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最终目的是建立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

    既然是回望“五四”，那就是一种带有翻转性地看待与思考五四运动。这就不能不重新审视五四运动的地位和特征。记得去年和师长们聊天提到五四纪念日要到了，这些80年代的热血青年们马上就兴奋地说，当年听到“五四”会激动得睡不着觉。五四运动对他们来说是一剂强心剂，对青年知识分子有着非常大的魅力。今天这一代人，据闻对“五四”是颇多贬损的，像“五四青年”作为网络用语似乎是形容不近人情、与时代脱节、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就我个人而言，“五四”首先是“科学与民主”，但是这两者不是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五月四日那天的游行，并没有打出“科学”、“民主”的旗号，它喊的是“外御列强，内除国贼”诸如此类政治性非常强的口号，和文化、科学、民主没什么关系。是后来的史学家们把1917年～1921年的广义的新文化运动称之为“五四运动”，全称“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的命名就把文化和政治绑在一起了。这似乎是在说新文化运动没有一个标志，它需要一个政治事件来指称自己。单就“五四”的游行而言，主要是针对凡尔赛会议中国外交的失败。一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并没有收回原来德国在山东侵占的权益。五四运动就是对北洋民国身处的那样一个不利、屈辱的国际格局的抗议，它的锋芒是双向的：既反卖国政府，也反帝国主义。五四运动的政治效果是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革命政党的建立与发展（包括国民党与后来成立的共产党），进一步强化了推翻北洋民国的革命意志，最终诞生了红色中国。从这样的视野里看，五四运动和红色中国的建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五四运动的政治方面是对北洋政府的不满，文化方面是对此政府正当性的不满。北洋政府的执政者，其合法性源自清帝逊位。北洋政府的软弱导致中华民国在一战的时候地位如此之低，另外一方面，民国时期，不断的有人主张君主复辟，这个共和政体非常脆弱，执政者层面很容易滑回君主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社会对共和制的强大信念。当时，世界各国大多是君主制，或者是处于君主制与共和制的顽强搏斗之中。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共和制在某种程度上显示的是中国人的政治信心。因而复辟只有在前清的遗臣那里有热情，在民众之中，特别是中青年知识分子那里受到强大的抵制。

    五四运动之所以在文化上找中国落后的原因，因为文化与政治联系紧密，政治的正当性论证来自于文化。君主制在中国的正当性源自儒家——儒家批评传统君主制的微言在这里可以存而不论。“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反对儒家的态度就达到了一个顶点。就反儒思潮而言，中国近代史上一直不绝如缕，但从来没有一次像五四运动这样，几乎在知识分子——特别是知识青年中进行了全面的动员，以一种先锋或者说革命的方式提倡与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决裂。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五四运动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性最强烈、最清晰的自足的排他符号。“五四”之后，中国的现代性必须以和传统文化决裂这个方式来实现。其实在中国现代化的开端，现代性有多种可能，可以是君主立宪，但是戊戌变法后证明无法实行。之后，它可以是一种温和的共和制，和传统文化保持一种连续性的关系，北洋政府即在此列。但“五四”之后，这些可能性全都烟消云散了，中华现代国家的可能性只有一种，那就是激进的共和，与文化传统的彻底决裂。我们的传统首先指的就是儒家，五四运动就是整整一代知识青年彻底的反儒，不是扬弃而是彻底的决裂。这代青年有的成了国民政府的中坚，有的则参与缔造了人民共和国。

