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既是一次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五四运动认为：民主和科学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但民主与科学最终仍需一种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作支撑。没有民主精神和民主意识，民主就只能是一种伪民主，只有形式而没有实质。没有科学精神，科学也就失去了灵魂，科学就不会有健康发展的保证。而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灵魂是诚信精神和理性精神。民主是民主的实质与民主的实现形式的有机构成。但民主的本质最终须民主的形式去实现。本质是抽象的，形式是具体的。如果没有有效的实现形式，民主的本质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民主实现形式的最终体现就是某种民主制度的设定。因为民主最终须制度去体现。所以，从实践层面看，抽象的民主是不存在的，民主最终就是一种制度选择，是一种制度存在。所以，民主的有效性最终取决于民主制度设计的有效性和民主制度运行的有效性。理性是导致民主制度设计有效性的一个基本条件。民主要求国民要有求真精神和批判精神，因为求真精神和批判精神是实现社会正义和达成合理约定的必备条件。而求真精神和批判精神实质就是理性精神的体现，所以理性精神是实现民主精神的一个基本前提。诚信是导致民主制度运行有效性的一个基本条件。
    民主要求国民一旦达成约定必须遵守，所以，诚信精神是实现民主制度运行有效性的一个基本前提。因为诚信的本质就是遵守约定。没有诚信，约定就只能是一纸空文，制度的运行也将是高成本和低效率的。理性决定选择的合理性，诚信决定选择合理性的实现。二者共同构成了民主制度有效性的基本条件。反之，若没有诚信和理性，民主也就无法真正落到实处。民主就会成为样子。民主就有可能成为专制者利用的旗帜，就有可能成少数人对多数人实行暴政的工具，也有可能成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暴政的借口。
同样，有了诚信和理性，科学发展也就有了制度和方法的保证。因为制度的有效性将为科学发展提供充足动力，而方法的合理性将为科学发展提供正确路径。否则，科学的发展只能是低效率和扭曲的，甚至在现实中表现为一种异化的形式。
    反观历史，缺乏诚信和理性是制约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两大痼疾。
    缺乏诚信导致流氓性的泛滥。缺乏理性导致文盲性的扩张。并且流氓性与文盲性是一对互补的范畴。文盲性催生流氓性，流氓性催生文盲性，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循环的怪圈。
    洋务运动有物质建设而无制度建设，最终物质建设既没有体现出自身的效率，也没有体现出社会的效率。戊戌变法有制度变革但无人文精神创新，最终制度变革也无法实现。所以，中国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和科学，深层次应当有一个人文精神的再造。
    人文精神再造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树立诚信和理性精神。
    人文精神如何再造，这里需要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相配合，否则，单方面突破难度很大。应坚持的原则是：一是要坚持政治、经济、文化协调推进；二是制度建设要为创新提供充足动力； 二是要注重精神层面的开放。创新是人文精神变革的内部动力；开放是人文精神变革的外部前提。开放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开放，制度层面的开放比物质层面的开放更重要，而精神层面的开放比制度层面的开放更更重要。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1964年10月生，甘肃靖远人，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数学系和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专业。现为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及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兰州交通大学研究生导师和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经济理论和乡村发展及中国经济改革等方面。在《光明日报》、《农业经济问题》、《战略与管理》、《中国农村观察》、《经济学家》等刊物公开发表论文150多篇，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专著5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