈资五千元。若独秀生时,必不受此。卅六年(1947),子松年为迁葬于安庆。
  
  獨秀與高夫人曉嵐生三子二女。長子延年、次子喬年,皆中共烈士,另有傳。三子松年爲工人,曾爲安慶窑廠技師,一九九零年卒。長女筱秀,一名玉瑩,上文有記。次女早殤。高夫人君曼生一女一子。女名子美,爲婦科醫生,文革間偷渡香港,二零零五年卒於美國。子名鶴年,一名哲民,早年求學於北大,名列北平三大學生領袖,後移居香港爲報人,不問政治,千禧年卒。潘夫人蘭珍曾改嫁,一九四九年卒於癌症。
  
  論云:聞北京鬧市新塑五四運動雕像,李大釗、毛澤東皆巨制煌煌,陳獨秀則僻居一角,是可笑也。陳獨秀爲五四運動之主將,向時毛澤東充其量一才俊而已,世所共知。故如此安排,真乃污蔑歷史。又中共之創立,實非民國十年之事,而應先此一年。威金斯基先赴北京晤李大釗,謀建黨之事,大釗不能決斷,乃薦其赴上海見獨秀。獨秀遂創建中共,北京等皆爲其分支,南湖一大不過是其第一次全國大會而已。故獨秀之於中共,猶孫中山之于同盟會,宋教仁之於國民黨,稱之党父可也。然其於江津淒涼辭世後,蔣介石尚能饋贈五千元,而中共之機關報,竟絲毫未予報導也。故時人論云,“如此一代人傑之死,此時此地,實有不勝寂寞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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