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中国托派后期成员的黄公演先生，在今年4月香港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会主办的《陈独秀与革命史研究通讯》第20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评唐宝林的<中国托派概论>》的文章，对拙作多多指责。凡读过我写的《中国托派史》（主要资料都引自托派组织当时出版的机关后上发表的文件、决议、文章及传单、小册子的原始材料）的读者，都知道整部托派史是一部内部分裂成两派或几派互相在一些枝节问题上无穷争吵的历史，而且手法基本上是引用有利于己的托洛茨基的话进行“语录战”，来标榜自己是“真正的托派茨基主义者”，攻击对方是“机会主义”，以至当中共夺取政权时，他们还陷在这个只有几百人的“争吵不休的俱乐部”中，乐此不疲，致使伟大的理想和年轻旺盛的精力都耗尽在这无休止的争论中。没有想到，34年后的今天，黄公还继续着这个传统。承蒙他的抬爱，文章发表前曾给我看过，一是我因三年来忙于照料一直被严重的脑血检、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缠身的老伴；二是忙于抽空著述偿还沉重的书债，三是由于研究陈独秀、宣传他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精神所受到的众所周知的政治上的压力，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更不愿意陷入这个“争吵不休的俱乐部”， 没有及时回答他。现在，他既然公开发表在香港的刊物和网页上，我就不能沉默了。不过，又鉴于以上原因，我不想与他详细争论，只是点到为止，以后也不再应战，只表明我的态度而已。

    首先声明，我不是黄文一开头所说的“研究中国托派的专家”。《中国托派史》不过是把我收集到的托派资料梳理了一下，谈不上什么研究。其中错误自然不少，两位托派老人郑超麟和王文元，曾指出书中的错误，我有长文作了答复，有的我接受，答应以后修改；有的出于误会和偏见，我作了解释。这些（双方的批答）我都收在我的《求真集》里，君子坦荡荡，读者自有公论。至于日文版没有出版，原因很复杂，郑、王两位的批评只是一个原因，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也不必谈它。对此幸灾乐祸，似乎有点……。我非圣人，孰能无过，况乎书乎。有人写争论文章，故意把对手抬得很高，是为了显示自己更高明。这不是高明的办法。例如，有人在马克思面前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时，马克思郑重其事地说过一句话：“我只知道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就来看看，这位比由他编造出来的“研究中国托派的专家”高明的黄公，说了些什么呢？

托洛茨基在“四一二”以后是不是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是“反动的”

    托洛茨基自己承认他的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原来他与列宁一样，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有较大的肯定，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初期，他不仅支持这个党内合作，而且对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倾注了很大的热情。为此，蒋介石在1923年9月访苏后回来后的报告中，还特地提到了托对他比其他苏共领导人更热情的态度，说除了派军队，其他都会给国民党以大力支持。但是，1927年“四一二”以后，他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彻底加以否定，从而与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发生激烈争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黄文引用这年3月29日（这时中国托派还没有产生、蒋介石在莫斯科眼中很革命）托氏的一封信，来说明托是把中国资产阶级是分成“自由资产阶级”和“反动”的“分开认识”，批驳我以上引用的托氏从总体上否定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我在文中引用的托氏认为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没有革命性，甚至“越到东方越反动”的诊断，引自“托洛茨基主义”形成的标志性著作《不断革命论》，完成于1929年11月，而被成立于1928年12月的中国托派当成纲领性文件的托氏两篇文章《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1928年6月8日）和《共产国际六大后的中国问题》（1938年10月4日）写得更明确，更刻薄：“我们不应该只估量某一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一般态度，而应估量某一国家的资产阶级对于该国历史任务的态度。……中国资产阶级在其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同对于工人农民的态度上，并不见得比俄国资产阶级对沙皇同工人农民的态度上要革命些，或者也可以说中国资产阶级比俄国资产阶级还要反动，还要下贱。我们只能这样的观察问题。”[1]

    请问：这个论断不是托氏的基本观点吗？是我“主观猜想和推断”出来的吗？

    至于说到托氏以上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估计与党内合作的关系，托氏也在这篇文章中有以下论述：“中国资产阶级在它的将来，还有不少的盘旋，倾向于左的政策。对于那些喜欢联合战线的人们将来还有许多引诱的机会。如果今天告诉中国共产党员说：1924-1927年，你们与资产阶级的联合（即党内合作——引者）完全是正确的，但现在它已经彻底的跑到反革命营垒中去了，所以现在不适用了。这种说法，完全是于将来客观的环境转变及资产阶级的必然左倾状况中，将要第二次解除中国共产党之武装”[2]。——托氏这段话的意思是，中国资产阶级不仅在1924-1927年党内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是反动的，大革命失败后是反动的——“跑到反革命营垒中去了”，而且将来它再“左倾”时，也是反动的。所以，永远不要与它“联合”。因为不管它表面上怎样“左倾”，本质上是反动的。

