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说过“中苏关系，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扯皮。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斗争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4页）在共产国际、联共（布），斯大林这三座泰山的压力下，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陈独秀被迫于1927年7月12日起，“自此即不视事”，离开了中国革命运动的政治舞台。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权、周恩来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实行共产国际的“左倾路线”。当时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整个指导过程是：左一个决议，右一个指令，可一旦革命失败了，他们就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在这种形势下，陈独秀成了共产国际造成大革命失败负主要责任的“替罪羊”。他在当这个“羊”以前，从事民主主义革命已20余年，其中创建中国共产党并连任五届中央总书记。在那“百年魔怪舞翩跹”的峥嵘岁月里，陈独秀是提着脑袋干革命，越是艰苦,越是危险,他越是冲向前，一贯站在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是中国广大劳苦大众的救星、大救星！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

中国自从产生了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如不是共产国际的错误干预，中国革命要少走许多弯路，少受许多重大损失。“八七会议”就是共产国际逼出来的，虽然八七会议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但在对待陈独秀同志问题上，却开了党内斗争不良倾向的先例。一边说陈独秀犯了路线错误，又一边不让他出席八七会议，搞“缺席审判”，这是很不对的！因为他当时虽不是总书记了，但仍是中央委员，理应出席八七会议。为什么叫八七会议？怎么不叫中央几中全会呢？因为出席会议的人员不是法定人数。到会的代表只有湖南的与尚未赴沪的新任书记邓中夏，加上中央委员到15人，CY中央委员5人，共计22人。会议召开之前，临时中央还是准备让陈独秀以委员身份参加，但遭共产国际代表的坚决反对。会议成功的方面是：产生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委员会，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左倾路线从此开始危害中国革命，危害中国共产党。

中央召开八七会议之前，共产国际派来了接替罗易的代表即罗明纳兹，因为罗易这位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的错误太多太严重，威信扫地，只好回去。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特意来到湖南长沙，在驻湘俄国领事馆召开了中共湖南省委会议。罗代表在会议上要求到会成员签名赞成“打倒陈独秀”，主要理由是“陈独秀一贯不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当时省委代理书记易礼容表示不同意打倒陈独秀，他申辩说：“革命失败不能说是他一个人的罪，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也有份。”易书记的发言，引起了省委成员的强烈共鸣。并表示了湖南省委对陈独秀的不公正遭遇深表同情，对共产国际的错误干预表示了强烈反感和坚决抵制。这是湖南省委讲政治、讲正气的一次重大表现，是湖南党史上光荣、正确的闪光点。因为反对“打倒陈独秀”，本质上就是反对共产国际的左倾路线。

失道寡助，得道多助。当时反对严厉处罚陈独秀的还有中共江苏省委及在中央工作的一些领导人。江苏省委当时被中共中央“左”倾领导指责为“陈独秀派”，所谓“陈独秀派”，即指陈独秀任总书记期间被重用的一些人，如彭述之、尹宽等人，都是从苏联留学回国人员，不满意斯大林“左倾路线”。由于陈独秀的下台，他们遭冷落，于是他们打着拥护陈独秀的旗帜，企图恢复陈独秀在中央的领导权。于1929年初，江苏省委借口反对李立三的“左”倾路线，宣布“独立”。在这个事件中起骨干作用的还有：郑超麟、刘伯庄（湖北省委书记）、汪泽楷、蔡振德、马玉夫等（都是省委书记一级的干部），陈独秀当时对此既不鼓舞，又不阻止，任之自然。“陈独秀派”的人员为什么要这么作？“官逼民反”。理由是：一、八七会议对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负责人的指责不公平，大革命失败不应由陈独秀负责当“替罪羊”，当时陈独秀是按照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四大路线办事的；二、大革命失败了，但八七会议后的中央否认失败，声称革命更加高涨，号召暴动，搞没有把握的武装起义，徒然牺牲了许多同志，损害了中国革命；三、中央个别领导人作风不正，品质恶劣等。在这个中间也有些人名为陈独秀“打抱不平”，实为自己的得失而拼搏……这是应该否定的。

毛泽东指出：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我们共产党人的头脑也应该复杂一点，遇事多问几个为什么，多独立思考，绝对不要盲从。新世纪里，我们学习党史，研究党史也应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