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看 修 正 主 义

潘培新

一

 反修、防修、批修在我国搞了半个世纪，家喻户晓，至今也还没有停歇!修正主义是个贬义词，它同机会主义者、叛徒、反革命、阶级敌人等是同义词，向来没有谁从正面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不过，在国外，却有所不同，拿作为“修正主义”发源地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该党1959半就从正面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当然爱德华·伯恩施坦本人也早在批判他时就有他的不同看法。

 (一)先从被人斥之为“修正主义鼻祖”的伯恩施坦谈起，他在当年回答那些指责他是修正主义者的人时曾声称，如果要把他伯恩施坦的观点称为“修正主义”，那末，他尽可以这样做，不过他总不应当忘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当时也是修正主义者，他们是社会主义历史上所见到过的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接着指出：“任何一种新的真理，任何一种新的认识都是修正主义。既然发展不会停顿，既然斗争的形式也要随着斗争的条件一同受变化规律的支配，那末在实践中和理论中也就永远会出现修正主义。”这是伯恩施坦在1908年12月为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出版10年后所写的序言申说的话(见《三联书店》1965年版该书第23页。以下简称《前提》)。在这里，伯恩施坦是从正面意义上使用“修正主义”这个词的。

 (二)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来看，著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曾指出：“当修正主义在20世纪初开始出现时，绝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是加以掳弃的。”“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的哥德斯堡纲领使修工主义的主要内容成为现代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纲领大体上也是具体表述和进一步发展修正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观点”。(《论民主社会主义》译文集，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43、44页)由此可见，德国社会民主党此时不仅是从正面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而且是把修正主义作为其理论基础。这样一来，为修正主义恢复名誉，当然就不在话下了。

(三)1964年9月5日在社会党国际纪念第一国际成立100周年的布鲁塞尔大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成员卡尔洛·施密特说：“爱德华·伯恩施坦已在全线取得胜利”。托马斯·迈尔在解释这句话时说：“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理解的基本结构今天己经成了大多数西欧社会民主党(自觉或不自觉地)的纲领的基础。”(殷叙彝：《西方的伯恩施坦研究述评》，《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6辑，人民出版社第20页)这表明伯恩施坦已非当年被人指斥为“叛徒”、“阶级敌人”的那个所谓的“修正主义鼻祖”了！

(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维利·勃兰特 (前联邦德国总理，前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名誉主席，也是前社会党国际主席，1992年逝世)在一次演讲中曾高度评价伯恩施坦和他那句被批了上百年的“名言”。1979年11月14日，勃兰特在波恩发表纪念哥德斯堡纲领通过20周年的演讲中曾明确指出：“在近几年来，社会民主党的理论讨论中就伯恩施坦发表了许多意见，恰好也从哥德斯堡的角度谈到他，一再把他称作这个纲领的鼻祖。实际上，伯恩施坦所作的反对马克思——    首先是反对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分析有许多部分是说对了的。他那雷鸣般响彻全党的名言。“运动对我来说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使他看起来像一个“'哥德斯堡人的先驱”。这句话的意思是：社会主义、民主、改良是持久的任务……“(殷叙彝：《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一文)。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纲领和1951年社会党国际法兰克福宣言同属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文件。这两个重要文件标志着当代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真正形成。勃兰特在这里点出伯恩施坦的这旬名言正是表明伯恩施坦是哥德斯堡纲领的先驱，从而也一语双关地指明了这句名言即哥德斯堡纲领的基本内容：民主社会主义就是把社会主义、民主、改良作为持久的任务。勃兰特的这个演讲涉及伯恩施坦的话虽短，但包含的内容不少，本文暂不详述。不过，从这里可以看出，伯恩施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此外，原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博戈莫洛夫1989年 10月初在接受原苏联《共青团真理报》记者采访时曾明确提出：“我 想，该是为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一句名言恢复名誉的时候了，我们曾经痛斥了他的名言。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正是向前运动：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在提高居民的技术水平方面，在满足居民的物质、文化和其他需要方面，在获得更大自由、实现公民权利、人权万面……都在运动。在所有这些方面的进步，这就是向社会主义运动，因为这是社会进步，按照我们的理论，一切进步应当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90年代的社会主义》一文，载苏联《共青团真理报》1989年10月3日)