托洛茨基不反对国共合作吗？

    上面说过，托洛茨基开始赞成过国共党内合作方式，但后来国民党右派屡屡挑衅排齐共产党、争夺领导权，斯大林又让中共退让时，托氏与陈独秀一样，几次提出退出国民党，实行两党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党外联合。结果被斯大林及其操纵的机构所否定，并导致大革命的惨败。于是，一次遭蛇咬，十年怕井绳。托氏就一直反对与国民党作任何形式的合作，不管是党内合作，还是像黄公说的党外合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党已经接受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教训，表面上把红军编入国民党系列，称八路军、新四军，并作了放弃土地革命等几大让步，但没有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虽有代表参加国民党的参政会，但两党完全独立自主。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两党党外合作方式，为了抗日，挽救民族危亡。也是符合黄文中赞成的合作方式的。可是，托氏对此举评论说：“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遵照莫斯科的命令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接受了反动的学究气的‘孙文主义’，加入了国民党，服从它的纪律。换句话说，它在对资产阶级屈服的道路上，走得比以前俄国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人走过的更远。在目前的对日战争中，又在重复着这个同样致命的政策了”[3]；又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本质，乃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唯有这个政策能致使十月间夺得政权。在其历史的全过程中，布尔什维克主义都是毫不妥协地反对那与资产阶级合作政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之根本冲突就在此处。……在中国革命中，斯大林居然将孟什维克派图谋在一九一七年革命时实行的政策，实行到底了。”[4]

    正是受了托氏这种一贯的思想影响，中国托派内部有很大一部分人，反对任何联合战线，不管是与国民党，还是与其他资产阶级左派。1931-1932年陈独秀任托派中央书记处书记时，曾在上海“一二八”抗战时，以常委的名义，通过一个决议，与十九路军代表的、正在向左盘旋的资产阶级“共同行动”，与共产党红军“联合行动”，进行“反将抗日”斗争。结果遭到上海最大的托派法南（法租界和南市）区委和北方区委的抵制和反对，结果毫无作为。事后，陈独秀在内部机关报上发表了题为《反极左倾的错误》的文章，痛心地说：错误和真理相隔只一小步。“中国左派反对派，因为过去革命失败，很惨痛的反对史大林派机会主义的错误，很自然的会多踏几大步，走到另一极端之左倾的错误。”然后，他列举的众多左倾错误中，有一条是：“由反对史大林派‘四个阶级联盟’这一荒谬政策，而走到另一极端：根本反对革命斗争中任何阶级联盟，特别是和资产阶级任何联盟”。[5]

    但是，托派内部这股极左势力不是陈独秀的一篇文章可以克服的。陈独秀在1932年10月被捕入狱后，新的托派中央，在得知中共与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消息后，在1937年2月21日通过了一个政治决议案《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其内容除了骂倒在民族危机面前一切由“反蒋抗日”转变为“拥蒋抗日”的第三势力如救国会、第三党及一些地方势力外，对共产党更是无情讨划地说：“斯大林党以抗日为藉口，放弃了土地革命，放弃了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总之放弃了共产党所有的立场，以最可耻的态度屈膝于国民党蒋介石之前，求其‘联俄抗日’……”[6]因此，这年抗战爆发后出狱并转变立场的陈独秀，在1938年11月3日写信给托洛茨基说：“我们这个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倾向。例如……有些人认为任何时期任何事件任何条件下，和其他阶级的党派协议对外国帝国主义或对国内独裁者的共同行动，都是机会主义。这些极左派的倾向在组织内部的宣传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遂决定了对中日战争的整个态度，没有人能够纠正，谁出来纠正谁就是机会主义者”；“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从开战一直到今天，这样状况仍旧继续着，不但无法获得群众，简直无法和群众见面。”[7]

    请问黄公，难道以上托洛茨基、托派中央和陈独秀的文章、文件、书信里的这些话，都是我主观猜想和推断？

其他几个问题的简要说明

    以下，黄文不谈到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等几个问题，我已经无意与他玩这种“语录战”游戏了。因为，他总可以找到适合自己需要的“语录”，永远有理。他的要害是他的话是不受实践检验的。而我遵守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拙作《概述》主要述说了我知道的托派历史的事实，基本上没有引经据典加以论证和评论（不到一万字的文章，也做不到论证和评论）。如果事实有出入，当然欢迎批评指正。但是，像黄公那样，横生枝节，假造对手，然后随便找一条语录，进行讨划，实在是不怎么样。例如：