    按照陈独秀的解释，现代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即科学和民主。在“五四”前后，陈独秀在同论敌论战的时候，提出最强的理由是：儒家跟现代生活是不相容的，如果要现代社会，就不能要儒家。在提倡科学和民主而与儒家决裂的意义上，五四新文化运动被视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启蒙只是“五四”的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后世的史家对“五四”的命名都带有某种双重性。例如李泽厚先生提出的“救亡和启蒙双重变奏”。对“五四”最正统的论断来自毛泽东主席，“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最学究的论断来自于思想史家，称之为“反传统的民主主义”。这三种名称都是双重的，不是只反一极，而是反两极的。“启蒙”、“反封建”和“反传统”是一致的：“救亡”、“反帝”和“民主”是一致的。这两个极，一极是文化态度，一极是政治态度，两个环节结合非常紧密。五四运动用政治事件来指称文化运动，本身就表明政治和文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五四运动，这段时期的文化运动是没有指称的。然而，这两极的主次、本末却是个复杂的问题。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认为文化是根。但五四运动的命名方式表明，文化运动的意义是被政治确定的。胡适、陈独秀当时已是中年，而年轻的一代之所以会卷入新文化运动恰恰是因为政治的刺激，文化运动的目标最终偏到了政治上。也就是说，文化运动的任务是科学和民主，但最终目的是为了建立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等到这个政治目的实现之后，文化任务也就完满了，没有必要单独地存在。一个更强大的国家建立以后，启蒙可以算是完成了。众所周知，“五四”之后出现了不断激进的革命运动，革命是以建国为目的的。建国后，伴随革命的文化任务也就告成了。从历史上看，这是一个事实。但是现在的思想史家不这么看，认为这只是革命者对“五四”的一厢情愿的描述，他们有自己对“五四”的看法和反省。

怎么看文革与怎么看五四是紧密联在一起的

    如此，我们就要进入反省的第二个层面，如何反省“五四”以及反省的困难。对“五四”本来是没有反省的必要。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已经对“五四”作了一个系统的、清晰连贯的描述。《毛选》中也不止一次提到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对于中国共产党有着不可割裂的重要意义。毛泽东指出：首先，五四运动为中共准备了干部，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新中国的建国者，建国的主力军来自五四青年。具体地说，这是指和工农相结合的青年知识分子。第二，五四运动蕴含了后来知识界的一系列论战，“问题与主义”、“科学与玄学”、“科学与人生观”等等。其中有一场对于新中国的革命建国至关重要，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它消除了知识青年由于好学深思容易带来的行动上的迷茫，使得中国未来的道路非常清晰。当时的知识青年，对于到底是跟着胡适之先生还是陈独秀先生走，其实是有争论和迷茫的。我们今天看杨沫的《青春之歌》，其中就很清楚地表现了当时五四青年内部的分歧。革命青年最后抛弃了胡适这些人。原因何在？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胡适主张实验主义，但是当时中国许多的现实问题，比如社会是什么性质？处在什么历史阶段？以后应该怎么做？这些问题实验主义都没办法解释。当时行动的人要求的则是对这些问题完整确定的回答。青年们要求清楚地知道，历史该怎么发展，如何投身到历史的大势中去。这些问题需要一个史观来解决，需要一种历史必然性来告知答案。社会性质论战的结论是，中国现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当前的根本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打倒代表地主阶级与买办阶级利益的政权。这样的结论给五四青年一个清晰一贯的答复。因为理论是要指导行动的，纯粹为理论而理论的生活在那个大时代是反常的。社会性质论战的伟大贡献是，标明了中国革命的历史正当性。《毛选》中对中国近代以来一些问题的分析总结中，在中国革命本身的正当性叙述论证中，包含了对五四运动的认定，五四运动的性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当性已经紧紧地绑在一起，交织在一起。这个问题在建国前是有的，建国后已经尘埃落定了。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五四运动的争论重新产生，这意味着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的这30年出了问题，借着重新讨论“五四”来讨论政治正当性的问题。1980年代的青年热情很高，试图在中国接续“五四”的精神，把启蒙运动在新的历史阶段里升华。政府认为1980年代应该进行新长征，知识分子认为应该进行新启蒙。这样一来，“五四”成了青年拿来清算前30年，特别是清算文革的武器。1980年代的主流调子认为：“五四”反对封建专制，而文革的封建专制达到了顶点。这种论述本身就有些困难。首先，“五四”和文革是有内在的联系的，文革的发动者是“五四”的参与者，非常真诚地把“五四”最重要的理想在文革中一一实现了。以“五四” 的两大主题而言，科学就意味着摆脱原来的文化传统和迷信思想，用哲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门类来指导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迷信就是传统、孔家店、孔教。科学首先表现为对传统的否定性态度。文革时期，全民学哲学，农民甚至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养猪，用科学指导一切生产实践，而不要经验和迷信，这实际源自于“五四”将科学的地位拔高。另一个主题“民主”，文革的发动者希望用“四大自由”、用人民群众的造反运动来回应对民主的要求。造反有理就是民主，这里的民主是针对贵族制、君主制而言的，因为贵族制、君主制不存在造反问题，只有人民群众才谈得上造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代表的就是群众性，也就是“大民主”。所以，怎么看文革，这其实和怎么看“五四”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对五四的文化方面批评要多些对政治方面肯定要多些

