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7年7月12日，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传达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的电令，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即不视事”之后，至1930年2月17日陈独秀发表《答国际的信》，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內，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包括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先后五次以各种名义要陈独秀去莫斯科，均被陈独秀断然拒绝。陈独秀为什么这样做，值得研究。

陈独秀五次拒赴莫斯科的经过

一、拒绝鲍罗廷的提议

1927年7月8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电令称，中国革命遭到失败，其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所犯的一连串的最严重的错误”，并要求“采取种种办法，纠正中国共产党中央底机会主义错误，在政治上健全党的领导机构”。根据这个电令，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自此独秀即不视事”。当时，鲍罗廷提议陈独秀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被陈独秀拒绝。

二、拒绝瞿秋白、李维汉的劝说

在共产国际新任代表罗明纳兹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将陈独秀排斥在外的紧急会议。罗明纳兹在会上作报告，强调中共错误很深，非召集这次会议纠正不可。“接着，他便依据由他起草的《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的内容，结合传达共产国际7月8日的指示精神，对陈独秀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领导大革命运动中的错误作总的批判。”（朱文华：《终身的反对派——陈独秀评传》第248页）

当时，陈独秀就住在武昌纸庄，作为党的创始人和中央委员，被排斥在会议之外，内心的郁闷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一天，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李维汉来到纸庄。他们“把会议的情况告诉他，并劝他接受国际指示到莫斯科去。他坚持不去，并表示他的错误共产国际有责任”。（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166页）

三、拒绝瞿秋白的再次劝说

八七会议对陈独秀进行缺席审判后，9月10日，陈独秀装扮成病人，与黄文容、汪原放、啸青四人离开武汉到上海。不久，中共中央机关也由武汉迁到上海。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各主要省份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仍然不让陈独秀参加，王若飞反对也没有用。（李培之：《飞渡关山的人——忆王若飞同志》，《人民日报》1982年1月8日）

在上海期间，瞿秋白与陈独秀见面时继续劝他去莫斯科，又被陈独秀一口回绝。

四、拒绝出席党的六大

陈独秀下台后，由于左傾盲动主义的泛滥，中国革命受到极为惨重的损失。中共中央为了总结经验和教训，经共产国际批准，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议之前，共产国际指定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等人参加会议。当中央向陈独秀转达共产国际的意见时，被陈独秀拒绝。后来瞿秋白、周恩来劝他参加，无奈陈独秀主意已定，谁也改变不了。（陈志凌等：《王若飞传》，第100、101页）

陈独秀虽然拒绝出席会议，但当张国焘找他商议是否出席六大时，陈独秀却明确表示支持，说你们“应当前往参加”。

五、拒绝出席共产国际要他去莫斯科参加讨论其党籍问题的会议

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来信指示中共中央：“党应当实行无情的斗争，来反对陈独秀底取消主义的主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第430页）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党籍的决议案。陈独秀据理力争，于12月10日发出了《告全党同志书》，分作八条，针对中央开除他的《决议案》中的八条进行了逐条抗辩。

鉴于陈独秀在党內的特殊身份，开除他的党籍需要报请共产国际审核。1930年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共产国际政治书记部给陈独秀的电报转交给他。电文说：“决定予你机会来参加本政治书记部审察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的决定的会议”。会议“将于两月之內举行”，请你尽快转告你是否愿意前来参加。中央要求他“于一个星期內给以书面答复，好使我们有所准备，并对国际有所回答。”（《无产者》第二期，1930年7月1日）

2月17日，陈独秀发出《答国际的信》，针对国际去年10月26日要求中共中央“在一切斗争生活中，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陈独秀及托洛茨基派，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的联盟向党进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肃清自己队伍里暗藏的陈独秀派托洛茨基派” 的训令，表示：“然而现在你们又突然来电给我，要我到莫斯科参加你们的会议，专门讨论我们的开除党籍问题，你们这种思想，我很不容易了解！”又说：你们把托洛茨基放逐到苏联以外，和你们政治意见不同的大批同志都被监禁和流放，“现在又要从中国调我到莫斯科，说是专门解决我的问题，我实不知你们又打算干什么。”（《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159、162页）并说“我和你们实有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这些根本问题决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而且这是官僚的办法。”陈独秀拒绝出席共产国际要他去莫斯科参加专门讨论他党籍问题的会议，实质上就是宣布与共产国际彻底决裂。

