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有句名言：“此身非吾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可见他对友情的珍重。“五四”前，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声势很大，吸引了众多的知识界精英，胡适与陈独秀的友谊也是因《新青年》而缔结的。他们的中介人是上海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汪是陈独秀早年在芜湖主编《安徽俗话报》时期的老朋友，汪与胡适都是安徽绩溪人。１９１５年９月，陈独秀创办《青年》（第二卷１期起改名为《新青年》）杂志，请汪约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为其撰稿。１９１６年２月，胡适将俄国作家库普林的短篇小说《决斗》译文寄给了陈独秀，从此二人便有了书信来往。

胡适与陈独秀的结交，对他日后成名起了很大的作用。反映他文学革命主张的所谓“八不”主义，是在陈独秀的敦促和帮助下，于１９１７年１月在《新青年》２卷５号登出，从而引起强烈反响。陈独秀随后发表的《文学革命论》宣告：“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把文学革命先锋的头衔授予胡适，从此，胡与陈并列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

１９１７年１月，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陈独秀任文科学长。陈写信给胡适说：“弟荐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这年夏天，胡适回国当了北大教授。

陈独秀来到北京以后，把《新青年》从上海搬到了北京，后来又办了《每周评论》。这两个刊物都是陈独秀负责，胡为副手。一个是“弗峻之坡不上”的“乱党”，一个是少年气盛的新派，再加上一些先进人物，把死气沉沉的中国闹得沸腾起来。

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怀着满腔热血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结果被北洋政府逮捕。胡适和其朋友到处奔走营救，３个月后，陈独秀终于获释。社会的变动，政治矛盾的尖锐使新文化运动的同仁们逐渐在思想上出现了分歧，胡适主张中国要走欧美的社会改良道路，陈独秀则向往俄国的十月革命，两人在思想上各行其是。尽管政治主张不同、事业各异，但两人的友情依然存在。

１９２１年１０月，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胡适一反平时的斯文，大骂“法国人真不要脸”，立即同蔡元培等人开展营救行动。次年，陈独秀再次被捕，胡适连忙写信给其好友将陈营救出狱。

陈独秀性情古怪，说话直爽不怕得罪人，是一位不羁之才。胡陈平时一见面就谈，谈不拢就辩。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终至争吵。每到这时，只听见胡适的高声大喝和直敲地板的声音，而陈独秀此时便默不作声，对胡适，陈在态度上和语言上总是做出让步，显示出对朋友的礼让之情。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胡适从国外回来路过南京。到了北平，写信给陈解释说：此次匆匆回国，未去看他，请他原谅。两个月后有事还要去南京，届时一定去看他。谁知，陈独秀见信后大骂胡，说他有时间同达官贵人周旋，独没有时间看望老朋友，声明与胡适绝交。可是两个月后，胡到南京看他时，秉性恳挚的陈独秀火气已经完全消散了。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胡适出任驻美大使，陈这时也获释，辗转到了四川，晚景颇为凄苦。在美的胡适得知后，很是惦念，想设法使陈出国疗养，但一身傲骨的陈独秀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坚决不肯离开祖国。

纵观胡适与陈独秀一生的交往，胡待人接友，多赖于修养；陈则喜怒爱憎皆发自衷心，对朋友襟怀坦白。两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不以政治主张对立而反目成仇，其真挚的友谊实为后人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