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提起陈独秀，不少人都是从政治的层面把他与敌人“退让”、“屈服”、 “妥协”、“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联系起来，甚至有人污蔑、谩骂他是“间谍”、“叛徒”、“反革命”、“不可救药”，等等。即使侧重于正面评价他的人们，也多是仅仅把他定格为不懂政治、不敢斗争的“文人”、“书生”而已。在武装斗争问题上，更是批评和批判他“不敢开展武装斗争”、“否认武装斗争”、“放弃武装斗争”，等等，好象陈独秀压根儿就与军事、武装绝缘似的。

历史事实真是这样的吗？否！当我们跨越历史的时空，透过浓浓的迷雾，洗去泼洒在他身上厚厚的腥污，看到真实的陈独秀屹立在天地之间时，我们才愕然一惊：啊，陈独秀原来是这样的！过去对陈独秀的认识太不真实、太不全面了！对他的评价太不正确、太不公正了！

长期被人们忽略乃至抹杀的陈独秀的武装斗争思想就是典型的一例。

十八岁纵论长江军备防务

陈独秀不是那种生性懦弱、优柔寡断、怕事怕死、不敢斗争的胆小鬼，也不是那种花前月下，多愁善感，浅吟低唱，不问国事的“纯文人”，而是生性刚烈，不怕事，不怕死，敢作敢为，宁断不弯，认准的路百折不回的硬汉子。这是他产生和坚持武装斗争思想的性格因素。

陈独秀是一个既有文韬又有武略的人，早在18岁时就锋芒初露，展示出他军事上的远见卓识。

1897年11月14日，德国侵略者悍然占领了山东胶州湾。接着，沙俄、美国、日本、法国等列强一轰而上，纷纷到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企图瓜分中国。年仅18岁的陈独秀痛感国难当头，热血沸腾，奋笔疾书，撰写了《扬子江筹防刍议》和《扬子江形势论略》两篇论文，还准备写一篇《湖中水师》。这些文章都是他站在军事的角度论述大江军备防务的。他在7000余字的《扬子江形势论略》中指出：“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经满蒙，法伺黔贵，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权力。……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所以“爰采旧闻旅话及白人所论，管蠡所及，集成一篇，略述沿江形势，举办诸端，是引领于我国政府也。”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中详尽地分析了长江的地势、水情，并结合历史上的战例，提出了长江军备防务的具体方案。他深刻论述了武汉三镇的战略地位，具体指出“武汉沿江均不宜设置炮台，……倚城设置炮台，一朝有战，则城市全冒敌火，今日炮弹之利固非昔比矣！”他又根据武汉东南数十里的阳逻为“东西当荆扬之要会，南北为荆豫之通津”的战略地位，建议当局在阳逻设置炮台，“再屯陆军于界埠，以防其由陆绕攻台背，则阳逻无隙可乘矣！”

陈独秀还对远在长江下游的吴淞口的地势了如指掌。他胸有成竹地指出：吴淞口“另有一台在狮子林下，距吴淞十六里，去诸台太远，未能犄角，……崇（明）宝（山（川））沙无台，则他台皆成虚设”，必须“当以崇宝沙西北沙尖以为主台，……且能兼顾吴淞口以遏敌船掩入吴凇江，登岸攻我上游台背。崇宝沙为四面受敌之地，非用德国格鲁森厂所制硬铁为台不可。……此防断不可弛，果能如法布置，迨大敌当前，方有把握。”

陈独秀满怀信心地指出：“总论全江大局，若防内乱必据上游，若遇外侮必备下游，必长江之备已周，再有海军为辅，则欧西之铁甲虽强，亦不容其越雷池一步矣！”

《扬子江形势论略》不仅是一篇文采斐然、动人心魄的极佳论说文章，而且是一份高瞻远瞩、见解独到的军事布阵方案。读了此文，屹立在人们眼前的哪里是一个年仅18岁的文弱书生，分明是一位胸有雄兵、指挥若定的统帅！

