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新青年》一个历史的文化思想定位，说它是影响20世纪中国的一代名刊，而且不失媒体炒做之嫌地送一个引领了时代文化方向的“金牌”杂志的称号给它，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两面现代性旗帜，都似乎是恰如其分的。因为它当时的确不仅是译介外来思潮的重要媒体，更孕育出一代“新青年”知识群体。现在常讲返回历史现场，事实上，寻找五四精神，溯源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确实不可不先着眼于《新青年》杂志。在这个角度也可以说，《新青年》是“伟大的”五四运动诸多的历史原动力之一，它的创刊无疑加速了一个时代的过渡与转型。

一．从《青年杂志》到《新青年》

我想有很多人都像我一样，关于《新青年》的知识，都是来自中国现代文学史，而非中国现代史。《新青年》集中代表着新文化运动的特色，并推动了中国现代的思想启蒙。诸如此类的评价，今天看来已显得自然而轻松。但回眸历史现场，或许会惊异地发现，作为《新青年》前身的《青年杂志》从预备创刊到正式出版，却颇费周折，并非一帆风顺，恰如任何一个历史事件，决不是后人想当然的那么简单。

简单说来，1915年夏天，在东京帮章士钊编辑过反对袁世凯帝制运动的《甲寅杂志》的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他由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不成功的经验中体会出，若推翻腐败的传统，必先唤醒中国青年的思想，因为建设新中国的希望是在青年们身上。他向乡友、担任上海群益书社和亚东图书馆的经理汪孟邹，抛下一句掷地有声的豪言壮语“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改观”。

在这位出版商的支持下，1915年9月15日被写入了历史。这一天，中国现代史上一份全新的杂志——《青年杂志》诞生了。它的定位全在一个“新”字上：“新”知识、“新”思潮、“新”思维；是以“新”诱人，以“新”立足，以“新”（自己的）换“心”（读者的），以“新”作为卖点。从《创刊号》上的“社告”和“敬告”不难发现，陈独秀和出版商的初衷就是要将其办成一个高品味的金牌杂志，因此在编辑方针和用稿标准上都力求“标新立异”。

1916年2月15日，出至1卷6号的《青年杂志》，由于护法战争爆发停刊。此间，群益书社接到上海《青年》关于杂志同名的信，遂将刊名改为《新青年》，出版时间由原来的每月15日提前到每月1日。

1916年9月1日，同样是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日子。这一天，封面上醒目标志着“陈独秀先生主撰”的《新青年》第2卷1号出版了。

与《青年杂志》比，《新青年》的“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作者队伍新，2卷1号的《通告（一）》即宣布：“得当代名流之助，如吴稚晖、马君武、张溥泉、温宗尧、胡适、苏曼殊、李大钊诸君，允许担任本志撰述。”。第二是办刊思想新。陈独秀指出旧青年崇拜孔教，热衷功名，新青年必须反孔，提出批孔与文学革命，夯实了《新青年》的思想基础。

有学者认为，按今天的说法，《新青年》原是陈独秀迫于生计，选择“以编辑为生”而创办的刊物，所以一开始经营惨淡，投稿者很少，几乎都是陈独秀个人主撰。这确是《新青年》创办之初的一大特色，但是否陈独秀办刊的初衷是要谋生，尚未查史料实证。不过，《青年杂志》创刊时，完全是陈独秀一个人在唱独角戏，那时他也年轻，他本身就体现出一个“新”，他也真是精力旺盛，居然有本事搞起一个人的热闹，创刊号上的文字十之有九都是他一个人写的，《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妇人观》、《现代文明史》、《国外大事记》、《国内大事记》、《通信》等。为避免冷清，里边的“通信”大多由自己编排。这当然也是由“主撰”其实几乎就是“独撰”所带来的尴尬。

