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历史学会陈独秀研究分会《陈独秀研究》（内刊）编者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召开“八七”会议80周年。192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八七会议”，是中国革命转变的开始，同时也是党内“左”倾情绪滋生的开端。多年来，对“八七”会议的重要历史地位缺乏充分地历史研究，认识上有局限。同时，对党内“左”倾错误的产生仍停留在“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上。下面这篇文章从国际背景上分析“八七”会议，为我们认识“八七”会议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同时，“八七”会议中一些具体问题，如“八七”会议主持者是谁？“八七”有没有现场记录，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讲话了没有等等，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的发掘和认识。

     1926年下半年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内出现右倾错误，尔后又连续三次出现“左”倾错误在党内占据统治时期。产生这段历史的直接原因是共产国际指导的错误，但长期来，对共产国际错误缺乏深刻地认识。本文基于这一历史特征，探讨1927年“八七”会议的国际背景。

  1927年中共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是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结束陈独秀右倾领导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重建了党的领导中枢，在我党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但是它容许和助长了“左”的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和组织上过火的宗派主义的党内斗争。这种“左”倾情绪与做法，到1927年11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并使之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它在党中央占统治的时间虽然只短短的三、四个月，却使许多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党员遭到牺牲。1927年6—7月，还有党员57900人，到1928年6月党员只剩20000人左右。党的机体又一次受到严重摧残。对于这次“左”倾错误，共产国际及我党的许多文件、决议中已有明确的总结。单就出现的背景与根源来说，是共国际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前后，对中国革命的指导路线、方针贯彻实施中的必然①，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直接领导和指导的结果。否认其中之一，或把他们分割开来的做法，都是与客观历史实际不符合的。

  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的对华指导路线方针是什么？斯大林曾明确指出；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是“真正决定共产国际路线的文件”②。这个文件按照“三阶段论”来指导中国革命，即根据中国大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革命动力的变化，划分为广州时期、武汉时期和苏维埃时期（南昌暴动后至广州起义为其准备时期，广州起义后正式进入）。正如上述决议指出的：“在发展的第一阶段，运动的推动力量是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第二阶段，运动的性质改变了，运动的社会基础转移到了另一个阶级集团。”这清楚说明，共产国际是依照革命动力的变化决定革命性质的模式来考定，指导中国革命的。这条路线的具体贯彻实施，必然带来从右到“左”的错误，混淆革命阶段，模糊革命性质。因为革命的性质应当是由中国社会存在的根本矛盾的性质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来决定。既然中国社会存在着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革命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当然，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理。如果由革命动力来确认革命性质，则必定发生将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策略问题，误认为是解决中国革命的战略任务，也就会随意变动对革命性质的认识，就会犯“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当时由于共产国际与联共的对华指导路线为动力决定性质的“三阶段论”，所以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前后，随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背叛了革命，就误认为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背叛。中国革命就随之由第一阶段的四个阶级联盟的全民联合战线时期，进入了第二个时期——工农与小资产阶级（以汪精卫为代表）联盟的武汉时期，按照共产国际决议所说这时革命运动的性质改变了，当然与革命性质密切相联关的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革命的前途和转变等问题的政策与策略也要发生变化。所以到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扩大全会在作出挽救中国革命的四点紧急指示的同时，在决议中指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再次着重指出，蒋介石的政变以及由此引起的急剧的阶级重新划分，是我们采取一切进一步的策略的出发点，其中不包括任何与资产阶级的统一、妥协或调合”。③这就在肯定中国革命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同时，开始触及了反对资产阶级的问题。1927年7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关于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的决议》（草案），标志着共产国际对华指导方针实施中由第二时期向第三时期的转变开始，它指示中国共产党退出武汉政府，但仍保持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谴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提出召开非常会议并选举新的候选人；进一步开展土地革命。在决议中既肯定了国际执委七次全会的正确论断，指出，中国革命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一定发展阶段中也是激烈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又接着补充说：“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倾向”④。这就表明，共产国际已动摇了自己对中国革命性质的正确分析，提出了超越革命发展阶段的左倾理论，这完全是从革命动力决定革命性质的错误观察中得出来的，这正是罗明那兹来华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直接依据。也就是我党的八·七会议为什么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会为“左”倾错误开辟道路的根源。所以说，以革命动力决定革命性质的错误理论和由此作出的“三个段论”的指导路线及其在中国的贯彻，就是我党第一次“左”倾错误产生的前提与背景。正因为第二至第三时期的转变是紧密相联，所以从右倾错误到“左”倾错误几乎不存在什么“过渡”阶段。

    但是，存在这个前提与背景，并不等于必然出现第一次“左”倾错误。

    八·七会议后“左”倾情绪之所以继续生长，到十一月扩大会议，形成为“左”倾盲动主义，有三方面原因；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意向与决策；联共党内极其激烈的路线斗争；罗明那兹个人的因素以及中国共产党内领导人的水平等等。在这许多原因中，主要的原因则是罗明那兹代表并发展了共产国际的“左”的错误，才直接导致我党中央第一次“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的局面。这并非将错误的责任推向共产国际代表，而是客观事实。周恩来同志曾总结过这段历史说：“我认为十一月扩大会议的主要错误，一是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一直发展下去没有间断地达到社会主义，二是对革命形势的估计认为是一直高涨上去；三是认为革命的方针是全国总暴动……不断革命论是那时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罗明那兹提出来的。”“还有个错误就是规定了政治纪律，这也是国际代表提出的……是为了处罚起义失败的同志”⑤。