陈独秀五次拒赴莫斯科的缘由

从1927年7月，陈独秀离开连任一至五届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之后，如果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到共产国际的总部——莫斯科去，谋求跳出困境和改变命运的途径，那么，凭陈独秀的名望，只要圆滑一点，完全按照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脸色行事，陈独秀个人的命运很有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但是，陈独秀为什么没有这样做，而是作出不计个人后果的抉择？深入探析个中缘由，对于了解当时的背景、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澄清历史上长期被混淆、颠倒的功过是非，认识陈独秀的心路历程、思想境界和人格魅力，都是很有必要的。

笔者认为，陈独秀五次拒赴莫斯科的缘由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对共产国际在大革命失败后文过饰非、推卸责任的做法非常反感

中国大革命的失败，究竟谁应负主要责任？1927年7月11日，斯大林在致莫洛托夫的信中已经一锤定音：“我将努力证明，我们的政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这就为共产国际把责任完全推到中共中央及其总书记陈独秀身上定下了调子。任建树先生在《陈独秀大传》第437页写道：“关于共产国际對大革命失败负不负责的问题，斯大林说得最绝：中国革命在广州时期和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共产国际的领导都‘完全是正确的’，到了武汉时期，‘反对派说革命的暂时失败是由于共产国际的政策。可是只有背弃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这样说’。革命失败是由于中共中央‘犯了一系列的极大的错误’。谁说共产国际的政策有错误，谁就是背弃了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把板子全部打向了中共中央，而连任中央五届书记的陈独秀自然是首当其冲了。”面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蛮横和高压，中共中央除陈独秀外，几乎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只有屈从于莫斯科的指挥棒下。 “为了推卸责任，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不是实事求是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而是文过饰非，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影响，把正确的归于自己，把错误的推给别人，简单地将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作为替罪羊。瞿秋白等，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条件下，为了维护斯大林的威信，也就是为了配合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明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大革命的指导有失误的地方，也就是说，明知不应该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仅仅是陈独秀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责任，却仍然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一古脑儿全推到陈独秀头上，在党的历史上开创了注重个人责任，不是从思想认识上寻找根源的先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出现这样一种奇怪的、但却是真实的现象，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永远是正确的，错误的只能是斯大林之外的其他人，只能是共产国际的各支部。”（袁南生：《斯大林 毛泽东 蒋介石》，第210页）陈独秀无力扭转，他只能发出“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的感叹。所以，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一再要他去莫斯科时，他激愤地对秘书黄文容说：“中国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张宝明 刘云飞：《陈独秀的最后十年》，第8页）陈独秀对莫斯科的不满和反感溢于言表。

二、  对莫斯科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的罪名不能接受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不反躬自省，不从自身找原因，而是将“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中国共产党最突出、最道地的机会主义代表” 、“叛变革命”……等等莫须有的罪名一古脑儿强加在陈独秀头上。对于这些不实之詞，陈独秀不能接受，坚持抗辩。“陈独秀还曾就中共中央要其写思过书说：他们让我写悔过书，过从何来？如何悔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叫斯大林悔过呢？我是执行他的训令的，他悔过我就悔过。叫我做替罪人，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共产国际让陈独秀到莫斯科去，并许以‘东方部长’的职位。陈独秀严词拒绝，并说：你们骂我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有人骂我是叛变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叫我到莫斯科去当什么东方部长，岂非揶揄。我不愿当官，也不能当一个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牛。对你们的好意，敬谢不敏。”（张宝明 刘云飞：《陈独秀的最后十年》，第8页）

三、以实际行动体现“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的思想

面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受共产国际遥控指挥，而且在不少情况下都是抹杀中国具体国情的瞎指挥，陈独秀一直处于动辄得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困惑、迷茫、焦虑、痛苦，不知如何才能摆脱。他曾说：“我所受国际机会主义的训练已经受够了，以前因为接受国际意见，而做了许多错误。”