从以上这几个例子来看，涉及的问题很多，这里无法详述。下面就伯恩施坦反对“灾变论”(即“资本主义必然崩溃论”)问题谈点个人看法。

二

 谈伯恩施坦反对“灾变论”(即“资本主义必然崩溃论”)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年通过的爱尔福特纲领(理论部分)，根据《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7节)的观点分析并确认了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必然性。德国社会民主党主要领导人据此作出资本主义将迅速崩溃的估计。该党执委会副主席威廉·李卜克内西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宣称，目前的社会将按照“铁的逻辑”趋向“大灾变”，趋向它的不可避免的“世界性毁灭”。主席奥古斯特·倍倍尔说：“灾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人民出版社版第1辑)

   1898年10月3日至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斯图加特召开代表大会。伯恩施坦因被通缉未能回国，滞留伦敦。他给大会发了一个《书面声明》。他在《声明》中提出：“我反对这样的见解：我们面临着指日可待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崩溃，社会民主党应当根据这种即将到来的巨大社会灾变的指望来确定自己的策略或使自己的策略以它为转移。”他进而指出：“灾变论的信徒基本上是以《共产党宣言》的论述为根据的。无论从哪一万面来看，他们都没有道理。《共产党宣言》对于现代社会发展所下的预断，如果就它对于这一发展的一般趋势的描绘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它的许多具体结论，首先是它对于发展所需时间的估计，则是错误的。《宣言》的作者之一恩格斯已经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导言申毫无保留地承认了后一错误。”(《前提》第2页)

伯恩施坦说的是事实。恩格斯在《导言》中谈到他们自·1848年以来对革命形势估计的错误时说：“历史表明我们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当时欧洲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说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还说：“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512页)这就表明，恩格斯修正了《共产党宣言》中“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的论断，他明确指出“资本主义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

伯恩施坦认为《共产党宣言》对于发展所需时间的估计是错误的，也就是他所说的“现存社会制度有比过去所假定的更长的寿命和更强的伸缩性”，他说，这一思想正是他那本《前提》一书的“全部精髓所在。”这里可以看出，他是抓住要害的。这是对资本主义生命力的判断问题，不是枝节问题，而是根本性问题。伯恩施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所假定的有着更巨大的扩展和改进的能力。他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不是可能性更大了，而是可能性更小了。”(《伯恩施坦言论》第39页)

 伯恩施坦经过调查研究，用大量事实材料证明，阶级斗争并没有像《宣言》中所预言的那样尖锐化。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使工人阶级日益贫困化，反而为他们带来了实际收入的提高。富人越来越富，财富也日趋集中，但穷人却不是越来越穷，反之，他们的生活条件却得到改善。不是两极分化，而是出现了庞大的中产阶层，蓝领工人减少，白领工人增多。他引证大量经济发展资料，强调经济危机不可避免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必然崩溃;工人阶级因绝对贫困化，革命必将在短期内到来等等却完全不符合实际。

因此，爱尔福特纲领所指出的“危机的范围越来越广，破坏性越来越大”这样一种前景，实际上已被现实的经济状况所完全否定。伯恩施坦对资本主义生命力的判断己为后来的发展所证实。

三

伯恩施坦对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崩溃这个论断的认识有过思想变化过程。在他的“自传”中可以看出，他是老实的、直率的。起初他相信资本主义崩溃论的。他谈到，整个70年代下半期，德国的营业萧条没有缓和下来，80年代经过短暂的间歇后又重新爆发了，它从德国扩展到英国，然后席卷了法国，美国也经历了一个严重的停滞和失业时期。当时当了一个月推销员的倍倍尔通过同商人的接触，发现了对经济前景的极为悲观的情绪，倍倍尔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社会在很短时期内就会完全崩溃。”伯恩施坦说，我也对日报商业栏的报道以及像1882年“彭杜破产”那样的事件 (彭杜是法国工程师和金融家，曾在巴黎创立“总联合公司”，1882年公司倒闭，引起许多企业破产)作了同样的解释。1882年他在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把“彭杜破产”和同时出现的营业停滞当作“炼狱的甘霖”，也就是说，当作巨大的总崩溃的前奏而表示欢迎时，他的朋友赫希柏格写信给他说：“你错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适应能力比你所想象的要大得多”。而这句话那时对他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印象，因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还没有觉察到经济的持久好转，偶然出现的繁荣时期总是短促的。

