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的有30多个国家工人党和组织代表参加的国际共产主义代表大会上，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宣告成立，总部设在莫斯科。1943年6月正式宣布解散。

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解散电文后，毛泽东立即召集了有关领导人开会讨论，决定从“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从此，中国共产党结束了共产国际及其派出代表对中国革命发号施令的历史，放开手脚，根据中国国情、自主进行中国的革命斗争，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在共产国际存在近25年的历史中，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天辟地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共产国际一直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诞生、发展、曲折的过程无不与共产国际的指导密切相关。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援助，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是，毋庸讳言，共产国际及其派出的驻华代表，又常常脱离中国的实际，指手画脚，包揽中国共产党的事务，给中国革命造成过严重的损失。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除直接遥控指挥外，主要是通过派驻代表的方式实现的。从1920年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第一位代表维经斯基起，至1939年秋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离开中国返回苏联止，近二十年间，共产国际曾先后向中国派过二十多位代表。这些代表的政治水平、实际能力、个人品质和工作风格各异，对中国革命必然也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现在，透过历史的烟云，回顾他们在中国的经历和功过，了解他们离开中国后的命运和结局是很有意义的。

二十世纪初期，受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共产国际及时派出代表到中国进行宣传和指导活动，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革命的开展。

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第一位正式代表是维经斯基（中国名字叫吴廷康、伍廷康）。维经斯基，1918年加入俄共(布)。1920年3月，他和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翻译杨明斋一行到达北京。作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第一个“钦差大臣”，维经斯基的到来，标志着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开始。

维经斯基经北京大学俄文系俄籍教员鲍立维（一译为柏烈伟、柏伟烈）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张国焘等人。随后李大钊向其推荐了在上海的陈独秀。维经斯基拿着李大钊的信到上海找到陈独秀。陈独秀非常欢迎共产国际代表们来中国予以指导，他认为“如果能与共产国际建立关系，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这一运动的实际经验上都可以得着莫大的帮助”，“共产国际能派一位代表作我们的顾问，我们也将获益不少”。 维经斯基向陈独秀介绍了共产国际以及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情况，与陈独秀一起起草了党纲草案。在他的指导下，成立了华俄通讯社，翻译出版介绍马克思和俄国革命的文章。

1921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各项筹备工作业已就绪的情况下，维经斯基返回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此次在华活动了十个月。

1923年10月，维经斯基再一次来到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维经斯基回到苏联，从此脱离共产国际，担任全俄农业合作社园艺中心副主席。1931年至1934年，担任赤色职工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书记。1931年日军侵略中国，维经斯基先后发表多篇文章，声援中国抗日。之后长期从事写作，撰写了几百篇文章，1934年后，完全改做研究和教育工作。在科研上，维经斯基颇有建树，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写了大量有关中国问题、远东问题的理论与历史著作。1953年，维经斯基在莫斯科病逝，终年60岁。在众多的共产国际代表中，他是一位幸运的善终者。

但是，随同维经斯基来华的翻译、俄共（布）党员、中国人杨明斋却没有这样幸运了。杨明斋，山东省平度县马戈庄人。1901年去俄国海参崴、西伯利亚等地谋生。十月革命前夕，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4月，作为共产国际工作组成员回到祖国。在北京、上海、济南等地开展建党活动，为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1930年再度回到苏俄。1931年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流放。1938年5月被苏俄当局杀害。

接替维经斯基的第二位共产国际代表是马林。

马林，荷兰人。1920年8月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1921年6月到达上海。7月，马林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见证了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两位外国人士之一。

马林的风格与为人谦逊，尊重中国同志的维经斯基截然不同，他以共产国际东方问题权威自居，一到中国就摆出共产国际代表的派头，盛气凌人。陈独秀第一次与马林见面就产生分歧。据包惠僧回忆：“接连谈了两次，对于中共与第三国际的关系问题还有分歧。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展开，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暂时保持中苏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第三国际援助，也免得中国的无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此时张太雷已到上海，他奔走于马林与陈独秀之间。有一天我去陈独秀处，张太雷正在以马林的口气对陈独秀说：‘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不能例外。’陈独秀把桌子一拍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作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的帽子。’说完了拿起皮包出门要走，张太雷仍然笑嘻嘻地请他坐下来谈，陈独秀不理，很气愤地走了。”

1921年12月，马林由翻译张太雷陪同到中国南方考察。次年2月7日回到上海后即建议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两党党内合作。这个建议当即受到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党人的反对。4月6日，陈独秀致信吴廷康（维经斯基），申述了中共反对加入国民党的理由。要求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转达中共党人的反对意见。

