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陷于极度的苦恼之中。他认为，共产国际强制推行的与国民党党内合作的路线，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可是，共产国际却将责任全部推给他，他为此而愤愤不平。党内同志因共产国际的态度，也对他改变了往日“党的领袖”的形象。他是个自觉的人，立即给中央去信，辞去所担当的领导职务。张国焘和周恩 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等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央工作。1927年8月7日，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就是不让陈独秀参加会议。会后，瞿秋白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以取代张国焘的临时中央常委会。

    张国焘不甘心失意和冷落，便想重新组织新党，以在政治上再次崛起，他把这个党命名为工农党。这个党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只是一个国际主义的友党。他很想听听陈独秀的意见，并借助“老先生”的余光，使酝酿中的新党更有召唤力。可是，他又觉得无颜去见陈独秀，因为，大革命失败后，为了表白自己的“清白”，他对陈独秀也是口诛笔伐，甚至拍着桌子辱骂。他知道，这个新党因独立于共产国际，必然会使陈独秀乐于接受。他还是硬着头皮去见陈独秀，果不出所料，陈独秀听着听着，已有认同的表示。但是，他细细想来，又觉得有诸多难以实行的地方。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对我的建议大感兴趣，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改变党内现状的要图；但他似在遭受这许多打击之后，已无足够的勇气来负担这个艰巨任务，因而他提出了实行起来会遭遇许多困难的话。首先是共产国际不会平心静气的考虑这个建议，仅会予我们无情的打击。同时西欧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重视东方问题，自不会予我们以有力的支持。再就内部状况来说，即使多数同志同意我们的见解，经费问题也是难以解决的。

    1928年5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将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并且特意提名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邓中夏和罗章龙为六大代表。可是，陈独秀却拒绝去莫斯科，他对张国焘说：“国际全诿过于我，并有牺牲我的意向，党内不能平心静气的讨论，我去干什么。如果六大能取得料想中的成绩，我也不会再对国际和中央持反对态度。”可是，斯大林却一直对陈独秀存有戒心，认为陈独秀因排挤出新的中央，有可能重新办报，重新组党，以和共产国际抗衡。他在莫斯科接见张国焘等时说：“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它的条件来办一张报纸。”张国焘告诉斯大林，陈独秀因从事共产主义活动，过去诸多的社会关系已经断绝，许多昔日朋友多已在对立的营垒，他们已不可能在财力上支持陈独秀办报。张国焘还告诉斯大林，尽管陈独秀与中共中央有分歧，他的那些政治歧见的朋友们，仍然把他当作一个共产党员，他仍然不能从事公开的社会活动。

    1937年8月，陈独秀获释出狱，并由南京溯江而上来到武汉。这时，已经叛党投靠国民党的张国焘也在武汉，他得知陈独秀到武汉后，便多次前往拜访，再谈另组新党的问题。然而，每每至此，陈独秀则闪烁其词、不置可否。包惠僧回忆说：“有一天，张国焘对我说他想再组织个共产党，想拉陈独秀来顶这块招牌，陈独秀没有理他。后来陈独秀对我说：‘张国焘想拉我，我对他说我没有这个能耐。’”（张家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