其次，到1890年、1892年，有两位大学教授舒尔来·格弗尼茨和尤·沃尔夫出版了三本书 (《论社会和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大企业是经济进步和社会进步》)，驳斥了资本主义经济必然会因自身矛盾而走向灭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了“爱尔福特纲领”的论点。格弗尼茨还证明，英国工人的贫困并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资本和劳动间的阶级斗争并没有加剧，反而变得不那么尖锐了，英国面临着一个社会和平的时代。这一点同大企业的增加和发展并不矛盾，而恰恰是它的后果，因为大企业创造了改善的物质前提和精神前提。伯恩施坦在《新时代》杂志上对这三本书作过评论。他说：“我关心的是在主要方面驳倒两位大学教授对于马克思的批评。我也做到了向这两个人指出他们批评中的错误。但是在当时我并没有隐瞒，他们在上述著作申提出的指责并没有因此得到全部解决。我承认有一些指责是被他们自称是经过认真检验的，因此起先我宁可避而不谈……尽管我内心竭力抗拒，我俩旧对我一直认为无可反驳的一些原则发生了怀疑，而紧接的几年带来了进一步加剧这种怀疑的因素。”(《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第24页)

 再次，伯恩施坦说，在80年代，繁荣时期固然是短促的，营业停滞的时期同样也是短促的，90年代初期还是这样。危机并没有变得“日益具有毁灭性”。因此恩格斯认为有理由在由他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中提出另一个关于危机的假说。他在这一卷第二部分第27页的一条注释中写道：“……在世界贸易的幼稚时期，自1815年至1847年，大约是五年一次危机；自1847年至1867年，循环显然是十年一次；我们现今正好是在一个空前激烈的新世界恐慌的准备时期中吧?有些事情好像表示了这一点。”(《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29页注8)伯恩施坦谈到，恩格斯说的“世界性崩溃”并未出现。而恩格斯在列举了他的上述推测的事实以后，又指出：“每一个足以抵消旧式危机复演的要素，都包含着一个更激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胚芽。”(同上)可是这个大危机无论在当时或是在后来都没有发生。相反，90年代中期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出现了已经长期没有见到过的经济繁荣。此时，伯恩施坦才又想起赫希柏格说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适应能力比你所想象的大得多”那句话。

鉴于以上情况，伯恩施坦说，“我感到有必要向我的德国党员同志们说明，他们最好在决定政策时完全抛开关于即将到来的大灾变的想法。”

纵上所述，我对伯恩施坦有两点看法：

第一，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是忠诚的，但又不把它当作终极真理，不迷信权威，能独立思考，敢于坚持真理，决不向权势低头，批评马克思主义，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修正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伯恩施坦所树立的修正主义形象。在斯图加特的第一次批伯恩施坦的党代表大会闭幕时，一位叫格雷利希的代表说：“我深信，我们的事业只能从批评申得到益处。德国社会民主党从自己的伟大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接受了伟大的遗产。但是即在这里，我们看不到最后的真理，而只有永久需要重新向事实看齐的科学。”(《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90页)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对伯恩施坦的极大的支持和表扬。伯恩施坦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从客观实际出发，从历史发展条件出发，提出了符合于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和有利于推动历史社会进步的见解和政策，因而深受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戴。

第二，我认为伯恩施坦对资产阶级学者批评或攻击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伯恩施坦并不否认他从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申得到启发，并且引用过他们的论据，从资产阶级学者的批评中汲取新的材料或见解是无可指责的。伯恩施坦说：“一个错误不会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度赞成它，就值得保持不变，一个真理不会因为第一个发现它或表述过它的是反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就减少力量。”“格弗尼茨先生在表述现代英国发展史时的片面性(这我在当时无疑己经足够尖锐地加以否定了)并不妨碍他在《论社会和平》和《大企业是经济进步和社会迸步》两书申确认对当前经济发展有重大价值的事实。我根本看不出其申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而且我乐于承认，我通过格弗尼茨……才注意到许多我在以前不重视或者重视得很不够的事实。我甚至不羞于承认我也从尤·沃尔夫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一书中学到了一些东西。”

自1848年以来近160年的世界历史发展表明，伯恩施坦是对的。现在全世界有169成员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所组成的社会党国际(拥有4000多万党员)基本上遵奉的是伯恩施坦所奠基的修正主义理论 (当然后来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变化的)，走向和平、民主、改良、共同富裕、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