为了使自己掌握更多的军事知识，将来驰骋沙场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大展身手，1902年9月，他第二次东渡日本，与潘赞化一同进成城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学习陆军军事。一个对武装斗争不感兴趣的人是不会远离家国到异国他乡专门学习军事的。尽管因故第二年就回国了，但是从他作过出国学习军事的选择，这已足以说明陈独秀有志于军事久矣！

“有一人不与俄死战者皆非丈夫！”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4月，清政府与沙俄订约规定侵占中国东北的俄军应在1903年4月全部撤走。届时，，沙俄不但违约赖着不撤，反而向清政府提出更多的无理要求，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4月，上海各界人士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北京等地的学生也纷纷集会抗议，留日学生秦毓鎏等在东京召开拒俄会议，成立拒俄义勇队，派代表回国呼吁，要求上前线抗击沙俄。

就在拒俄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陈独秀经上海回到安庆，很快与葛温仲、张伯寅等人取得联系，筹组安徽爱国会，发动拒俄运动。5月17日，陈独秀在安庆藏书楼发表爱国演说。安徽大学堂、武备学堂和桐城、怀宁等县公学的学生等约300多人前来听讲。整个书楼挤满了听众，不少人只好站在门外。

陈独秀慷慨激昂地逐条抨击俄国提出的七项无理要求，指出“举凡政权、商权、矿路权、兵权、税权，均归俄人之手，则东三省已非我有。……我政府若允此约，各国必执利益均沾之说瓜分我中国；若不允，则必与俄战。我国与俄战之仇固结不解，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皆非丈夫！”陈独秀还号召大家广泛传播沙俄侵略的消息，发扬爱国主义精神，锻炼强健的体魄，担当起历史的责任，否则，“不可以生存，况欲执干戈卫社稷乎！”

陈独秀举办的爱国演说会，是安徽省有史以来规模和影响最大的群众大会，在安庆地区引起强烈的反响。清廷和地方官员吓得要死，不仅封闭了藏书楼，安徽巡抚聂缉规还下令通缉他，陈独秀被迫逃到上海。

陈独秀在安庆藏书楼演讲的主旨，就是号召民众拿起武器，抗击侵略，驱逐强虏，保卫祖国。“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皆非丈夫！”不是中华民族的热血健儿，不是敢于拼杀的英雄志士，岂能发出如此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心声！

一介书生曾经加入暗杀团体

1904年夏，东京留日学生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主持人杨笃生和成员何海樵等六人潜回北京，准备刺杀顽固派首领慈禧太后。因没有下手机会，手中的费用也已用尽，只得南下上海。何海樵介绍蔡元培加入暗杀团，蔡元培又介绍爱国女校懂得化学的教师钟宪鬯、俞子夷加入暗杀团，由他们专门制造炸药。不久，章士钊等人也成为暗杀团的成员。

此时，黄兴等人领导的华兴会正积极准备趁慈禧太后万寿节那天在长沙发动起义。杨笃生、章士钊为了配合长沙起义，于是在上海成立了有蔡元培、蔡锷等人加入的爱国协会。协会拟定了“以暴力为主，而暗杀也在讨论之列”的计划。为了加强力量，章士钊迅即写信给老友陈独秀速来上海。正在办《安徽俗话报》的陈独秀刚刚来到上海便由杨笃生监誓加入爱国协会。后因华兴会起义的预谋泄露，长沙起义胎死腹中。陈独秀于1905年初返回芜湖。

7月，清政府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声称为“立宪”作准备。枞阳（一说桐城）志士吴樾（字孟侠）为了戳穿清廷“立宪”的骗局，决定赴京刺杀五大臣。行前，吴樾“与赵声（伯先）、陈乾生（独秀）密计于芜湖科学图书社小楼上”。

9月25日，吴樾怀揣炸弹潜入北京正阳门站，并登上五大臣启程的专车。但因人多拥挤，车箱晃动，怀中炸弹提前爆炸，吴樾壮烈捐躯，五大臣中的载泽、绍英二人受伤，五大臣出洋考察之事遂告夭折。