马林看到自己的建议不被中共接受，遂于4月24日离开上海返回莫斯科。7月11日，他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的一份书面报告中过高地评价国民党，指责中共党人。坚持认为社会主义者加入国民党是“可能”的。后来，马林又在致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拉狄克的信中说中国共产党“勉强缀合得太早了”，甚至贬低中共“简直不能把它称为一个政党”。共产国际没有采纳中共中央的意见，对马林的意见却是支持的态度。

马林带着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尚方宝剑再次来到上海后，立即建议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专门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问题。于是，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西湖会议上，马林首先传达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再次“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多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进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他把这个想法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为“斯内夫利特战略”。尽管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等一致反对，但在绝对服从共产国际的前提下，西湖会议最终同意了马林的“斯内夫利特战略”。

当然，马林不是一个邪恶的坏人。与陈独秀尽管“政见不同”，但在1921年9月上旬陈独秀等五人被捕后，马林千方百计地营救，使陈独秀深受感动。

1923年10月，马林离开中国回苏联，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马林在华两年多，筹划了中共一大、二大、三大和西湖会议的召开。1924年回到荷兰，在荷共任职。1926年夏，斯大林开展了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马林站在托洛茨基一边。1927年马林退出了荷兰共产党，建立了托派组织“革命社会党”。1942年4月，马林被德国法西斯处决。

尼克尔斯基，生于1889年，1921年成为俄共(布)党员。1921年在俄共远东区书记处领导委员会中国处工作。1921年6月间来到中国。同年7月代表共产国际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会议上讲了话。

1922年到1925年，尼克尔斯基曾在满洲里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25后在远东边区工作，曾任远东边区领导委员会外事处处长。1933年到1935年，在远东边区内务部管理处工作。1935年到1937年，为原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领导委员会第七处全权代表，曾到中国从事过地下工作。1938年2月，尼克尔斯基以“间谍罪”被捕，同年9月21日在哈巴罗夫斯克被枪决。1956年11月8日，苏联最高法院为尼克尔斯基平反昭雪。

鲍罗廷，白俄罗斯人，1923年来华担任国民政府高级顾问，在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黄埔军校，组织北伐等工作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鲍罗廷既是苏俄政府派驻国民党政府的代表，担任其政治总顾问；又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指导中共内部事务。陈独秀与他在不少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如1924年8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第六次会议，讨论“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提议在政治委员会内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名义上是为了“协商中国共产党之活动与中国国民党有关系之联络方法”，实质上乃是国民党为了随时了解共产国际的动态，而将中共置于可有可无的位置。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根据这个决定作出了一个《关于在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的决议案》，规定“共产主义者之接受本党党纲，而加入本党，即当视为本党党员以管理之。”一直坚持维护中共独立自主地位的陈独秀当然不能接受这个严重损害中共的决议案，他于9月7日再次致信维经斯基，明确指出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案“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目的在于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或至少使中国共产党对它开放。我们必须反对这种行为。可是鲍罗廷同志不是站出来反对，而是建议他们成立所谓的国际联络委员会，……并且拥有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全权。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绝对不同意这个建议”，并给鲍罗廷发出电报，提醒他“必须十分谨慎”，对这样的大事“要同我们党协商。”

10月8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决议，认为“鲍罗廷同志犯了许多错误”，批评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同党的执委会联系很少”，“ 鲍罗廷同志从不同我们协商，好象中国不存在共产党。……我们希望给他提出警告。”

1927年4月蒋介石反共清党后，对鲍罗廷等发出通缉。7月12日，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的指令，对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同年10月，他经蒙古回苏联后即被软禁，中共六大严厉批评鲍罗廷对大革命失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共产国际成立特别委员会对其进行审查，1931年经美国作家斯特朗的要求，斯大林特赦了他，担任《莫斯科新闻》的主编，塔斯社代理负责人﹑1949年2月因斯特朗“间谍案”受株连在莫斯科被捕，1951年5月19日死于伊尔库茨克的一个劳改营中，1956年平反昭雪。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由罗易、维经斯基、鲍罗廷组成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罗易为首席代表。

罗易，1887年2月生于印度。早年是激进民族主义者，反对英国殖民统治。1919年创建墨西哥共产党。1920年代表墨共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为共产国际中亚细亚局负责人。同年10月，创建印度共产党。1926年底，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参与草拟《中国问题决议案》。1927年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参加了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