前7卷的《新青年》都是由位于上海棋盘街的群益书社印行。直到1917年1月，陈独秀都是唯一的编辑人。

二．《新青年》与北京大学

《新青年》的金字招牌是与北京大学联手打造的。按今天商业化的说法，这是一次双赢的强强联手组合，新青年社团在北京大学文科成社，以《新青年》为阵地，共享北京大学的知识精英资源，以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语推动文学革命，同时，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的权威，推进新文学的创作。这些在后来人眼里似乎都是水到渠成的事，历史叙述起来也显得十分顺畅。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黎元洪任命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许多的现代文学史在提到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时，根本不提黎元洪，仿佛这个大总统在历史中根本没有存在过似的，这个校长是凭空而来。另外，文学史常犯的一个毛病是忽略掉历史的时间。许多写到社团的成立、书籍刊物的出版、事件的发生，很少有具体到哪一天的，能具体到月，就已经是史家功德无量了。这反映出文学史书写上的一个大问题，即许多书写者是为了学科建设或评奖之类仓促草就，怎么有时间精力耗在查阅更不要说挖掘第一手的史料及档案文献上，从其他现成的文学史里拷贝易如反掌。有个查无出处的说法，说某公要写文学史了，案头摆上10部别人的文学史，要诞生的是他自己的第11部。此不赘述。

蔡元培于1917年1月4日就职以后，开始推动并实施各种切实的改革。

蔡元培的北大与陈独秀的《新青年》都是构成五四运动的历史推动力。陈独秀和蔡元培都是当时新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新青年》第2卷第6号出版时，陈独秀已受蔡元培所托，执掌北京大学文科。从这时起，《新青年》编辑部也由上海搬到北京，地点是东安门内（今北池子大街）箭竿胡同九号。

为什么蔡元培会单单选中陈独秀？这可真是“选秀”，也不是凭空而来。1905年蔡元培在上海办《警钟日报》时，和陈独秀共过事，当时陈独秀用的名字是陈仲甫。经由章士钊介绍，俩人还同在一个实验室里秘密制造过炸弹。由于陈独秀坚定地支持他及其朋友在安徽芜湖办的一种白话杂志，蔡元培对他印象尤深。不久，陈独秀去日本，蔡元培去欧洲。1916年底，陈独秀由上海来到北京。1917年1月，作为新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请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推荐一位文科学长人选。汤推荐了陈，并告诉蔡元培陈独秀就是陈仲甫，并拿几册《新青年》给蔡看。随后，蔡去拜访陈，请他出任文科学长。有意思的是，几乎就在此时出版的《新青年》1月号，登出了蔡元培两篇攻击以儒教为国教运动的演说。而蔡对此还一无所知。甚至同一期里，还有一位读者向陈独秀建议，应该请蔡元培常替《新青年》撰稿。

我们现在常喜欢假设历史，其实还真不妨假设一下，如果当时不是蔡元培执掌以守旧的传统而出名的北大，不是蔡元培力邀“主撰”《新青年》的陈独秀执掌北大文科，历史的貌相可能就大不一样了。

然而，历史选择了蔡元培，也选择了陈独秀。历史在这里已经生发出了一种意味深长而又耐人寻味的趣致滋味。

《新青年》得到北京大学文科教员的热捧，作者队伍迅速扩大。同时，北大的学术思想与精神品格的融入，也使《新青年》的思想主张开始独树一帜，迅速在知识界和思想界产生很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很快，《新青年》成为北京乃至全国思想文化界的舆论核心，北京大学也成为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不过，对于把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纠结在一起并提，并不是五四一班人马事先周密策划好的刻意而为，而是事后诸葛亮之举。这是历史好玩儿的地方，好玩就在于如果我们懒得去追本溯源，事后诸葛亮的举止就进入了历史而不易被察觉。这另写的历史也就可以安安稳稳地睡大觉了，直到固执严谨到钻牛角尖儿的史家搅醒它的梦。