一，苏维埃问题。只要翻翻托洛茨基在“四一二”以后的一系列文章和讲话就可以了。

    在“四一二”之后，武汉汪精卫国民党政府严重动摇，军事将领纷纷反共叛变，革命局势十分危急。这时，斯大林非但还不许共产党退出国民党，还要共产党向汪精卫献媚。在这个关头，托洛茨基提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建立苏维埃，难道苏维埃不是共产党政权，不是为了与武汉政权对立，然后过渡到一个政权——“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吗？而在苏维埃政权下的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在托氏看来，当然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后来，广州暴动，果然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权”，并采取一系列无产阶级革命的措施，为什么托氏给予那么高的评价？托氏在广州苏维埃失败后还说：“当时广州工人取得了政权，而政府是真正属于共产党。新政府的政纲不仅没收地主土地，不仅工人监督工厂，而且还要将大工厂交通机关和银行收归国有，更要没收资产阶级的房舍及其财产以利劳动者。现在我们试问一下：假定这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方法，那末将来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又是怎样的呢？”于是，托氏把它当作一个有力的例证，根据他的中国资产阶级没有革命性而且比俄国资产阶级更反动的理论，提出一个十分著名的论断：

“第三次革命[8]（不管中国中国经济比俄国落后得多，或者更正确些说，正因为比落后得多），将不会有一个‘民主’时期，甚至像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半年的‘民主’时期也不会有（1917年11月——1918年7月），而将被逼于一开始时就要最坚决地动摇与取消城市及农村中资产阶级的财产”[9]

正是根据这个论断，中国托派内部始终有一股极左势力宣称：“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王文元（王凡西）1929年回国后成立的小组织“十月社”，就以此观点，说持批判认为一开始应该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陈独秀还在坚持“机会主义”。同意王文元观点而后来成为少数派第二大领袖的郑超麟为此还专门写了一本小册子《不断革命论ABC》，论述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附带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这个观点被毛泽东称为把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毕其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

二，至于说到“无产阶级专政”，对人民是民主，只对敌人是专政。这种说法，列宁、毛泽东等说了无数遍了，毛泽东甚至把它通俗化为“人民民主专政”，难道还要黄公来重复吗？可是实践呢？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有过这样的“给人民以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吗？没有！它只存在于列宁、毛泽东和你们托派的幻想中。所以，陈独秀晚年说：“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苦难、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请注意，他讲的一是“任何”，不排除“无产阶级专政”；二是当时恰恰是专对“无产阶级专政”说的。郑超麟当时不同意他的观点，在一封陈去世前未能发给他的一封信中，要陈独秀给他以时间：如果再出一个斯大林，就接受陈的观点。结果正如陈去世前说的，在更多的国家出现了斯大林，即出现了斯大林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没有出现给人民以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

三，关于“红军”大部分是“土匪与溃兵”问题，我只是客观叙述了陈独秀有篇文章有这种观点，而黄公却说我“说中国托派攻击过红军”，然后再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真叫人莫明其妙，像让人看唐•吉珂德大战风车一样。

四，关于中国托派在1949年中共胜利后是不是还在活动问题，黄公自己就自相矛盾，他承认在当时自己以温州托派“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义编辑和该印的“内部刊物”《叛逆者》，还在发表“主张对中国内战（对中共方面——引者）采取‘失败主义’的文章”，难道这不是活动吗？郑超麟先生没有看见这个刊物，就否认这个刊物的存在，你怎么也做鸵鸟呢？所以我要提这篇文章，因为它具有典型意义。关于郑先生是否停止了活动，有他亲自主办的《新方向》杂志（实物），与你编辑的《叛逆者》（实物）一样同在。将来可以编进《中国托派资料集》。郑先生在1951年11月25日出版的《新方向》编者语中明确宣布该刊内容为：“批判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各种基本理论”和“国家资本主义之各种政策、制度、运动”。至于如何“批判”，在本人拙著《中国托派史》第334页以后，有具体详细的事例。

——所有这一切历史事实，你黄公去否认它的存在，干什么呢？如果你以为这些做错了，就说做错了；如果你认为这些都做对了，就说做对了（现在不是有一股思潮在全面否定毛泽东和中共吗？）。如果错或对都不好说，就不说。何必如此明目张胆地去否认它而把自己说成是一贯正确呢！

最后我要声明：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一生受迫害，苦难深重。我写《概述》只是研究历史，无意再给他们添加苦难。而且他们中有些人一直敢作敢为，无怨无悔，像郑超麟先生。这种人不管有多少错误，精神可嘉，令人尊敬！并且，有些事，从长远来看，谁知道谁对谁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

                                                     2006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