1927年6月1日，罗易收到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革命及建立军队等事宜的“五月指示”，罗易竟背着中共中央和其他国际代表，于6月5日将这个“五月指示”交给汪精卫，为汪精卫提供了反共的口实，迅速促成了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罗易做了这件大蠢事之后，被调回莫斯科。随后到柏林开展工作。1929年12月被共产国际开除。1930年12月回到印度。1931年7月，他在孟买被英国当局逮捕，1936年11月获释。出狱后加入印度国大党。1939年3月，他又建立了激进国大党人联盟。1940年10月被国大党开除。同年12月，罗易另组激进民主党，支持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罗易信奉并宣扬“新人道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1954年1月25日深夜，罗易在自己的寓所里病死。

1927年7月15日，共产国际派罗明纳兹到中国接替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的工作，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

罗明纳兹，格鲁吉亚人，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深得斯大林的青睐和重用。1926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7年来华任共产国际代表。他参加了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的领导工作。11月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中国革命性质是“无间断”革命，要不断进行武装暴动，直接导致了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的泛滥，使中国革命蒙受很大的损失。1928年2月，罗米那兹回国。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上受到批判。1930年任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1935年被开除出党，后自杀身亡。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得到平反。

与罗明纳兹同时来中国的诺伊曼（纽曼），系德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以斯大林的宠儿著称”。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不仅没有受到惩处，反而晋升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对在中国犯下的错误极力辩解。1932年被排斥出德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1937年被苏联当局逮捕，从此下落不明。

米夫，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5年，24岁即被任命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1927年2月率联共（布）宣传家代表团来华访问。后任中山大学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1928年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30年底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来上海，主持中国六届四中全会，支持王明等取得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使“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共达4年之久，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失。1936年后任东方大学校长，殖民地问题研究所所长。1938年肃反运动中被秘密枪决，年仅37岁。1976年平反。

多里奥，1898年生于法国。1921年6月代表法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被留在青年共产国际中央机构工作。1924年6月作为法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7年2月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团访问中国。1934年1月被法国共产党开除。1936年成立法国人民党。1940年法国陷落后与德国占领军勾结，并组织法国志愿军赴苏联作战。1945年2月，在执行反布尔什维克解放委员会的一项使命时被同盟军飞机击毙。

洛佐夫斯基，化名德里佐。1878年生于俄国。1917年因反对列宁关于工会问题的观点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党。1919年重新加入联共（布）。1921年至1937年任赤色职工国际总书记，多次当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1927年出席了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1937年至1939年任苏联国家出版局局长。1939年至1946年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1940年至1949年在联共（布）中央高级党校从事教学工作。1949年被捕，1952年死于狱中，后获平反昭雪。

1932年9月共产国际派李德到中国工作。

李德，德国慕尼黑人。原名奥托·布劳恩，在中国期间化名李德、华夫。早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32年春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被共产国际派来中国，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

李德作风蛮横、粗暴，处处以“太上皇”自居，经常训斥和辱骂中国干部。翻译伍修权不愿与李德共事，多次要求调动工作。他说：“李德简直是个帝国主义分子，我完全是凭着党性，才给他当翻泽的。”

1933年10月至1934年10月，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李德同当时“左”倾领导者实行错误的军事指挥，坚持正规的防御战，将红军长期积累起来并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游击战、运动战，诬之为“游击主义”，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到1934年底，中共中央机关和主力部队从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在遵义会议上受到批判，并被取消红军的最高指挥权。后随红军长征到陕北。1939年秋离开中国返回苏联，随后被派到出版社工作。1941年参加苏联卫国战争。1954年回到民主德国。1961年后曾任作家协会第一书记。著有《中国纪事1932—1939》，对自己在中国的错误进行辩解并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1974年8月15日病逝于德国。

以上所述为共产国际在各个阶段派到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代表。除此之外，苏联政府还以公开外交使节的名义往中国派驻代表。这些苏联的官方代表在中国也与中国共产党具有密切的联系。他们的命运和结局与共产国际派到中共的代表大体相似。

越飞，俄国克里米亚人，19世纪末从事社会主义运动。曾同托洛斯基等编辑《真理报》、《前进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22年7月26日，他作为苏联政府派驻中国的代表与中国政府洽谈中苏建交等问题。次年1月赴上海与孙中山会谈，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不久返回苏联。越飞与托洛茨基关系密切，1927年11月他因“托派问题”被开除党籍，后在莫斯科开枪自杀。

布留赫尔，即蒋介石担任北伐军总司令时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仑将军。加仑协助孙中山主持军务，改组国民革命军，制定北伐计划，指挥北伐战斗，显示出其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回苏联后，担任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苏联红军高级指挥等职。1935年授予元帅军衔，1938年指挥哈桑湖战役，打败日军。1938年10月22日，加仑和夫人等亲属同时被捕，11月，年仅48岁的年轻元帅被秘密枪决，直到斯大林死后才获平反。叶剑英元帅1957年访苏时重访远东，回忆曾在布留赫尔指挥下参加1929年江河冬季练兵的情景，挥笔写下“不见加仑三十年，东征北伐费支援。我来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多怀旧，欲到红河认爪痕。”的诗篇，表达了对他的缅怀之情。