对于中国共产党不能独立自主、中国革命不能由中国人领导的问题，陈独秀早在建党之初就已提了出来。当他被选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从广州到上海上任第一次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见面就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马林认为：中共应接受国际的领导，工作方针和计划都应在国际的统一领导下制定。陈独秀则认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革命有中国革命的特点。言下之意就是共产国际不应对中国革命指手画脚，横加干涉。“有一次，马林的翻译张太雷对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的领导之下……中国不能例外。’不料，陈独秀把桌子一拍，说：‘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说完了拿起皮包出门要走。张太雷仍然笑嘻嘻地请他坐下来谈，陈独秀不理，很气愤地走了。（袁南生：《斯大林 毛泽东 蒋介石》，第78页）

八七会议后的1927年9月10日，正值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陈独秀与秘书黄文容等乘船离开汉口去上海。船行江上，夜风习习，江水呜咽，月在中天。陈独秀独自站在甲板上，他哪有心思欣赏这江上的中秋明月！他想起7月4日被反动当局在上海龙华血腥屠杀的长子陈延年，仅过八天，俄国人鲍罗廷就向他传达共产国际关于改组中共中央的训令，他从此在党內“即不视事”。又想起新来中国接替鲍罗廷任共产国际代表的又一个俄国人罗明纳兹，下车伊始就杀气腾腾，大肆宣扬要惩罚陈独秀，开除其党籍，还跑到长沙鼓动中共湖南省委签名打倒党的总书记陈独秀。陈独秀大惑不解：在反动当局大批屠杀中共党人的危急关头，同为共产党的共产国际和联共领导人，缘何不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国民党反动派，而却罗织罪状，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头上，并无情打击，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此时，生性刚烈的陈独秀真是肝胆欲裂，五内俱焚。他频频地拍着甲板上的栏杆，喃喃自语：“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他一再重复这一句话，仿佛苦斗多年终于找到了中国革命的真谛一样！

邓小平说过：“在斯大林时期，中国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他的话，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页）这句话是对中共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科学总结，非常深刻，极有份量。同时充分说明，一个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独立自主，才能克敌制胜，兴旺发达。否则，寄人篱下，仰人鼻息，一切唯外国人的马首是瞻，这样的党、民族和国家是不会有任何前途的。这句话也从另一面为我们思考大革命如果不听斯大林的话也许不会失败的问题开拓了广阔的空间。陈独秀在七八十年前就坚定地提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并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是多么卓越的见解！

四、对被排斥于八七会议和十一月会议之外极为窝火

1927年8月7日，在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现场指导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前，曾有人提出应通知住在武昌的陈独秀参加会议，但为罗氏一口回绝。罗明纳兹把陈独秀排斥于会议之外，在会议上对陈独秀进行了缺席审判。在八七会议上形成的文件“对于陈独秀领导党中央工作期间的错误的指责，显然是有失公正的，许多方面也不符合事实。因此，在‘八七’会议后，当瞿秋白和李维汉来到陈独秀住所，向他通报会议情况并再次劝陈独秀赴莫斯科去的时候，陈独秀再次明确拒绝，并声明他的错误也有共产国际的责任。”（朱文华：《终身的反对派——陈独秀评传》，第251页）

八七会议对陈独秀的缺席审判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伤痕，他决定离开汉口到上海去。不久，党中央机关也从汉口迁到上海。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仍然没有让陈独秀参加，王若飞反对也没有用。汉口八七会议在陈独秀心灵上留下的伤痕尚未愈合，上海十一月会议又把他排斥在外，等于在他的伤口处又捅了一刀。

在这次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了政治报告，提出了“不间断革命论”，认为“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剧的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1983年版，第370页）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形成了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损失。

这两次会议，究竟应该不应该通知陈独秀参加？事过数十年，八七会议的主持人李维汉说：“应该要他参加会议，允许他进行申辩或保留意见。”（《回忆与研究》{上}，第166页）周恩来也说：“八七会议在党内斗争造成了不良影响，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个人攻击。”（《周恩来选集》{上}，第172页）然而，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现场指导的这两次会议都把陈独秀排斥在外，这当然不可能是罗氏的个人意见，他不过是执行莫斯科的指令罢了。陈独秀本来应该参加的会议，却不让他参加，剥夺了他在会上陈述自己意见的权利，这显然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陈独秀生性刚烈、倔强，面对如此不公，他当然窝火。正如任建树先生所说：“八七会议批判他，把他撂在一边，这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其伤害的程度和引起的抱怨，对于这位在五四时期倡导独立人格，而后连任五届中共中央书记的人，较之一般人要深重得多。”（《陈独秀大传》，第448页）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一而再、再而三地刺激、羞辱、伤害他，大大加深了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不满，这成为他拒赴莫斯科的重要缘由之一。

