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偶然的机会笔者在《中华老字号·沈阳卷》的“前言”中，惊奇地发现了这个鲜为人知的秘密。这个“前言”说:“我们第一次发现，这家(北京)崇古斋的店东陈昔凡(陈衍庶)，这位新民知府，既是他收编的响马张作霖的义父，又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人物陈独秀的继父，两个中国现代史上敌对阵营的代表人物在沈阳城这种联系，为我们研究近代历史和有关人物提供了新的线索。”
　　
　　陈衍庶何许人也？他与张作霖缘何成为“义父子”？张作霖与陈独秀又缘何成了“义弟兄”？对此，笔者查阅了《陈氏家谱》、《陈独秀年谱》、《陈独秀一家人》、《陈独秀传》及《张作霖传》等书籍和历史资料，并进行了一番探踪。
　　
　　 (一)张作霖(1875—1928)，奉系军阀首领，字雨亭。1875年3月出生于辽宁海城县城西小尘村(今盘锦市大洼县东风镇叶家村张家窝棚屯)。张作霖幼年家境贫寒，12岁时仅读了一年私塾。14岁父亲去世后，随母亲前往镇安县(今黑山县)投奔外祖父。为谋生卖过包子，当过货郎，学过木匠，后跟随继父学兽医，然一事无成。但张作霖精于骑射，又会相马。1894年因为父报仇杀人而流落至营口。此时，适逢甲午战争爆发，便投入驻营口田庄台的毅军中当兵，后因表现出众，被提拔为毅军统领宋庆的卫士，后升任伍长。不久，他携械潜逃，加入广宁的土匪帮任首领。
　　
　　时任新民府知府的陈衍庶，正组织兵力进行剿匪，他认为张作霖虽为土匪，但他是为环境所逼，同时，认为张作霖虽然鲁莽，但为人机敏勇猛，于是收编了张作霖。这样，张作霖便成了清军营官，就任新民知府巡警马队帮带，负责知府的安全保卫。知府大人陈衍庶每逢出巡，都由张作霖充当卫队首领，平常带兵守卫知府，成了知府大人陈衍庶的贴身保镖。陈因剿匪有功，后升为洮南镇守使。这样，张作霖对知府陈衍庶视如恩人，甚为崇拜敬仰。
　　
　　 (二)陈衍庶，字昔凡(1851—1913)，为陈独秀的叔父，出身于安徽省怀宁县的一个被人瞧不起的小户人家。几代都靠教书谋生，有教书世家之称。1875年，陈衍庶中举，从此进入仕途，官运亨通，平步青云。
　　
　　初任知县，因治河有功，办事认真卖力，曾经一昼夜处理讼卷三百余件，这样步步高升，由知州、知府直升到府级以上省级以下的道员，领加四品衔，以知府赏戴花翎。陈衍庶在东北怀德、柳河、辽阳、新民等地任职时，正值日俄战争爆发，中国商人乘机贩运马匹以获暴利，而马匹经过陈衍庶的管辖之地，要抽取牲口税，并且无须再上缴国税，因而大部分便进了陈的腰包，很快他就腰缠万贯，成了安庆令人刮目相看的大户。
　　
　　他还在辽宁彰武县、安徽省贵池等地大置田产，而且还在北京的琉璃厂投资开设了颇有名气的“崇古斋”古玩铺，并在奉天设有分店。然而，陈衍庶虽然名利皆显赫，但也有一件不称心的事。他先后娶妻3房，但均未生一子。为使陈家大业后继有人，他相中了其兄(早逝)次子陈独秀(1879—1942)。当时，17岁的陈独秀在家乡安庆参加府试，一举中秀才第一名，陈衍庶认为他将来前程一定远大，便要好好地教导。于是，陈独秀就过继给叔父陈衍庶为嗣子，并上陈家祠堂办理了过继的正式手续。
　　
　　陈衍庶很喜欢陈独秀。到东北上任时，他把陈独秀带在身边，做些文书工作，并亲自教导其读书识礼，对他抱有很大希望。他一再对陈独秀说:“不得功名，何以为官？要想出人头地，就得先苦读几年，把书念好！”
　　
　　陈衍庶还是一位才子。他的诗文、书画也有一定的造诣，在当时书艺界有一定的名气。他在新民府任职期间，公务之余常常挥毫作画、做诗，并亲自教导带在身边的嗣子陈独秀。
　　
　　 (三)紧随知府大人陈衍庶、长陈独秀4岁的张作霖，耳闻目濡，大受其感染，自愧不如，自思如果这样乱来莽撞下去，岂能升官发财，只恨自己少时没读书。同时，他又感到陈大人身为知府大官，平易近人，待人和善，又擅长诗文书画，是个才华出众的知府大人，令他敬佩。于是，他萌生要拜陈大人为义父的念头，以便受教于他。