   罗明那兹怎样代表并发展了共产国际“左”倾错误，导致了一条“左”倾路线？我认为可以从下列三个方面来分析：一是从其来华的背景分析。中国大革命失败前后，联共党内及共产国际领导层中托洛茨基反对派围绕中国革命问题，发起了对斯大林的猛烈攻击，直到1927年12月联共十五大，斯大林、布哈林一派才最后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迪克、萨发洛夫等一大批反对派首领（也是共产国际领导人）开除出党，但共产国际内布哈林与斯大林在对华指导意见并不一致。表现在共产国际派罗明那兹来华，他是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的坚定支持者，是有名的“暴动论”的主张者。布哈林并不同意其观点，而强调统一战线。斯大林对两者的不一致先持慎重态度，但他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三阶段论，否认中国革命在四·一二事变后处于低潮等（斯大林直到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六大”前，才明确指出，现在的形势不是高潮，是低潮），这些均为罗明那兹所贯彻。因此，我认为罗明那兹是代表了共产国际的指导路线中“左”的倾向的。

    二、从当时实际的工作情况来分析。鉴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特殊地位，它不仅是共产国际注意的中心，而且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反对派斗争的中心。为了批驳反对派们认为的中国在四·一二政变后，革命已经失败的观点完全错误，并证明中国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在我党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大都失败之后，1927年11月，罗明那兹回国参加联共十五大，共产国际、斯大林又加派暴动专家诺伊曼来中国组织广州起义。起义的准备十分仓促：起义的决定是1927年11月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具体起义日期却是11月26日才确定的。起义总指挥叶挺是广州起义隔夜才赶到的，他主张起义部队应于起义当天立即撤退，诺伊曼大骂他“动摇”。起义当然是极其英勇壮烈的，损失与代价确实是惨重的。从路线上说不可否认也正是冒险主义的直接产物。但当时国际代表主持下的党中央，却还在党刊《布尔什维克》上强调：“干一下轰轰轰烈烈的比广州暴动还要痛快的大暴动”。“这适足以证明工人的情绪不是溃退……证明他们积聚力量准备在第二次暴动时作更大的牺牲。”并认为：“破获我党机关适足以证明革命高涨”⑥。事实上这些盲动主义的作法在中国共产党内是遭到抵制的。如陈独秀就指出过不应把革命力量投入冒险，张太雷同志曾对起义部署提出过异议，叶挺根本反对坚持广州中心城市，当时中共江苏省委何孟雄等同志则早就反对组织南京镇江暴动。毛泽东同志则干脆地把秋收起义部队带上了井冈山……。直到1928年2月，斯大林才在共产国际执委九次全会前才明确表示赞同布哈林的观点并与之一起以联共党的名义，偕同中共中央向忠发、李立三一同提出决议草案，经会议通过下达⑦，纠正盲动偏向，审慎地评价广州起义，批评罗明那兹的不断革命论“犯了托洛兹基在1905年所犯的同样错误”⑧。这个决议的下达是共产国际纠正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左倾盲动主动错误的标志，也是我党“六大”反对“左”倾盲动的重要根据。但是它只强调共产国际代表个人的责任，并没找到理论理源，“左”倾错误并未得到真正清算。

    第三，从罗明那兹本身的错误理论——暴动论来看。罗明那兹的不断革命论在结论上是与托洛兹基雷同的，但内容并非一样。前者是以暴动论为核心，后者则包含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和国际革命的不断性等三个核心内容。罗明那兹认为中国社会生产方式是亚细亚型的，不是封建主义的，它造成社会分散，资产阶级极其软弱，不能代表“任何统一的政治力量，”并说国民党是如此支离破碎，不能作为一个政党长期存在。所以中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工农革命，他主张不断革命，大大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进入社会主义。因此，他竭力主张共产国际的政策必须立即组织持续的武装暴动，以达到上述目的。⑨这就是罗明那兹的“暴动论”的主要内容。他以此指导中国革命，具体贯彻了共产国际、斯大林的三阶段论和共产国际执委七次、八次扩大全会制订的路线方针，又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发展了他的“暴动论”，才直接导致了我党第一次“左”倾错误对党中央的统治。因此我认为，那种单纯把这次错误归之于中国党本身，或罗明那兹个人，或简单归之于共产国际均欠妥当，必须将其放在当时特定的国际背景的历史条件下全面考察，才能了解“左”倾错误的由来与罗明那兹的责任，才能看到它确是共产国际指导路线与理论在中国贯彻实施中的必然，又由罗明那兹加以贯彻与发展的结果。就中国共产党本身而言，尚属幼年时期，它不成熟，主要出于对国际指示及国际代表的服从与敬重，出于对蒋介石反动派反革命屠杀的反抗，也出于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义愤，很容易接受“左”倾错误。实际并不清楚共产国际决策及贯彻的责任，及其多变的背景。这说明有重新认识与研究的必要。

注释：

① 见珍妮·德·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第二卷P.641《共产国际纲领》。

②《列宁斯大林论中国》P.298.斯大林：《国际形势与苏联国防》。

③同①书P.525：《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④同上书P.540—543。

⑤见《周恩来选集》P.172《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

⑥见《布尔什维克》杂志一卷十七期P.645

⑦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节录）》，同①P.601—604。

      ⑨见英文版《国际新闻通讯》Ⅲ  NO.1.P.3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