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陈独秀同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堪称中国共产党的“开山书记”，并且连任五届，是中共历史上连任届数最多的总书记。从建党开始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及其失败，毛泽东一直在陈独秀领导下进行创造性的工作，成绩卓著，却是一种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在大革命后期，诚然毛泽东有很多正确的重要意见，然而因处于被领导地位，对革命全局不可能起决定性作用。陈独秀是个著名的历史人物，他留给中国革命事业的，既有长时间成功的经验，也有大革命后期失败的教训。毛泽东的成长、发展和后来开辟中国革命道路、领导革命取得伟大成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都与陈独秀的启迪培养和经验教训密不可分。这部分就是探讨这个主题的。

耐人寻昧的青少年时代救国救民的共同志向

毛泽东生于1893年，陈独秀生于1879年，二人相差14岁，但他们形成人生观的青少年时期，都处在中国被西方殖民者疯狂侵略、晚清和北洋军阀腐败统治、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人民苦难急剧加深的时代。尤其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及《马关条约》的签订、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及《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国最终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

毛泽东与陈独秀生长在这个时代，都较早地确立了救国救民、改革社会的崇高志向。陈独秀在1904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于是，早在1897年19岁时，受了康梁维新思想的影响，他就写了一本小册子《扬子江形势论略》，向清政府献策，望注重长江的整治，加强军事设施，以御外侮。书中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同时，陈独秀也从小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在他6岁时，老家渌水乡农村发大水，族长到城里来借钱，陈独秀母亲因对族长的为人有看法，没有借钱给他去救济灾民。陈独秀表示不满说：“我们家里虽然穷，总比淹水的人家好些，何以一个钱不借给他呢？”

1902年，在得到两位信仰维新主张的战友去世的消息后，陈独秀作诗哀悼时即明志曰：历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颠连。而今世界须男子，又杀支那二少年。寿春倡义闻天下，今日淮南应有人。说起联邦新制度，又将遗恨到君身。

第二年，陈独秀终于抛弃“勤王革命”的改良主义思想，决心投入到推翻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伟大革命运动中去，而不计成败与生死。他在1903年写的一首诗中表示：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平。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驰驱甘入棘荆地，顾盼莫非羊豕群。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

毛泽东也从小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毛泽东的母亲在韶山一带以善良、谦和、公正和乐于助人而著称。他说：“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毛泽东非常敬爱他的母亲，为人处事受母亲很大的影响。有一年秋收时节，农民们把稻谷打下来后在场地上晾晒，忽然下起雨来，毛泽东不收自家的谷子，却先帮助一家佃户去收，父亲生气地责怪他。他回答说：人家家里很苦，还要交租，损失一点就不得了；我们自己家里的，自然不大要紧。又有一年旧历年底，父亲要他去收一笔猪钱，在回家的路上，他遇见几伙衣衫褴褛的穷人，他便把收到的钱统统散给了他们。相反，他的父亲却是个十分吝啬的人，有一年，韶山地区因严重粮荒而发生穷人“吃大户”的事情，他父亲是个米商，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本乡缺粮，他仍然运出大批粮食到城里去。为此，毛泽东对父亲十分不满。

毛泽东从17岁进入省立师范读书开始，就关心政治。他从表兄文运昌处看到郑观应著的《盛世危言》等书后，就激发起强烈的富国强兵爱国主义思想。后来，他读到一本《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的小册子，受到很大的刺激。其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子里，终身不忘。他说：“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从而树立起“确定地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政治观念和改造社会、建立新国家的伟大抱负，并在平时与朋友谈话、通信和自己的日记与读书笔记中，强烈地表现出来。

与陈独秀一样，毛泽东1915年5月也借追悼一位亲密朋友的去世，写了一首五言古体诗，抒发自己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抱负：“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涤荡谁氏子？安得辞浮贱。”（东边隔海相望的是日本鬼子，北边山水相连的是沙皇俄国，都是与我们为敌的侵略者，谁来扫荡这些妖魔鬼怪？就靠我们这一代。我们决不能因为自己出身低下贫贱，就不去担当这救国救民的重任。）特别在1917年新民学会成立后，他更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学会宗旨，有计划有系统地研究人生和国家大事。当时他还是个穷学生，因此，朋友们都尊敬而打趣地形容他：“身无半分，心忧天下。”如当时他与同学常去玩的岳麓山云麓宫内一付对联所云：“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1925年，他在党中央工作一段时间后回家乡养病时，写了一首《沁园春》的词，更充分表达了他在青少年时期这种气吞山河的豪情壮志：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当时与陈独秀、毛泽东处于同一时代的青少年，虽然也感受到了民族危亡和人民的苦难，但很多人却如陈独秀所说的那样“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或“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不问政治；有的伤感时事者，也只会在消极、悲观与绝望中消磨时光。因此，毛泽东与陈独秀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领袖，不是偶然的。