三．《新青年》社团

4卷1号可以看作是《新青年》社团在编辑上的重要体现，从这一期开始，“陈独秀先生主撰”七个大字消失了。更为重要的是，从这一期开始，《新青年》由陈独秀个人编辑，改为了由北京大学文科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沈尹默、陶孟和、刘半农六大教授轮流坐庄。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新青年》自第2卷开始，在每一号的扉页都有两则《通告》。《通告（一）》申明办刊方针，《通告（二）》实际上就是约稿启事，特别强调“自第二卷第一号起，新辟‘读者论坛’一栏，容纳社外文字，不问自‘主张’‘体裁’是否与本志相合。”而且，《新青年》在第1到3卷每一号的封三都刊有《投稿简章》，共七条，明确提出“来稿无论或撰或译，皆所欢迎。”

但4卷1号的《新青年》所刊登《启事》强调：“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通信”也完全变成社团的“公同论坛”，由六位轮值编辑分别主持，主要登载社团同人及其朋友之间的通信，同人间可以自由交换意见，互相质疑甚至激烈辩论，而不再是1至3卷那样编、读讨论的“自由论坛”了。

显然，在与北大结盟之初，《新青年》也还是存在稿荒问题。但4卷1号的《新青年》已全然亮相出一副社团“公同”刊物的崭新面貌。胡适将此称为“新青年的复活”。他说：“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复活之后，我们决心做两件事：一是不作古文，专用白话作文；一是翻译西洋近代和现代的文学名著。”

其实，新青年社团是依北大文科之托而自然形成的，换言之，北大文科是新青年社团的立社之本。像李大钊、刘半农、杨昌济、胡适等《新青年》的作者，都是因得到陈独秀的赏识，先后被引荐进北大文科任教。

《新青年》与北大文科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就20世纪的中国来说，还找不出第二本杂志与高校的合作能够达到如此双赢的程度。这当然也是历史的机缘，北大文科借《新青年》而声名大嘈，《新青年》又有了“国立”的北大做后盾。我们现在常说先生存后温饱再求发展，《新青年》有了立足之本，便可全身心地把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的主张付诸实践。

新青年社团成员有数十人，核心成员主要是八位：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高一涵、周作人、鲁迅，他们都是《新青年》的主要作者，并参与杂志的编辑、决策。除此，凡为《新青年》撰稿并赞同其思想主张的人，均可算是普通成员，这就极为松散了，主要有吴虞、杨昌济、刘文典、沈尹默、吴敬恒、傅斯年、罗家伦、易白沙、陶孟和、张慰慈、王星拱等。

四．《新青年》与文学革命

刚开始办《青年杂志》时的陈独秀对文学改革并没有成熟的想法，倒是胡适对文学革命情有独钟。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那篇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认为“今日文学之腐败极矣”，提出“文学革命，需从八事入手”。

但真正“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的，还是陈独秀。他在发表于1917年2月第2卷6号《新青年》上的《文学革命论》一文，明确提出反封建文学的“三大主义”，这似乎是现代文学专业考生所必背的：“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从这一期起，《新青年》每期都有关于白话文改革的讨论，不遗余力地鼓吹、宣传白话文，强化其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

陈独秀强调指出：“改革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分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似乎是有这样一个绝对的态度摆在那儿，连个反对的声音也没有了，自己觉得寂寞。事实是，在当时那样一个思想禁锢的“无声的中国”，文学革命的主张，还没有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与反响。为引起人们的注意，得故意找一个反对的人出来讨骂。钱玄同、刘半农就在4卷3期自编自导了一场“覆王敬轩双簧戏”。猛烈抨击旧文学，将一味仿古的骈文、散文指斥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钱玄同，假托“王敬轩”之名，给《新青年》写信，以旧派的口吻，反对文学革命。刘半农的复信洋洋洒洒，一口一个先生地叫着把这个钱玄同化名的王敬轩先生，驳了个体无完肤。这已经成为了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掌故。

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最坚实有力的内容之一，文白之争在当时也成为了新旧文学之争的一个焦点。

《新青年》真称得上是白话文运动的主力，今天已习惯说它是当时一切新思想的策源地，它也确实发源了一系列新潮杂志，像《每周评论》、《努力周刊》、《新潮》、《国民》几乎可视为它的成员。