陈独秀闻讯后立即与在保定的张啸岑联系，要他“关于吴兄一切，务速详告。”张啸岑遵照烈士壮行之前的嘱托，将吴樾生前草拟的万言《意见书》寄给陈独秀。后来，陈独秀在《存殁六绝句》的第一首写道：“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侠龙眠有老亲。仗剑远游五岭外，碎身直蹈虎狼秦。”深切悼念为国捐躯的烈士。

十多年后，陈独秀对自己加入暗杀团体，参与暗杀密谋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我敢说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

创立反清秘密军事团体——岳王会

陈独秀虽然反思和检讨了暗杀行为“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发动暴力革命的思想。陈独秀回芜湖后，一面继续办《安徽俗话报》，一面教书，联络革命志士，集聚革命力量，决心用暴力推翻清朝统治。于是，他与柏文蔚、常恒芳等人于1905年夏创立了反清秘密军事团体——岳王会。

据常恒芳说，“组织岳王会，意思是崇拜岳王精忠报国的精神。”参加岳王会的成员除安徽公学的优秀学生外，“还有武备学堂的部分军人”。岳王会总会设在芜湖，由陈独秀任会长。安庆、南京都设了岳王会分部。为了壮大实力，岳王会侧重在新军中发展成员。“新军中多数下级军佐和士兵都受了他们的影响，倾向革命”（杨士道：熊成基安庆起义的回忆》）。

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去世。不久，慈禧太后去世。岳王会获知消息后，认为武装起义的时机已到，于是推举熊成基为起义总指挥。19日，熊成基率领新军马、炮两营士兵1000余人起义，与清王朝官兵浴血激战三昼夜。最后，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这毕竟是以陈独秀为会长的岳王会对清王朝发动的一次军事行动，体现了陈独秀早年就有的武装斗争思想。

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响应北伐军攻打上海，推翻反动军阀的统治，在上海领导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这期间陈独秀除到汉口出席十二月特别会议外，他一直坐镇上海。共产党在工人武装起义中所执行的重大政策，都是经陈独秀认可，或是由他亲自制定的。这时期上海工人斗争的得失成败、功过是非，都同他的活动密切相关，都反映了他的思想。”（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379—380页）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第一次发动于1926年10月23日，第二次发动于1927年2月21日。这两次起义都因为准备不足，在军阀孙传芳、张宗昌的镇压下失败了。在总结教训后，中国共产党不屈不挠，踏着烈士的血迹继续奋斗。仅过1个月，3月21日，中国共产党又发动了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在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组成的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下，上海80万工人首先举行大罢工，接着举行武装起义，英勇无畏地向上海的直鲁联军发动进攻。血战30个小时，终于在22日晚占领上海，取得武装起义的胜利，并建立了上海市民政府。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充分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强大的革命力量和主力军作用。

如果说当年18岁的陈独秀发表纵论长江军事防务的论文《扬子江形势论略》是一介书生纸上谈兵的话，那么，三十年后48岁的陈独秀亲自组织和领导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则是陈独秀武装斗争思想的具体实践，是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

最早提出军队“必须受民众和党的制裁”原则

陈独秀不仅主张在革命运动中必须积极组织民众，创建人民武装，而且特别强调：“革命是不能没有武力的，可是革命的武力至少必须与民众合作，必须受民众和党的制裁”。（《陈独秀著作选》第1145页）陈独秀在这里所说的“武力”就是“军队”，“必须受民众和党的制裁”，其实质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军队必须为人民服务，必须接受党的领导。他还进一步指出：“每个有兵权的人，若不能够受民众的或党的任何制裁，都有变成军阀和形成军事独裁政治之可能。”（《陈独秀著作选》第1144页）因此，每个革命党人，都不可单看自己是一个军人，必须看自己是一个有武装的党人。虽然统帅十万大军的总司令也应如此。每个革命军人，都应尊重党的权威在军队的权威之上。”（《陈独秀著作选》第1145页）由此可见，陈独秀不仅最早提出“革命是不能没有武力的”，而且最早提出军队“必须受民众和党的制裁”的原则，堪称“党指挥枪”原则之母！