农村与城市的不同成长环境

毛泽东与陈独秀虽然较早就有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共同的志向与抱负，但由于两人从小成长的环境、所受教育和影响所奠定的知识结构与养成的性格作风不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两人不同的思想发展轨迹与政治归宿。

陈独秀出生在当时长江中游繁华的既是安徽省府，又是安庆府治与怀宁县治的大城市安庆，从小在城市中长大，后来也一直生活在东京、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所以，他很少接触农村和农民，更没有亲身经历过农民斗争，自然也不了解农村和农民。这就使他在革命中处理农民问题时，难免发生错误。1918年，他在一篇文章中评论义和团运动时，还夸大并着重批判义和团的愚昧、落后和排外的一面，称义和团是“保存国粹，三教合一”；说这“造成了义和拳大乱；以义和拳大乱，造成了一块国耻的克林德碑”，“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的国耻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①

毛泽东则不然，他出生在韶山农村一个农民家庭里，而且他从6岁开始就下地干活，种田、放牛、养猪什么活都干，了解农民的艰辛。他还不以此为满足，一有机会就到农村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1917年暑期，他与萧子升曾步行漫游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历时一个月，行程900余里。沿途接触城乡社会各阶层人士，进行广泛的调查。第二年春天，他又与蔡和森一起，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月，了解社会情况，毛泽东称这为“游学”，读“无字书”。这年5月，他送李维汉、张昆弟等二十五人到北京去欧洲勤工俭学，行至河南郾城时，正遇沙河涨水，冲断铁轨，火车无法通行，大家一时没有主意。毛泽东建议把行李集中起来，派人看管，利用等车的时间，大家轮流去看看北方农村，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如此重视对农村的调查研究作风，在后来参加和领导中国革命中，一直保持着。不仅如此，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经历了多次农民斗争事件。