    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反省“五四”有个极大的困难或者说两难，包含了两个方面。首先是五四运动包含了中国革命的正当性论证，与这个论证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归根结底，反省“五四”的危险在于动摇现代中国的建国正当性。另一方面，不反省“五四”，任由五四运动对于传统的那些消极意见占据社会的主流思想，动摇的则是现代中国的统治正当性与历史归属感。中国和美国那样的移民国家不一样，它的统治之道、治理之术，如欲行之有效，大多是要从传统资源来的，而不是建立在契约或者所谓按照自然法或者神法新订立的宪法上。现代中国的疆域基本上是清代的疆域，略有损失；行之有效的治理术也具有相当的传统成分，比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主导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等等。另一方面，现代国家历史上的正统地位论证，首先应当从儒家的史学来。政权需要有一个历史上的正统性。如果不反省“五四”，现代中国的历史认同从何而来就成问题。中国的爱国主义是有历史认同的爱国主义，而不是基于契约的共同体认同。契约论是对历史的抽象猜测，如用以指导现实，那是不折不扣的颠倒妄想。

    这个两难如何解决，这就要进入这个问题的第三层面。我们可以尝试两种处理方式。第一个方面可以把儒家和现代中国的关系，甚至同中国革命的关系从积极的方面进行思考；第二，我们重新思考文化和政治的关系，应该主动把文化和政治区分开。

    儒家和现代中国的关系，乃至儒家和启蒙之间是不是有一个水火不相容的关系，只能非此即彼而不能共存呢？我们其实可以翻转过来思考。“五四”被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无非是因为有些地方和18、19世纪欧洲启蒙相似，这个也是绝大多数思想家认同的。回过头来看，欧洲的启蒙运动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有些重要的启蒙人物在很长一段时期以中国文化为楷模批判当时的西欧特别是法国的现实，其主要资源是儒家特别是理学。他们的启蒙是用儒家的资源去对付欧洲意识形态的支柱——基督教神学，以重新思考绝对主义国家的哲学基础。我们一直对这个方面缺乏足够的重视，认为伏尔泰这些人对儒家说这么多好话不过只是雾里看花，没有亲身体验，是把对欧洲未来的美好想象投射到中国上去了。朱谦之先生写过一部论述中国哲学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的著作，其史料的分析与整理非常清楚，但是这本被归为中西交通史的专著，很少有人从思想史上加以注意。其实朱先生这本书可以说是他本人的忏悔之作。他是直接参加五四运动的青年学生，而且是无政府主义派别的领袖之一。这样的一个人写了这样的一本书，本身就说明一个意味深长的事情。在这本书里，他试图给我们一个新的视角，像真正的启蒙哲人那样去看待儒家和启蒙的关系，儒家和现代性的关系。我们应该认真地去看待如莱布尼茨、伏尔泰这样的先贤们对儒家究竟说了些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说。启蒙哲人为什么对儒家这么推崇？