最早提出到西北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设想

在旧中国，城市的反动势力比农村集中、强大得多。当革命遭遇到严重挫折的时候，党向何处去？革命如何发展？这是摆在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为党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对这个关系着党和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问题是如何思考的呢？争鸣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论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贡献》一文中指出：“面对帝国主义在城市力量强大，陈独秀1927年就曾有放弃上海、广州、汉口等这些工业区域，到西北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初步思考和理论，在”五大“会议上曾受到党的批评。到西北以后怎么办？陈独秀的政治遭遇造成他思想的中断，我们无法推断陈独秀到西北去的未来。”的确，根据当时的国际背景以及党内的实际情况，不管陈独秀提出的设想多么具有战略意义，多么符合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都是注定不会让他付诸实践的。因为，在当时的共产国际看来，国民党比共产党有实力、有希望得多。何况陈独秀不太听话，撤换他已成定局。在陈独秀提出到西北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设想之后仅两个月，便从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岗位上黯然下台，一切雄心壮志、宏图远谋只有统统付之东流！

早在党的幼年时期，陈独秀不仅最早提出“革命是不能没有武力的”，最早提出军队必须接受民众和党的监督，而且最早提出到西北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设想，这是何等的远见卓识！后来，我们党历尽艰难险阻，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转战万里，到延安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站稳了脚跟，进而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胜利。君不见，早在十年前，陈独秀就提出了到西北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设想。延安地处陕西省北部，从全国的角度说，延安就在中国的西北。历史把陈独秀的战略设想变为现实，难道这仅仅是偶然的巧合吗？！

一以贯之的武装斗争思想

陈独秀的武装斗争思想是坚定不移、一以贯之的。他早就旗帜鲜明地说过：“反对‘革命要武力’这种人不是糊涂蛋便是反革命者。任何国家任何性质的革命，都非有武力不可；因为被革命的统治阶级都有强大武力，革命的统治阶级如果没有武力，当然不会成功。尤其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众的势力还没有充分组织起来，需要军事行动更多一点。”（《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1142页）1922年9月22日，陈独秀在《向导》第2期发表的《造国论》中指出：“用什么方法来造国？我们的答案是组织真正的国民军。”在陈独秀的领导下，周恩来在黄埔秘密发展和组织了100多人的铁甲车队，叶剑英组建了两支亲共产党的连队（南方周末，2006年6月1日）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我党组织和发动武装斗争的骨干。

陈独秀说中国民主运动，有三种形式的可能，其中之一就是“革命的军事行动”。1926年10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当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拉菲斯提出下一次工人起义的指导方针主要应为“政治罢工”而不是积极主张武装斗争时，陈独秀直言不讳地批评拉菲斯的观点，说他如果认为“上海无产阶级应当更加做好战斗准备，那么这是对的。但如果他想使无产阶级的发动不依赖军事力量，那么这是不对的。”他还进一步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这里军事因素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没有军事力量，无论在这里还是湖南都不可能发动。”

陈独秀在“五大”召开之前，在武汉听取湖北省军委书记聂荣臻汇报军事工作时指出：“军事因素仍旧是革命的最重要因素，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是对的，应当继续坚持下去，而且必须进一步加强军事工作。”

陈独秀在“五大”报告中回顾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时再次指出：“我们在当时就已经认识到，这条道路是革命的道路，这种策略是正确的必要的策略。过去，由于实行了这种策略，我们已经获得很多有益的成果。这方面没有任何错误。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

陈独秀关于“军事因素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的论断，是他武装斗争思想的集中体现。他的这种思想坚定不移，一以贯之，直至他被共产国际从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岗位上赶下台之前8天的1927年7月4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务委员会议，陈独秀仍“强调利用各军招兵之机会，将农民输送进去，因各军政治部都有共产党员，这样可以使农民武装化。”（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430页）可见陈独秀的革命武装斗争思想是何等的坚定不移，一以贯之！

我不否认陈独秀身上浓厚的文人和书生气质，也不否认他身上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他在自己亲手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内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包括他在武装斗争问题上的错误。但是，历史证明，陈独秀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贡献与他的缺点和在革命斗争中所犯的错误相比是无可比拟的。长期以来人们对陈独秀的误读太多、太多，施之于他的伤害太深、太深，他身上负载的冤屈太重、太重。“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