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5月29至31日，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联合主办的“陈独秀后期思想学术研讨会”(全国第六次陈独秀学术研讨会)在温州举行。有27名中外学者参加。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2001年6月的《简报》第9、10页介绍如下：

[中国托派虽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在反帝、反国民党独裁统治方面，始终是旗帜鲜明的。他们与中共的矛盾，本来是革命阵营内部的路线分歧，革命的目标是一致的，在对敌斗争中应该互相配合互相支持；但是由于受到斯大林肃托斗争的影响，却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对此，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佐佐木先生向会议介绍了西方国家的托派政党与本国共产党合作进行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统治及参加竞选的情况。]

[这次会议的实际操办者是一位温州出身的老托派分子。温州实际上是托派的据点之一，至今还有不少托派分子住在那里。这位老人四十年来(包括狱中期间)一直很健康，这一次却因为准备这次会议而病倒了。会议以自由发言的形式进行。中共的官员首先声明：发言无禁区，发表有纪律。实际上，自从1952年12月21日深夜在全国大规模逮捕以来，这是第一次有这么多托派分子自由、公开地参加会议。]

一、陈独秀是怎么成为托派的？在1929年发表的“告中国共产党全党同志书”中展示了陈独秀因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引责辞职后的深切反省和托洛茨基文献的影响。在斯大林支配下的中共只得把他开除。
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的关系：陈独秀在1940年11月28日发表的“我的根本意见”中明确反对没有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论。与此同时，陈独秀也对列宁的党组织论(民主集中制)也有所批判。这一方面可以归属到他自1915年以来提倡的“科学、民主”精神，一方面也与当时政治环境下的托洛茨基相通。

三、陈独秀最后脱离了托派吗？第四国际的文件等都表明陈独秀最后脱离了托洛茨基派。这主要是因为上海的以彭述之为首的托派分子的宣传。实际上，从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直接信件上看，陈独秀比别的中国托派更接近托洛茨基。郑超麟由陈独秀1942年5月13日去世前留下的《被压迫民族的前途》一文中断定其为真正的托派。]

[一位南京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大胆地发言到：“从今以后的中国必须在陈独秀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上建设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讲，自从毛泽东开国、邓小平建国以来，陈独秀的后期思想的复兴，将为人民中国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提供探照灯。]

 我把上述专访译成中文送到香港《十月评论》。《十月评论》编辑部于2001年12月8日回复了一封很详细的信件，希望佐佐木重新考虑“陈独秀最后脱离了托洛茨基派主要是因为上海的以彭述之为首的托派分子的宣传”以及“陈独秀比别的中国托派更接近托洛茨基”的提法。编辑部除了引用陈独秀的公开脱离托派的声明外，还特别引证王凡西1998年2月在《陈独秀最后论文书简》英译本前言所示：“陈独秀的思想、见解一定还会改变。”“在基本上，他将回到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立场来”。

我把上述《十月评论》编辑部的信件译为日文寄给佐佐木。佐佐木拒绝改写，认为《十月评论》编辑部是“派性主义”。我明白两者的分歧是方法论上的：佐佐木从思想上看这个问题、多少也从感情上断定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的两大领袖应该一致；《十月评论》编辑部从政治路线、组织行为上考虑，认定陈独秀不属于已经作为一个政治团体的托派。佐佐木以东京大学科学哲学教授的身分组织“日本陈独秀研究会”(2001年11月9日成立)，是中国政府的嘉宾；《十月评论》作为中国最早的“持不同政见者”至今不能进入中国本土。我知道无法调节、说服两方。这也是我通常在国际进步阵营中经常遇到的遗憾。

总之，作为中共内部历史的“陈独秀问题” 似乎已经基本上定案；关于陈独秀后期思想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而且不一定达到一致的结论( 这样的结论其实并不重要)。至于陈独秀思想的“复兴”，我个人不抱佐佐木那样的期望。陈独秀不是“东亚的卢梭”，甚至也不能列入思想家的行列。当然，作为二十世纪中国两大革命的结合点，陈独秀的名字应该和另外两大先行者孙中山、毛泽东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