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独秀，一直有几个有争议的问题。首先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他该负什么样的责任？第二，他与托洛茨基到底是什么关系？第三，中共中央该不该开除他的党籍，抗战期间，中共中央让他写个检讨然后接受他回到党内工作，他坚持不写对不对？第四，他晚年住在四川江津时，是否接受过国民党的生活资助？

    至于康生诬栽他受了日本每月300元大洋的津贴，替日本当间谍，这在当时就不曾有人相信。聂荣臻就讲过，陈独秀是每月300块大洋买得到的人吗？（靳树鹏《不绝如缕重评陈独秀》载《同舟共讲》2000年第4期。）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陈独秀有何责任呢？张家康说托落茨基就曾认为这应由斯大林负责，应归咎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是斯大林在诿过于陈独秀。（转见张家康《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交往》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10期。）此后，陈独秀那时是当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替罪羊，他最多只能负执行之责，逐渐成为了人们的共识。

    陈独秀和托洛茨基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呢？张家康说，陈与托在反对斯大林的专制独裁，反对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这些方面的确观点一致，也因此靠近过。但陈始终是个把民族利益看作高于党派利益的人，因此，当中东铁路事件发生，托洛茨基要中国的托派牺牲本国利益去保护苏联的利益时，陈独秀坚决不同意。抗日战争爆发，托洛茨基要中国的托派致力于推翻蒋介石政权，陈独秀则是坚决主张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转见张家康《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交往》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10期。）由此可见，诚如王观泉在其所著《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中所说，在特定的时空，陈独秀走向托洛茨基主义并非走向反革命，而是“走上另一条革命之路”。而就陈独秀一生总是反对自己所不同意的东西这一点而言，胡适说他是一个“终身反对派”，是相当准确的。难怪陈乐意戴上这一顶帽子。（同上）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29年11月15日决定并宣布开除陈独秀的党籍对不对呢？尽管当时党内几乎没有人敢反对，但还是有一个被周恩来称为“忠厚长者”的杨明斋独特异议，并曾历尽辛苦偷越国境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为陈独秀鸣不平。（吴晓《杨明斋为陈独秀鸣不平》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3期。）

    至于陈在抗战期间为何不向党中央写检讨，冯东书曾著文谈到，1937年年末，中共中央让董必武去找陈独秀，表示欢迎陈回党工作，但要他先书面检讨自己的错误，陈独秀拒绝检讨，是由于他认为“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转见冯东书《陈独秀一案有了新说法》，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这不写，如今看来，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陈独秀晚年接受过蒋政权生活资助没有呢？过去，许多爱护陈独秀的人都说根本没有。但2005年《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刊载了左双方《国民党对晚年陈独秀的资助与陈独秀的态度》一文，说作者曾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查出注有密字的档案5件，说明国民党官方曾以朱家骅个人名义在1940、1941、1942三年中，向陈独秀先后赠款一千元、五千元、八千元，并有陈独秀1942年1月29日写给朱家骅的一封信为证，信中表示：“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敢受，特此预陈，敬希原谅。”档案表明，1942年1月的一次赠款八千元，曾有陈布雷给朱家骅写了一封信，说曾“呈奉谕示”，看来是经蒋介石批准的。陈独秀之所以在接到这笔赠款之后向朱家骅表示以后再要赠款，“决不敢受”，很可能是陈独秀已察觉到这赠款来路可疑。曾彦修则曾著文为陈独秀开脱说：“陈在得不到其他足够最低生活补助后，无任何条件地接受此项纯属维持简单农村清贫生活的赠款，也无伤于陈独秀的日月之明。”（见曾彦修《对陈独秀接受朱家骅赠款事释疑》，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6期。）

    对于陈独秀，尽管他既已被中共开除出党，又曾被国民党捉进班房。但解放前后，中共内外，都有一片高度赞扬声，在国民党于1932年10月15日逮捕了陈独秀之后，傅斯年就很快地在10月30日出版的《独立评论》上发表了《陈独秀案》一文，称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彗星。”王森然在1934年出版的《近代二十家评传》中则说陈独秀“以不世出之才仍蒙天下之诟”，“吾不仅为先生惜，吾将为吾民族哭矣。”（靳树鹏《不绝如缕重评陈独秀》载《同舟共进》2000年第4期。）

    陈独秀的始终高举民主旗帜,更为人们所赞佩所叹服，赵映林高度赞扬陈独秀的认为“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之一种动力”，及其认为那种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的人的见解是一种“最浅薄的见解”。赞扬陈独秀批评许多浅薄的老布尔什维克党人总是“拿无产阶级独裁和民主主义对抗。”赞扬陈独秀批评斯大林“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以官僚主义”，使苏联成为“官僚国家”。更赞扬陈独秀主张“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赞扬陈独秀说的如果“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一个斯大林倒了，还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赵映林《胡适四次营救陈独秀》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1期。）

    严秀即曾彦修曾给了陈独秀一个全面的高度的评价：“陈独秀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稀有伟人，也是三千年来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伟人之一。……他是全中国各民族历史上高举反封建主义的纲纪伦常人生哲学之旗的第一个最彻底的革命思想家，是最早而又最坚决要求彻底改变我们民族不幸的落后的命运，改造我们民族灵魂的伟大的战斗的思想家。他是‘德先生’、‘赛先生’两个名词（民主与科学）的提出者，是一心要使中国现代化的先知，……”他愤慨地感叹道：“这许多年来，我们对陈独秀的态度岂不是有些不像话吗？”（靳树鹏《不绝如缕重评陈独秀》载《同舟共进》2000年第4期。]。）

    “不像话”还未结束，但“公道自在人心”，这应该还是可以使陈独秀微笑于九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