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一条从来都不怕死的硬汉。正如陈独秀研究专家任建树先生所说：“陈独秀这个人，从小就‘不怕打，不怕杀’，长大成人，特立独行，从不畏艰险，不惧强暴，更不会趋炎附势出卖自己的人格。”（《陈独秀大传》第540页）不管在多么艰难、险恶、危急的处境中，他这种不怕死的硬骨头精神伴随了他的一生。

“要枪决，就快点吧！”

1913年3月20日，在国会召开前夕，窃取临时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派人在上海火车站将反对他的宋教仁刺杀，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并组织讨袁军，发表讨袁檄文。7月17日，安徽宣布独立，公推柏文蔚为安徽讨袁军总司令。陈独秀协助柏文蔚制定讨袁大计，并奋笔疾书起草讨伐袁世凯的独立宣言：“临时总统袁世凯凶残狡诈，帝制自为。戕戮勋良，灭绝人道，恶贯满盈，人民发指……兹特邀集军商绅界会议决定，即日宣布独立。”

不久，被袁世凯重金收买的胡万泰叛变，“二次革命”在安徽失败，柏文蔚被迫出走。陈独秀成了通缉犯。8月26日夜，陈独秀化装为商人乘船从安庆潜逃至芜湖。

芜湖驻军首领龚振鹏是由柏文蔚调来安徽充任旅长的，当其到芜湖赴任时，柏文蔚将讨袁计划全盘告诉了他。谁知龚“竟尓告密”。“龚振鹏从正阳关回到芜湖，态度大变，残杀无度，每日枪决民众，不可胜数”。8月27日，陈独秀刚到芜湖立足未稳即被叛军龚振鹏逮捕下狱，并张贴布告要枪决陈独秀。在这命悬一发的危急关头，陈独秀临危不惧，面不改色，痛斥叛军屠杀无辜平民的罪恶行径，并正气凛然地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吧！”

就在龚振鹏下令枪决陈独秀时，张永正旅长率手枪卫士匆匆赶来。龚振鹏慑于张永正的压力，加之接到柏文蔚派人送来要求“刀下留人”的信，未敢下此毒手，陈独秀才得以虎口余生。

“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

五四运动爆发不久，革命志士与反动势力进行着殊死的搏斗。陈独秀在上海的朋友担心他在北京“必多危险，函电促其南下”。陈独秀痛感反动当局的黑暗和腐败，气愤地回答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这两句话，充分表达了陈独秀对黑暗、恶浊之社会的刻骨憎恨以及与反动势力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鲜明立场。

押解途中的鼾声

1932年10月15日下午7时，由于叛徒谢少珊（徳盘）出卖，国民党反动派悬赏3万元缉拿的陈独秀在上海岳州路永吉里11号楼上被捕。国民党当局对陈独秀这样的要犯当然非常重视。17日早晨捕房便将陈独秀等人押解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18日下午，市公安局提案审问。上海市长吴铁城对如何处置陈独秀不敢擅自作主，于是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当局。南京接到吴铁城的电报后，立即下令将陈独秀押解南京。上海“闸北區五警署临时特派保安大队一排，在北站特别戒严，以防不测”。

陈独秀这次在上海被捕，并很快押解送到首都南京，这个爆炸性的新闻引起了广泛、强烈的社会反响。10月19日，陈独秀被押解到南京的当天，《晨报》便以《陈独秀被捕》为题发表了一篇社论，为陈独秀辩护。10月24日，蔡元培、柳亚子、杨杏佛、林语堂、潘公旦等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在上海《申报》发表《快邮代电》，要求当局对陈独秀“矜怜耆旧，爱惜人才”，给予宽大处理。宋庆龄专程从上海赶到南京，寻求营救陈独秀的途径。傅斯年在10月30日出版的第24期《独立评论》发表《陈独秀案》一文，追述陈独秀在辛亥革命时的经历，认为“他在思想上是胆子最大，分解力最透辟的人，他永远是他自己。”奉劝当局不要抹杀陈独秀主办《新青年》、提倡文学革命、伦理改造和社会主义的功绩 。提醒当局决无在今日“杀这个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之理！”蒋梦麟、刘复等12人致电张静江、陈果夫等，为陈独秀说情。胡适、翁文灏等人，有的直接致电蒋介石，请求宽待陈独秀；有的通过各种关系，为陈独秀四处奔走。连杜威、罗素、爱因斯坦等国际知名人士也在万里之外致电蒋介石，为营救陈独秀出力。

与社会各界人士函电纷驰千方百计全力营救陈独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右派势力和新疆、湖南等地方党部及某些军队党部则纷纷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对陈独秀“明正典刑”、“迅予处决”、“以快人心”。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37、38期在报道陈独秀被捕消息时，说陈独秀“或者还会因祸得福做几天蒋家官僚呢！”《红色中华》还未卜先知地断言说“陈独秀要当蒋介石的反共参谋了——不信，你们等着”。