1910年4月，湖南发生粮荒时，长沙饥民成群结队到湖南巡抚衙门示威要求平粜救灾，被巡抚的无理答复所激怒，冲进衙门，砍断旗杆，吓走巡抚。后来，饥民惨遭镇压，许多人被捕杀。毛泽东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我们学堂里讨论了许多天，大多数学生都同情‘造反的’，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他们并不懂得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①不久以后，韶山又发生哥老会起义，反抗地主和政府。义军曾撤到浏山山里，建立了一个山寨。最后，起义被政府军镇压，领袖彭铁匠等被杀。第二年青黄不接时，毛泽东所在的乡里发生粮荒，又掀起“吃大户”运动，并冲击到他家：穷苦的村民扣留了他父亲准备运到城里去的粮食。毛泽东说：“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意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
　　对于中国农民，特别是对于农民的斗争“造反”精神，毛泽东还从中国旧小说中受到特别的影响。他后来回忆说：他从小爱看《水浒》、《精忠传》、《隋唐演义》、《西游记》、《三国演义》小说（他读这些小说极其用心，也像“正课”一样打上圈、点等记号或写上批语）。当时私塾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所以他和同学们只能偷着看。对于这些农民造反的故事，他们还热烈讨论了许多次，“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谈到这些旧小说对他人生观的影响时，他说：“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由于以上种种，毛泽东对中国农民十分了解，不仅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了解他们的艰辛和苦难，而且了解他们的愿望、要求。特别从反映农民起义的旧小说中，他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农民尤其是贫下中农所具有的伟大的阶级力量和革命积极性，了解他们在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了解他们的阶级局限：另外也认识了知识分子必须与农民群众建立密切的关系，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摆脱“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悲剧。后来他以这种认识正确地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所有这些，陈独秀是无可相比的。而后来正是在这个重要问题上，造成了两人完全不同的奋斗道路与成败结局。
　　知识结构与思想历程的区别
　　由于成长环境不同，两人所受的教育和知识结构也是不同的，从而形成两人不同的思想历程。
　　陈独秀出生在书香门第，父亲在他3岁时去世，因此从6岁开始，他由祖父教读四书五经。虽然他不喜欢这些经书，爱读《昭明文选》，自称“选学妖孽”。但经书在当时是通向科举的唯一途径，再加上祖父极其严厉的管教与母亲用眼泪的劝说下，他对旧学还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8岁时参加县、府、院三级考试，竟得了第一名，成为秀才。然后，由于维新运动的影响，新学校的出现，他受到一段新式教育，阅读梁启超办的《时务报》等，一度信仰改良主义；在大庭广众之中，与乡里督儒辩论，为受到攻击的“康先生辩护”，自称“康梁派”。接着，由于受甲午战败和八国联军侵华的刺激，用他的话来说：“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各国，查看一番。”于是，从1901年开始，他先后五次去日本留学，大量阅读介绍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书报，特别研究使西方国家富强的政治学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受到刻骨铭心的影响，成为他1920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前的人生指南。
　　1902年春陈独秀即回国，在安庆创设藏书楼，组织励志学社，传播新知，启发民智，宣传爱国，鼓吹革命。不久因被政府通缉，再次赴日，并联络张继等人成立“青年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成为“日本留学界中革命团体之最早者”。陈独秀从此转变为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这时，孙中山的兴中会已经成立，黄兴等人的华兴会与蔡元培等人的光复会正在酝酿，同盟会还未组成。陈独秀在建立起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信仰后，参加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1903年，发起并领导了安徽的“拒俄运动”；1905年，参与策划了吴樾炸清廷出国五大臣事件；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中光复浙江、安徽的斗争；1913年，又参加反袁斗争等等。同时，除了“青年会”外，他又参加了暗杀团（光复会前身）、亚洲和亲会、欧事研究会等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和宣传民主主义思想的刊物《国民日报》、《甲寅杂志》等的编辑工作。他自己还亲自创办并领导了类似的《安徽俗话报》、《新青年》、《每周评论》报刊，和“安徽爱国会”、“岳王会”反帝反清团体。他任会长的岳王会，以芜湖为总会，在安庆，南京设分会，势力一度相当可观，“大者聚徒数万，小者结党数千”，培养了许多坚贞革命、至死不屈的领导骨干，为日后同盟会在江淮地区的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他亲自发动并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历时数年，更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受教育的情况、知识结构与思想轨迹，与陈独秀不一样。
　　首先，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比较长比较深。虽然他与陈独秀一样，不喜欢四书五经，但他从9岁进私塾开始很系统很用心地熟读了《三字经》、《幼学琼林》、《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旧学经书。青年时期又选读了《纲鉴类纂》、《史记》、《汉书》等。可贵的是，他读这些旧书时，能够做到口诵心解，深刻领悟；既不囫囵吞枣，不求甚解，也不崇信受害。在后来接受进步思想后，他能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鉴别，分清精华和糟粕；使新旧结合，中西合壁。
　　已如上述，在学习这些“旧学”的同时，毛泽东还认真读了《水浒》等许多旧小说，成为他知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17岁开始，毛泽东学习“新学”（现代文化科学知识），特别是如饥似渴地阅读研究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书报，如《盛世危言》、《校邠庐抗议》（冯桂芬著）、《新民丛报》以及宣扬“大同”思想（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康有为、谭嗣同和明末清初湖南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家王船山（与黄宗羲、顾炎武齐名）的著作。深受影响，在接触陈独秀之前，他把康梁当作自己人生的“楷模”。同时又崇拜非暴力主义的“大哲学革命家”托尔斯泰和谭嗣同。
　　1912年19岁那年，毛泽东一度从学校退学，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日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约半年时间，广泛涉猎了18、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特别研读了翻译的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卢梭《民约论》、约翰•穆勒《穆勒名学》、赫胥黎《天演论》和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方面的书，还读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书籍，并第一次看到一张世界大地图。于是，毛泽东眼界大开，思想深受影响。他后来说：“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