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北京大学的新式学生是当时引领社会潮流的先进知识分子，尽管数量不多，但他们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也正因为此，《新青年》同人非常注重扶持成立学生社团，培养学生领袖，带动学生积极热情地参与文学革命。

1918年11月19日，北京大学21名学生成立了新潮社。1919年1月1日，《新潮》杂志创刊。

新潮社成立以后，作为校长的蔡元培每月由北大的四万元经费中拨出两千元供新潮社办《新潮》。担任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拨出一间房子给新潮社当办公室。这样，北大红楼的二层就成为了新潮社的活动场所。新潮社的一些会员像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等，后来还成为了“五四爱国运动”（时称“五四事件”）中的学生领袖。这也能算是《新青年》与北大的一份功劳吧。

我们现在常讲话语权，其实《新青年》与北大文科结盟以后，不仅有了北大文科这个活动平台，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北大文科教授们的《新青年》同人，本身就掌握着话语权。这样，通过《新青年》这个重要媒体和北大的文科讲堂，便构建起了《新青年》的激进话语，使新文学的发生、发展得以顺利进行。

1917年以前，《新青年》每一期大约印1000份左右，1917年以后，销路猛增到16000份，这在当时应已是个惊人的数字。

《新青年》自1918年5月的第4卷5号起，完全改用白话文。

五．《新青年》与新文学

《新青年》是中国现代白话新诗的摇篮。

胡适是第一个“尝试”写白话新诗的，他的《蝴蝶》被当成是中国现代新诗的开山之作。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胡适在提到这首诗的创作时说：“有一天，我坐在窗口吃我自做的午餐，窗下就是一大片长林乱草，远望着赫贞江。我忽然看见一对黄蝴蝶从树梢飞上来；一会儿，一只蝴蝶飞下去了；还有一只蝴蝶独自飞了一会儿，也慢慢的飞下去，去寻他的同伴去了，我心里颇有点感触，感触到一种寂寞的难受，所以我写了一首白话小诗，题目就叫做《朋友》（后来才改作《蝴蝶》）”

1920年3月胡适的《尝试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这是中国新诗的第一部诗集。他的“尝试”影响着新青年同人都写起了白话新诗。《新青年》从第4卷1号开始设置“诗”专栏，几乎每期都刊登同人们的白话新诗，胡适、陈独秀、沈尹默、刘半农、鲁迅、周作人、俞平伯、陈衡哲、沈兼士、李大钊等人，都在《新青年》发表了多首白话新诗。

《新青年》是中国现代杂文的园地。

1918年4月，《新青年》第4卷4号开辟“随感录”专栏，催生出杂文的蓬勃发展。而且，这样的“随感录”迅速蔓延到各种报刊，李大钊、陈独秀主持的《每周评论》，李辛白主持的《新生活》，瞿秋白、郑振铎主持的《新社会》，邵力子主持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都开辟了“随感录”专栏。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人的“随感录”虽各有特色，却都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因此，鲁迅认为，“《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议论的刊物”。

《新青年》是中国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的诞生地。

1918年5月15日，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新青年》发表，石破天惊地以“狂人”之眼，将旧中国几千年的“吃人”历史，解剖给读者。鲁迅把自己当成新青年社团的马前卒，愿听从“前驱者的命令”冲锋陷阵，创作“遵命文学”。鲁迅的《孔乙己》、《药》、《风波》、《故乡》等小说，都是发表在《新青年》上。鲁迅曾强调说：“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他还说陈独秀“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新青年》堪称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第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用白话进行翻译,并借助文学翻译传播新思潮,引领新文学创作的翻译阵地。也可以说，《新青年》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揭开了历史的帷幕。

翻译文学是五四时期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可说是蔚为大观。有《新青年》风气在先，翻译文学在《每周评论》、《新潮》、《国民》、《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曙光》等综合性刊物上，都占有了一席之地。至于稍后的《小说月报》、《文学周报》、《诗》、《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等文艺性杂志与报纸副刊，翻译文学更是占有大量篇幅。