面对这种复杂、严峻的情势，人们普遍认为陈独秀押解到南京凶多吉少，南京极有可能成为他生命的终结之地。然而，陈独秀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一上车就呼呼大睡，直到车抵南京才被人叫醒。高语罕在1942年6月4日重庆《大公报》上发表《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中谈到此事时感叹：“先生在京沪车中，酣睡达旦，若平居无事者然，其临难之从容不迫，而怡然处之，往往如此。”

陈独秀这次押解南京几乎等同于押赴刑场。如果是个胆小怕死的庸俗之辈，在生命危难的关头怎么能够酣然入梦呢？这沪宁线上的鼾声足见陈独秀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革命硬骨头精神。

“还是大辟爽快一点！”

陈独秀在上海被捕迅即押解南京囚禁后，社会反响强烈。千方百计、全力营救者有之，著文呼吁、奔走呼号者有之，袖手旁观、幸灾乐祸者有之，咬牙切齿、死而后快者有之。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历经惊涛骇浪的陈独秀却镇定从容，坦然面对。他在狱中除接待亲友们络绎不绝的探视、作些开庭时应诉和辩护的准备之外，主要是潜心读书、作诗、写文章。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根本没有把坐牢当一回事。他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豪迈地说：“我以为也许还是大辟爽快一点！”

所谓“大辟”，乃是“商、周、春秋、战国等时期死刑的通称。五刑中最重的一种。执行的方式很多，有的极其残酷，如枭首、腰斩、剖腹、凿颠、镬烹、磔、车裂、焚等。”（《辞海》缩印本第761页）陈独秀不仅做好了死的准备，而且觉得人们普遍认为极其残酷的“大辟”才更“爽快一点”，由此可见此公气魄之宏大以及对敌人和死神的藐视！

宁愿炸死，无过可悔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向芦沟桥进攻，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淞沪战役爆发。日本飞机空袭首都南京，江苏第一监狱遭到轰炸，陈独秀的囚室坍塌，幸亏他卧在桌子底下才幸免于难。他在北京大学时的学生、时任金陵女子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陈钟凡去探望他时，他依然“谈笑自若”。陈钟凡与胡适联名保释他，国民党当局表示“要本人具悔过书，立即办到”。陈独秀听说后勃然大怒说：“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还说“不要保人”，“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联想他在狱中嬉笑怒骂国民党政要、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历数反动当局祸国殃民的罪行，如果没有这种不怕死的硬骨头精神是根本做不到这一点的。

“这些人的钱不能收，我宁愿穷死、饿死！”

陈独秀从南京出狱，辗转漂泊到江津偏僻山村艰难度日期间，邓仲纯给陈独秀看病时带来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朱家骅赠送的一张5000元支票，被陈独秀拒绝。朱家骅又托张国焘转交，他再次拒收。叛徒任卓宣汇给他的200元也被他当即退回。邓仲纯不解地对陈独秀说：“仲甫，这都是朋友的心意，你这样做缺礼也！”陈独秀说：“仲纯，这些人的钱不能收，我宁愿穷死、饿死！”

宁死不屈、舍生取义，陈独秀就是这样的人。

“凶耗传来忍泪看，恸君薄命责君难。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这是陈独秀1903年哭悼友人汪希顔的一首诗。他将不能投身沙场为国阵亡视之为“英雄第一伤心事”，可见当时年仅24岁的陈独秀，就已抱定不怕牺牲、为国捐躯的雄心壮志了。这种不怕死的硬骨头精神贯穿了他风雨纵横、曲折坎坷的一生。

一个人，只要具有了不怕死的革命硬骨头精神，世界上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连死都不怕，那么，任何反动势力、艰难险阻、栽赃诬陷、打击迫害、关押判刑……等等，统统都没有什么可怕的了。陈独秀一生的经历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不怕死的人不会向任何敌人投降，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然而，“投降主义”的屎盆子扣在陈独秀头上竟达半个多世纪！这并不仅仅是陈独秀个人的悲剧，而是每一个关心党和国家、民族命运的华夏赤子都应当深深反思的问题。我们党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二十多年后，历经波折，终于把陈独秀头上的这个屎盆子去掉了，但是，仍然有些人总是一有机会就要把这个屎盆子重新给这位党的创始人扣上，这是对历史本来面目的歪曲，这是对陈独秀宝贵的不怕死精神的亵渎，这也是对人对事不作深入研究就人云亦云、厚诬前贤的无知和盲从！这种轻易诬人的行为是任何一个具有良知、对事实负责、对历史负责、对自己负责的人所不取的。

陈独秀是个不怕死的硬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