五、担心去莫斯科遭遇不测

陈独秀虽然是一介书生和学者，但他一生历经惊涛骇浪，阅人无数，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和人生经验。大革命刚刚失败，共产国际就立即拿他开刀，卸罪于他，连理应让他参加的会议都把他拒之门外，共产国际对他的态度已昭然若揭。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八七会议的决议对他批评如此严厉，足证明国际早有牺牲他的决心”，敏感的陈独秀当然心里一清二楚。

再看莫斯科方面的情况：1924年1月21日，54岁的列宁病逝后，联共党的十三大选出的新一届政治局委员由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组成。在这七个政治局委员中，斯大林居于中间的第四位，并不突出。斯大林为了攫取最高权力，他先将前三位列为反“左”的对象，接着又将后三位列为反右的对象。从1924年到1929年，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斯大林利用各种手段，罗织各种罪名，纵横捭阖，各个击破，列宁之后第一届政治局委员除斯大林本人外，全部被赶出最高领导层，从而登上了权力的巅峰。后来，这些长期与列宁并肩战斗的老布尓什维克先后分别被撤职、开除、囚禁、判刑、流放、处决或暗杀。

列宁在世时就批评过斯大林“太粗暴”，在深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又对党提出最后的忠告：“把斯大林撤下来，他会把党带到分裂和毁灭的地步。”无奈列宁的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便与世长辞了。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便肆无忌惮地把列宁批评他的“粗暴”发挥到了极致，不择手段地对党内与他意见不一致的同志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从而掌握了至高无上、为所欲为、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

斯大林对自己人这样，对少数民族共和国党政领导人和外国共产党领导人同样如此。“乌克兰、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共和国的党政领导人几乎均被处决。一大批留住苏联的外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干部被当作外国间谍受到审查和监禁，一些著名的领导人，如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库恩·贝拉，波兰共产党总书记列申斯基 — 达斯基，南共中央书记查皮克等人都被处死。”（姜长斌 左凤荣：《读懂斯大林》，第291页）

对联共中央高层内部的残酷斗争和斯大林对外国共产党领导人动辄监禁、处决的情况，当时的陈独秀虽然未必全部了解，但是，他通过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接触，他们对中共颐指气使和不负责任的瞎指挥，特别是对他本人全盘否定、罗织罪名、一棍打死的恶劣作派是深有感受的。他清醒地预感到，在已经失去信任的情况下，加之自己刚烈直率、宁断不折、不会见风使舵、曲意逢迎的性格，到莫斯科去必然凶多吉少，甚至有去无回。与其这样，还是不去为好。

陈独秀的预见被后来的历史实践所证明。仅过数年，斯大林便在苏联进行了血腥残忍、骇人听闻的“大清洗”运动。在“大清洗”中，“除了原反对派成员外，受到迫害的还有斯大林路线的支持者。在号称‘胜利者的代表大会’第十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上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有98人被逮捕和处决；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关于30年代被镇压和受迫害的人数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数据，1990年1月30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部务会议认为，1930—1953年，因反国家罪被审判机关镇压者有3778234人，其中有786098人被处决。1991年6月14日，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宣布，1920年—1953年，苏联有420万人被镇压……，但是，学者們并不认可这个数字，沃尓科戈诺夫在《胜利与悲剧》一书中认为，1929—1953年总共有1950万到2200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其中不少于1/3的人被判处死刑或在劳改营和流放地死去。关于斯大林时期被镇压的人数，也许永远都说不清了。有人说，30年代被斯大林消灭掉的人比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俄罗斯300年消灭的人还要多许多倍。”（姜长斌、左凤荣：《读懂斯大林》，第293—294页）