　　两年后，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开始接受一批具有西方进步思想的教员的教育，特别是后来成为他岳父的杨昌济，对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是在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治学方面，政治上依然信仰康梁，也分不清他们与孙中山革命派的区别。有一次，他看到同盟会办的《民立报》上刊登的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的事迹和同盟会纲领，非常感动，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墙上，主张从日本召回孙中山来作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作内阁总理，梁启超作外交部长。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接着，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创刊后，经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立即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于是毛泽东受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影响开始突出出来。两颗巨星的思想与运行轨迹开始接近。
　　毛泽东接受陈独秀《新青年》宣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影响，突出地表现在1917年写的读《伦理学原理》的长篇批注中。《新青年》和陈独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而其内容又以西方的“人权说”和“进化论”为核心，宣传“个人独立主义”，即人人都应有“独立自主之人格，平等自由之人权”，猛烈抨击抹杀个人独立人格的儒家伦理纲常学说，鼓吹“解放”和“竞争”的观念；与此相适应，他提倡人生“实利主义”与教育上的“现实主义”。毛泽东在批注中，突出强调个人的价值，主张“唯我论”，提倡个性解放。他写道，自己在伦理学上有两个主张：一为个人主义，一切生活动作，一切道德，都是为了成全个人；一为现实主义，“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同时，他也开始推崇竞争的作用：“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
　　这里他第一次改变原先推崇的“大同”境界和人人皆为圣人的观点。他说：“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吾尝梦想人智平等，人类皆为圣人，则一切法治均可弃去，今亦知其决无此境矣。”
　　此外，毛泽东还受到过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实为无政府主义的江亢虎、朱谦之的影响，参加过上海工读互助团、长沙新村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活动。
　　以上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所受到的教育和影响而建立起来的知识结构，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人生观，与陈独秀相比，除了上述农民问题上的差异之外，还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不同的思想状况。与陈独秀从一个否定走向一个否定、独尊一说不同，毛泽东对受到的各种影响往往能兼容并包、糅和杂合在一起。
　　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这是造成以上不同思想状况的主要原因。陈独秀在思考“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寻找救国方案时，首先想到的是外国为什么富强。于是从1901年开始。他就多次东渡日本，“我便去到各国，查看一番”。接着，他就深受西方学说的影响，主张学习西方来救国。参加他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中，主张“全盘西化”的大有人在，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保守落后的一面看得较重。陈独秀虽然并不主张全盘西化，并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但在猛烈抨击儒家纲常伦理的同时，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国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保守面看得较重，有否定过多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这是他后来领导中共和在进行革命时，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总是走向极端的根源之一。
　　毛泽东则不然，他比较珍视中国的历史遗产，认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因此，他认为对中外文化都应采取“去其糟粕，存其精华”，“斟酌国情，两无所偏”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而在寻找中国落后和拯救的药方时，首先应“在国内研究”中国，然后再到外国研究西洋，对中外进行对比研究：“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甚至主张东西方思想同时改造：“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③这种见解，在陈独秀等先进分子崇拜西方思想成为一种时髦的情况下，确是难能可贵的。他又认为研究中国不能停留在书本上，应作实地调查研究：“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所以1918年，中国再度掀起以赴法勤工俭学为中心的出国留学热潮时，他虽然支持大家“出洋”，并亲自组织了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的运动，但他自己不去。他说：“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化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相比之下，毛泽东比陈独秀更加注意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的了解、学习和研究。在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问题上，陈独秀表现为偏激，毛泽东则表现为稳重。后来的事实证明，对中外文化特别是中国历史遗产“去其糟粕，存其精华”，这是毛泽东一生坚持的原则。但是，这个原则的实行是十分艰难的，掌握得好，能创造出辉煌，如他后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三、受民主主义思想的不同影响。与陈独秀受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长期熏陶和中国激烈的旧民主革命斗争的严峻考验不同，毛泽东在1919年以前基本上是个学生，主要的活动是读书学习。1911年辛亥革命时，他在湖南参加过新军，半年时间他又退伍，恢复学生生活。而他受到的民主主义思想影响，如上所述只是各种思想中的一种，而且是十分浅薄的，并没有成为他唯一的或主要的人生指导。这种情况，使他在后来长期的革命生涯中能较好地处理个人与组织、个人与群众的关系，模范地遵守组织纪律和民主集中制，没有发生如陈独秀那样的绝对民主化和自由主义，从而脱离群众、脱离革命以致被开除出党。