达林，1902年4月生于俄国。1922年3月，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到达上海。4月，在瞿秋白和张太雷的陪同下，由上海到广州与孙中山会谈多次。孙中山通过与达林的会谈，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及红军的发展有了较深入的认识，从而决定以俄国为榜样来促进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发展。

达林于1927年回国，继续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工作。在苏联肃反以后，他不再从事政治活动。著作有《中国革命随笔》、《中国回忆录》等。后病逝。

加拉罕，1889年2月生于俄国，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曾任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1923年9月率苏俄外交代表团来华，次年与北洋政府签定《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恢复了两国正常的外交关系。随后出任第一任苏联驻华大使。1926年8月回国。1937年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处死。斯大林死后，加拉罕于1956年获得平反。

叶戈罗夫，大革命时期曾在中国大使馆担任武官，对冯玉祥的国民军给予很大的帮助。回国后任红军总参谋长。1938年底，叶戈罗夫突然被解除副国防人民委员职务。接着，便与空军司令员阿尔克斯尼斯、装甲兵司令员哈列普斯基、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布留赫尔、军区司令别洛夫等一大批高级将领遭到镇压。斯大林死后才获平反。

布勃诺夫，联共（布）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曾率苏俄代表团访问广州国民政府，亲自处理“中山舰事件”。回国后离开权力中心。1940年，57岁时被斯大林下令枪决。斯大林死后才获平反。

季山嘉（古比雪夫），接替加仑来中国担任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回国后，担任西北利亚军区司令、外高加索军区司令，并当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38年，季山嘉惨死于大清洗的恐怖之中。斯大林死后才获平反。

鲍格莫洛夫，苏联驻华大使。1928年国民政府因国共分裂与苏联交恶，1933年因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双方又重新修好，苏联派鲍格莫洛夫为复交后首任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大使为增进中苏友谊以及协助中国对日抗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不幸的是，鲍格莫洛夫在苏联的“肃反”中也被枪决。

拉狄克，波兰人，早年在波兰、德国、俄国从事革命活动，后成为第三国际的领导人之一。莫斯科中山大学首任校长。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国际和苏联为纪念孙中山和为中国培养国民革命人才而在莫斯科创办的大学。拉狄克对中国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非常关心，每天都要到学生宿舍、食堂看一看，与学生聊聊天。他讲授的《中国革命运动史》是中山大学最叫座的一门课，深受中国学员们的欢迎。1927年，拉狄克被卷进斯大林与托洛茨基政治斗争的旋涡，最后被打成托派分子，受到清洗，没有授完《中国革命运动史》便从中大校园消失了。

当年“钦差”来中国，归去几人好结局？根据现有材料，我算了一下，以上所述，共产国际（苏俄）派到中国的代表和有关人员计20人，回到苏联后，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枪决、监毙、被迫自杀和被捕后下落不明（多属秘密处死或折磨致死）者14人，占70% 。由此可见，当时苏共党内对自己同志的嗜杀已到了何等令人恐怖和发指的程度！所幸的是，这些冤主后来大都得到了平反昭雪，这是唯一能使九泉之下的冤魂得到些许安慰的了。

在此文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忽然又想到两个人：一是鲍罗廷。鲍氏当年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在中共“五大”闭幕仅两个月便对中共中央进行改组，把总书记陈独秀赶出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而且还要陈独秀离开中国到莫斯科同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被陈独秀断然拒绝。现在看来，陈独秀具有何等的先见之明啊！如果当时陈独秀去了莫斯科，谁敢说他的命运会比冤死在监狱里的鲍罗廷稍微好些呢？二是罗明纳兹。当年这个年仅30岁的年轻人春风得意，以“钦差大臣”的架势来到中国，对中共中央颐指气使，发号施令。对长他18岁、完全可以作他父辈的陈独秀毫不尊重，即使与他同在武汉一城，可谓近在咫尺，但却一次面不见，一句话不说，甚至蛮横无理地拒绝中共中央关于要陈独秀参加“八七会议”的正确提议，以便对他进行“缺席审判”。 谁能想到，在中国如此不可一世、威风使尽的罗明纳兹，回到苏联后竟然也会受到严厉地政治批判，也会被无情地开除出党，以至最后彻底绝望，自杀而去。我想，罗明纳兹在自杀前的瞬间，如果良知未泯，回想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张狂蛮横、对陈独秀的无情打击以及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惨重损失，一定会萌生出一丝由衷的自责和忏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