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贾立臣著的《陈独秀思想发展轨迹》一书，对陈独秀著作以及近年来新解密的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进行了深入的系统研究。在该书602个引注中，共摘引资料原文达二千条以上。正是在这丰富而又可靠的历史档案资料基础上，铺垫出一条陈独秀思想发展的真实轨迹。

这部书的可贵之处不仅在内容上丰富详实，而且敢于触及学术研究的难点和焦点，从而使这部专著实现了利用新资料形成新观点与重新剖析旧资料否定旧观点的统一。应该说这是作者学识水平和研究功力的主要标志之一。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这部专著与众不同，它既不是一般传记性著作的花样翻新，也不是仅对某一方面思想理论著作的外延扩展，而是对陈独秀思想的纵向发展（从早年到晚年）和横向延伸（民主政治、社会经济、科学文化、宗教法律以及妇女解放和教育改革等各个方面）相统一的综合研究，清晰地描述出陈独秀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探索、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创、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构想等一生奋斗的三部曲，填补了综合研究陈独秀思想发展史的空白。

在一般的史书中，对毛泽东思想萌芽部分写得都很简略，显得有些苍白，多是孤零零地介绍毛泽东在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1927年3月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即使引用瞿秋白和邓中夏的言论也是只言片语，似乎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方面无所成就。这不仅仅是陈独秀思想研究中的不足，而且更重要的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发展史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缺憾。

贾立臣先生的这部专著，对陈独秀关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论述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从而对陈独秀有关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倾向及其历史地位的结论有了全新的理解。特别是对陈独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前途等问题的分析，不仅一改以往运用形而上学观点批判陈独秀思想的传统习惯，而且还客观公正地解读了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思想内涵，例如，陈独秀较早地认为中国社会既不是封建社会，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半民主的国家”。不仅如此，陈独秀还认为中国革命性质应该划分为“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两个阶段，更可贵的是他同时认为第一阶段民主主义的争斗是当前“至急切要的工作”，由此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基本战略，并为此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另外，关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问题，陈独秀通过理性思考，结合中国社会历史的和现实的客观实际，认为中国国民革命的发展前途是非资本主义的，是“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

史学研究的生命在于创新。进行历史研究，尤其是进行陈独秀问题的研究，能否根据客观实际，坦诚直言，这不仅仅是水平和胆量的问题，实质上是个史德问题。一个历史问题或历史人物的结论正确与否，不应该以是否符合某一权威性的论断为标准。贾立臣先生在评价陈独秀的思想观点时，既不是以所谓的“权威”之言为标尺去衡量陈独秀观点的价值，也不是按后来历史的发展变化苛求于当年的陈独秀，而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具体地分析当时的具体情况。比如，该著作对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两个阶段论”与毛泽东“两步走论”的分析，改变了学术界惯用的毛泽东与陈独秀“对着干”的思维模式，揭示了陈独秀早在1923年前后既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阶段”的观点，同时也提出了国民革命“是预备社会革命的基础”和“开辟共产运动的途径”的观点，从而对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所谓“二次革命论”给予了有力的否定，由此作者认为毛泽东的“两步走论”是对陈独秀“两个阶段论”的丰富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表现。

另外，对中国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问题，作者通过分析新解密的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的档案资料，得出了中国大革命失败应由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负主要责任的结论。在此基础上，作者对于被学术界奉为绝对权威的“内因决定论”进行了重新剖析，提出了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内因是事物变化的主要责任者”的新观点。

至于该书的不足之处，笔者惟感贾立臣先生在研究陈独秀思想变化的过程中，对于陈独秀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文件，似乎利用得不够充分。当然，这并不影响作者探寻陈独秀思想发展轨迹的整体构想和基本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