不同的气质与性格
　　毛泽东与陈独秀在儿童启蒙时代，都有一个粗暴而严厉的教育长者——毛泽东的父亲、陈独秀的祖父。两人都进行了坚决的反抗，反映出两人都有反抗强暴的坚强性格，但是，在斗争的方式上，两人有很大的差别。陈独秀出生书香门第，但他家前辈的功名从未显赫过。祖父是候补知县，但无实缺。父亲讲究实学，慷慨有大志，但中秀才后，屡困考场，终身不得志，一直在外做塾师。这样的家庭唯一崇尚的是科举，读书做官就是他们的训子之道。从6岁起，陈独秀就由祖父教读。由于他智商不凡，老人对他期望甚高，恨不得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让他读完。可是聪明者往往个性强，陈独秀不喜欢这些经书，尤怕背《左传》。于是，每当背书背不出来时，祖父就生气，而使他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的是，孙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也不讨饶。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背后又对乡人说：“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毛泽东的父亲对儿子很苛刻。毛泽东6岁时，就开始干农活，8岁开始上学，但早晚还要下地劳动。毛泽东刚认识几个字，父亲就要他开始记账。13岁，他终于离开学堂，开始整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白天做一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账。他说：父亲“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同时，当时的国文老师也是“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对此，毛泽东先是采取“罢课”的办法，表示抗议。10岁时，有一次，他逃学了，但不敢回家，怕挨打，在外面乱跑了三天，结果得到了胜利。回来后，“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也比较温和一些。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有一次，他还以“跳水”相威胁，反抗父亲的压迫。13岁时，有一次他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父子两人在客人面前争论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父亲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毛泽东接着说：“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在这里，可以看到他后来提出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原则的最初源头。同时，毛泽东又是一个很会运用策略的人，他说，我家分成两个“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他与父亲斗争时尽量利用这个“统一战线”，节节胜利。“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是自招失败。我学会了恨他，我们对他建立了真正的统一战线。”后来，他还发现一个同父亲辩论的有效方法，就是用他自己的办法，引经据典地来驳他。“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上长者必须仁慈的话来回敬。他指摘我懒惰，我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所以应该多干活。我还宣称：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
　　以上表明，毛泽东从小就是一个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的人，懂得运用策略来实现自己的计划；而陈独秀在这方面逊色得多。最明显的例子是后来与共产国际、斯大林的关系处理。
　　毛泽东能识别共产国际斯大林路线的正确与错误，正确的执行，错误的坚决抵制，而且，在抵制和批判错误时，不采取公开直接打击的方法，而采取间接打击的策略，即只批评中国党内执行错误路线的人。这是为了在当时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斗争中保持革命阵营内部的团结，以利于对敌斗争；同时党中央又认为：“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主张，是被某些中国同志所接受和实行的，中国人自己应当负责，所以我们党没有把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党中央还说：“我们进行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分清是非，接受教训，推进革命事业。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常方法，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毋庸讳言，也是因为国际共运的历史造成了苏共和斯大林的特殊地位，即他们与各国兄弟党的不平等地位，为了保护我们中国党免遭如南斯拉夫那样因触犯斯大林“老子党”的“尊严”而受到的那种制裁。如毛泽东在1957年参加莫斯科十二国共产党会议时对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卡德尔所说：“你们还经常攻击斯大林，我们不攻击他。可是我要告诉你们，斯大林给我们制造的损失，所做的坏事，要比给你们的多得多。然而，他今天在世界上是一个有分量的人物，为什么要惹这样一个人物来反对自己呢？”这是一种很高明的斗争策略。
　　陈独秀则要么不能识别或忠实执行斯大林的错误指导，如在1924至1927年的大革命运动中；要么公开反对共产国际斯大林的路线，不管这条路线中是否有正确的成分，如1929年后进行的托派运动。
　　通过以上对比，就可明白为什么两人后来同为中共领袖，而陈独秀始终是个“书生”，虽然他对中国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但不能引导它到胜利，而且连自己也保护不了，最后是悲剧下场。毛泽东则是一个政治家，他懂得什么叫政治，知道怎样运用策略去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他既能引导革命航船驶向胜利，又能很好地保护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