与此同时，斯大林对凡有独立倾向的、主张本国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有本国特点的、不完全听命于苏联的外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同样毫不手软，“有的被逮捕，有的被枪毙，受牵连者甚众。如波兰的哥穆尓卡等一批党的领导人……，受牵连被开除出党者达20万人；匈牙利审讯并处决了以书记处书记拉斯洛为首的19名领导人，全国有100万人受到监视；保加利亚政治局委员、保共第一书记、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为首的一大批领导人被处决，受牵连的干部1080人，被清洗的党员有9．3万人；阿尓巴尼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也有一大批干部、群众被镇压，其共同罪名都是‘反苏民族分子’、‘铁托分子’、‘帝国主义的间谍、刽子手’。斯大林对于中国共产党搞革命一直耿耿于怀，表示怀疑，1949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斯大林命令莫洛托夫：‘你到他（毛泽东）那里去一趟，看看他是什么人。’莫洛托夫见了毛泽东，回来对斯大林说：‘他是个聪明人，农民领袖，中国的普加乔夫。当然，离马克思主义还很远……’{[苏]丘耶夫：〈与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第138页}”（ 姜长斌 左凤荣：《读懂斯大林》，第378—379页）此外，匈牙利内务部长拉伊克被指控为‘南斯拉夫内务部长兰科维奇的密探’、‘美国的特务’，他在被迫承认这些荒唐可笑的罪名之后被处决。保加利亚副总理科斯托夫，由于同样的原因，在索非亚警察总部跳楼自杀，双腿跌断，后以‘叛国罪’被处死刑。阿尓巴尼亚副总理佐泽，因‘铁托主义’而受审，随后被送上断头台。捷克斯洛伐克党中央书记斯兰斯基和前外交部长克莱门蒂斯，也在反对‘铁托主义’的清洗中被处决……”。（袁南生：《斯大林 毛泽东 蒋介石》，第469页）斯大林清洗不同意见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在对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不便公开处死的情况下，他便制定了暗杀铁托的计划，只是因为他本人突然去世才没有实施。（参见沈志华：“《暗杀铁托：斯大林的未遂计划》，载《百年潮》1998年第4期）在即将结束本文的时候，笔者看到2006年12月8日《文摘周报》上刊载乌克兰人民纪念1932年至1933年大饥荒的文章。文章说，“乌克兰曾经是苏联16个加盟共和国之一，权力却集中在莫斯科的中央手里。……由于强制交粮的数额太大，一向被称为粮仓的乌克兰农民竟无粮可吃。农民如不能满足规定缴纳谷物，将被充公全部粮食，没有了粮食的农民还不许离开农村。如此苛政，导致饿殍遍地，出现了人相食的惨象。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中，饿死的人数从来没有得到精确统计。据学者研究，有可能高达一千万。”文章还说，据前苏联解密档案披露，“解密文件里赫然有斯大林以红笔亲自签署的命令，凡大饥荒中的偷食者，一律当场击毙。”乌克兰1932—1933年大饥荒前夕有多少人口？我没有查到当时的具体数据，但是从最新版《辞海》中获知，乌克兰1995年全国总人口仅为5186．8万人，上溯50多年前，人口就更少了。在这样一个人口很少的加盟共和国中居然饿死1000万人，当时的惨状是不可想象的！由此可见，当年在斯大林治下，哪里有什么真理、正义！哪里有什么人权、法治！陈独秀当然不愿去莫斯科自投罗网。后来的历史实践雄辩地验证了这位有胆有识的大智大勇者非同寻常的先见之明！

随着前苏联历史档案的解密，“历史的天空豁然开朗”（丁弘语）。当年莫斯科强加在陈独秀头上诸多莫须有的罪名，有的已经洗去，有的正在洗去。真实的陈独秀正在一步步地向我们走来，他的功过是非一定会大白于天下！

结束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陈独秀五次拒赴莫斯科，是他面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不尊重、对中共领导人不公正、对中国革命不负责的错误路线不满、不平和不服的直接表达；是他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失去信任、不寄希望的明确表示；是他为中国党和中国人爭取独立自主权利而进行抗争的亲身实践；是他刚正不阿、不畏强横的崇高人格的充分展示；是他审时度势、深思熟虑后作出的虽然无可奈何但却不失正确的重大抉择。更重要的是，陈独秀五次拒赴莫斯科，是中国共产党内首先提出独立自主思想，呼唤“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的第一人，是对莫斯科的强横和错误敢于说“不”字的第一人，意义深远，非同寻常。而且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据此，我认为，陈独秀是中国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 2006年12月12日于佩韦饮冰斋  邮箱：ppjx123@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