六．《新青年》落幕

陈独秀像他的名字一样，太喜欢一支独秀，也太喜欢特立独行了。撇开历史的复杂因素，单从个人来看，最早为了拉住胡适，他可以在《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以“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相标榜，并爽快地答应“二十年不谈政治”。但当《新青年》由原来的门可罗雀，兴旺到不仅扎稳了营盘，而且变得门庭若市，他就开始“谈政治”了。如1918年7月的《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11月的《关于欧战的演说三篇》。以致胡适等人一再责怪“政治色彩过于鲜明”。事实上，陈独秀自始至终都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政治情怀，即借《新青年》施展远大的政治抱负。这或许才是他真正的办刊初衷。不过，他那句豪言倒真的应验的，而且，没用十年光景，不出五年，“全国思想”就改观了。

1919年6月，出至第6卷5号的《新青年》因发生“五四事件”而被迫停刊，第6号直到11月1日才出版。

同年9月，陈独秀一出狱就组织成立“新青年社”，并于12月1日出版的第7卷1号《新青年》发表了《杂志宣言》和《社章》。所有编辑和大多数主要作家都加入了这个社。

从1917年初到1919年冬，陈独秀在北京，《新青年》就在北京编辑，在上海出版。

1920年夏天以后，新青年社分裂了，编辑委员会也随之解散，陈独秀又重任唯一的编辑人。5月，第7卷6号《新青年》再次被查禁。

8月22日，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9月1日，重组后的新青年社成立。就在这一天，《新青年》又重新复刊，这次是由“新青年社”自行印刷发行。

事实上，陈独秀发表在重新复刊的8卷1号上的《谈政治》，是《新青年》的一个分水岭。与之前的《新青年》相比，可以发现有三个特异之处：一个就是这篇《谈政治》，直接把“主义”问题公开来谈；二是“新青年社”的成立，已经标志着《新青年》由群益书社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团体；三是《新青年》从这时起成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观的共产党的机关刊物。

1922年7月1日，出至9卷6号的《新青年》终刊。一个同人时代的《新青年》结束了，这同时也预示着“新青年派”知识群体的终结。

鲁迅后来在回忆起《新青年》时，不无感伤地追念说，“《新青年》的团体垮掉了。”

七．结语

本文题目里有个“五四”，文中却并未深入谈及。因为五四实在是个难以言说清楚的大话题，要深入谈何容易。

以“五四事件”发生的1919年5月4日时间为限，今年是它的90岁华诞。但今天我们所说的五四，很显然已经将1915年9月15日创刊的《青年杂志》涵盖进来，其中书写最多的也许莫过于改刊后的《新青年》之于北大，以及北大之于五四运动，这也是最容易彰显的“显五四”。而在那个历史时段里，除此还有许多被许许多多的历史和文学史书写者雪藏起来的“潜五四”，似乎连档案文献都消失了。正因为此，历史常常被写成流线型，抽去了多元的复杂，变得因果逻辑简单，好像唯有这样，历史才容易清楚。也正因为此，时至今日，关于五四的历史和五四的文学史，还有很大的书写与研究空间。

庆幸的是，近年来，也的确有不少肯于下心思、花力气的学者，在档案的故纸堆中潜心淘洗，使一个又一个历史的细节浮出水面，像《北京青年报》与北京市档案馆联袂于近日连载推出的《五四档案解读》系列文章，无疑对推动“五四事件”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实证性的史料。这种对历史深层记忆的挖掘，激活了历史的生命力。历史并不是枯燥无味的，它可以是鲜活、生动甚至有趣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和怎样书写。文学史亦然，研究作家及其创作的艺术文本，不能仅仅就文本本身而细读，必须将其置于产生该文本的诸多语境之下，这在文学史的教学实践与研究中尤其重要。有新史料，才可能有新研究。有不少高校文科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学生不喜欢文学史，跟这个史不能立体和鲜活起来有关。从提出重写文学史已经过去了20多年，重写的怎样了呢？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是不是该再来认真思考一下？文学史的数量已经生产得足够多了，我们已不必在乎锦上添花，用个简单的形容词，看能否写出有声有色的文学史。

寄希望于文学史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