　　
　　一次，张作霖随知府陈大人出访，陈大人一回府就在书房里亲自教嗣子陈独秀读书，他看在眼里，羡慕在心里，不禁身不由己，向知府大人面前一跪，连磕了3个响头恳求道:“知府大人开恩，小人幼年丧父，没有读什么书，请大人收小人为义子，教小人读书识礼！”

　　张作霖这一举动令知府大人陈衍庶一怔，随后便让张作霖快快起来，张作霖又是3个响头，声声恳求道:“请大人开恩！”善待下人的陈衍庶，忙弯腰扶起张作霖，他想张作霖虽然没有文化，但为人机灵，又勇猛，是自己可信任的贴身保镖，同时，他要求读书识礼也是善举。于是陈衍庶欣然点头同意，收张作霖为义子。这样，张作霖与陈独秀就成了义兄弟。
　　
　　此后，当知府公事办完后，陈衍庶就叫张作霖与自己的嗣子陈独秀一起读书，甚至亲自给他讲解《增广贤文》等之类的启蒙读物，手把手地教他写字。于是，张作霖与陈独秀又成了同窗学友。但张作霖自觉不如聪慧过人的陈独秀，因而对义弟陈独秀也很敬重。张作霖十分珍惜这样难得的读书机会，读书发奋刻苦，几年下来，大有长进。然而，陈独秀自幼思想活跃，不安心于攻读诗文和八股，且又接受康梁派思想，在参加江南乡试落第后，与科举彻底决裂，独自离开辽阳而东渡日本留学。
　　
　　 (四)1909年左右，辛亥革命的前夜，反动的清王朝已是摇摇欲坠，识时务而腰缠万贯的陈衍庶，一纸辞呈递到朝廷，挂冠回故里安庆安度晚年。但张作霖对义父陈衍庶的大恩大德却铭记在心。据史料记载，1916年，已当上奉天督军兼巡按使、旋改奉天督军兼省长，后又接任东北三省巡阅使的张作霖，已将吉林省、黑龙江省纳入其统治范围，成了“东北王”。就在此时，陈衍庶的一个侄儿曾到东北三省“总督府”拜见张作霖，但门卫不让进去，而陈衍庶的侄儿一定要进“总督府”拜见张大帅，门卫不得不禀报张作霖。张作霖一听来人是陈大人的侄儿，立即请其进府，并给予热情款待。在得知陈大人已于1913年病故时，张作霖不禁感慨万千，他对陈大人的侄儿说:“本人能有今天的红运，全靠义父大人的栽培，义父对我恩重如山，张某永远铭感在心！”
　　
　　既然张作霖是陈独秀继父的义子，而陈独秀与张作霖又是义兄弟，那么，在陈独秀的遗墨中却为什么不见只言片语呢？这就不得不从陈独秀与养父的关系说来。
　　
　　陈独秀自幼就性格刚烈，作为陈衍庶的嗣子，继承其家产是理所当然的。然而，陈独秀参加革命后，屡说自己是个从小“没有父亲的孩子”，从不提起官运亨通的继父，即使在《实庵自传》中也只字未提。他走南闯北，宁愿过着穷困的“寒士”生活，也不愿依赖继父的财产为生。对于家业兴衰他也毫不关心。此外，由于陈独秀与结发妻是同父异母妹自由相爱，而被继父赶出家门，不得不自食其力隐居于杭州。同时，由于陈独秀四处奔波革命，屡遭反动当局的迫害与通缉，致使家庭多次遭受牵连，这也是使继父陈衍庶大为头痛的事。他认为自己是清朝的命官，而自己的嗣子竟是康党、乱党和革命党，大逆不道。
　　
　　 1913年，陈独秀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随都督柏文蔚参加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不仅自己遭当局的通缉，而且家庭也被袁世凯的爪牙倪嗣冲部队占据并查抄。此时，陈衍庶病逝正停尸家中。由此可见陈独秀与家庭及其继父一直存有芥蒂，所以，在他的遗墨中难觅他与继父过往生活的记载。
　　
　　由于这样的原因，陈衍庶为张作霖的义父以及陈独秀与张作霖义弟兄的关系，鲜有文字记载。如果不是《中华老字·沈阳卷》的“前言”中提及这段颇有史料价值的文字，人们何能想到这段湮没近百年的历史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