    这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宗教问题。哲人的大敌是神学家，哲学首先要处理哲学探讨的和神学教导的东西之间的冲突矛盾问题。西方社会一直到现在都是宗教社会，也就是说民众的基本信仰都是建立在教义以及某种神学之上的。启蒙哲人认为儒家那里找不到人格神（像基督教的耶和华那样有名字，可以和人对话的神）的地位。启蒙包含这样一种基本看法：相信人格神就是迷信，迷信就是愚蠢。在儒教的前后形态中，特别是他们喜欢的宋明理学中很难找到这样的最高人格神的理论地位——康德哲学还要留下上帝做公设给道德奠基，而理学是根本不需要这个的。今天我们学中国哲学的学人可能无法想象，18世纪的西方把朱熹看成唯物主义者，因为他的思想里丝毫没有神、人格性精神实体的地位。另一方面，当时的传教士给欧洲关于中国社会的报道里，所描绘的是康熙雍正朝的中国，法国人一看，自惭形秽。中国当时管理着相当于全欧洲面积的大片土地，历史漫长、传统辉煌、民族与地域关系复杂，但又如此秩序井然，特别是中央完全能够驾御地方以及贵族豪强。法国这么小的国土，还是政出多门、豪强林立，法令无法贯彻。他们十分羡慕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他们正确地观察到，统治这样一个大帝国是按照自然法运行的，而不是按照神法运行的。因为理学系统并没有作为意志法主体的人格神的。天理，翻译成西语就是自然法。这就是他们所推崇的宗教和政治的两个方面。这两方面对儒家的描述应该说得其大体，可以说基本准确。相反，我们现在对儒家的描述则很少从这两个方面去考虑。其实这两方面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方面——国家政权正当性基础在哪，人应该怎样生活的根基又在哪。所以我以为我们今天最好从儒家和启蒙的积极关系入手，去考虑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儒家并不是陈旧的破烂，它代表了一种睿智温和的现代思想。

    与欧洲启蒙，包括受其影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那种激进的现代思想，以及直白的无神论传统不同，虽然儒家传统不承认有神，但对一般民众来说，则可以且必须神道设教。这种思想与成熟明智的现代思想非常接近。不能简单认为现代西方一定是反传统、反宗教的。我们可以看看美国社会，总统选举时辩论总会由一方挑起一些生活方式上的伦理议题：堕胎、同性婚姻、女权主义等等，因为这些论题是能刺激宗教感情的。这种选举战的背景是绝大多数选民都是基督教徒，要照顾他们的宗教情感。共和党的政策总的来说是有利于少数富人的。但为什么占多数地位的中产阶级与穷人会投票支持代表大资产者的共和党？因为他们成功地诉诸了民众在文化与宗教上的保守情绪，甚至成功地利用这种保守情绪促使民众选择一个在经济政策上对自己不利的党，荷包一时瘪点，与宗教感情无关，但是同性婚姻问题则是基督教的底线之一了。

    我们需要对“五四”作这样的总结，把文化和政治方面反过来看，用一种不同于80年代前辈的方式去考虑“五四”以及文革。对“五四”的文化方面批评得多一些，对其政治方面肯定得多一些。“五四”的政治结果是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独立自主的、不再受威胁被欺凌的国家。而其文化方面，则需要我们多多逆向思考。希望中国的未来，是在一些明智的青年手中，他们会对中国的传统（包括古代传统与革命传统）带有温情和敬意，带有冷静的思索和自信的肯定。我们现在需要吸收能接触的一切思想，全面地调动、综合这些资源，让它们在我们的头脑中组织成相对完整的体系去应对现代的危机。因为现在也许没有任何一种单独的资源能去应对目前这样一种复杂的内外危机。儒家传统没有遇到过宗族解体之后的社会；资本主义传统没有遇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长期执政，扶持、引导并且规范民间资本的共和国；马克思主义传统也没有遇到过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由主义者也没有遇到如此广泛复杂的世界体系危机。面对这样复杂的社会现实，态度要从容，需要谨慎、勤奋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