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对陈独秀在中共建党过程中的作用始终存有争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他在建党时期的功绩开始愈加肯定。1995年，中共军方老资格的肖克将军指出：“南陈北李，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但陈独秀应属首位。”（1）本章将以详实的资料，论证陈独秀在中共创建过程中“应属首位”的主要作用。

     第一节以《新青年》为阵地，完成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建党准备

    陈独秀从1915年创办《新青年》开始，就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掀起了一场震撼中国近代史的新文化运动，极大地促进了国人的觉醒和思想上的解放。十月革命之后，他又将《新青年》转变成为公开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造就了一批职业革命家。中共早期的革命领袖和骨干，几乎无一不是受到《新青年》的感召而走上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正是在陈独秀及《新青年》的培育和影响下，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队伍迅速成长，为中共的成立在思想和干部上作好了准备。   

    1916年11月，读者顾克刚给陈独秀来信称“今春一读大作，如当头一棒喝，恍然大悟青年之价值”，“连续购读，如病者之吸收新鲜空气，必将浊气吐出”。（2）1917年，正在陆军预备学校学习的叶挺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也说：“吾辈青年，坐沈沈黑暗中，一纸无良，不绝如缕……丞待足下明灯指迷者，当大有人在也”，“足下不弃，辱而训之，甚盼甚盼”。其渴望求教之心，跃然纸上。北大中文系学生杨振声说：“《新青年》象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3）罗亦农因受《新青年》的影响，17岁时，“一个人跑到了上海去找陈独秀”，“在陈独秀的帮助下，在一个小报馆当校对，‘边工边读’”。（4）巴金早年深受《新青年》影响，给陈独秀写信决心“献身于追求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但由于没有得到陈独秀的回信，因此失之交臂，否则“巴金的人生肯定会是另外一条路，以他火一样的秉性，可能早就牺牲沙场了”。（5）1920年9月出版的《劳动界》刊出工人来信，高度赞扬陈独秀，称他为“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

     周恩来早在东渡日本留学时，曾称：“《新青年》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日记中写到：“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于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新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太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6）他“在《新青年》上读到《共产党宣言》著作后，便被卷到了社会革命运动中去”。（7）朱德在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讲到他枕头下放了一本《新青年》，并谈及他读《新青年》后的感受时说：“恰如一个人遇到一次终身难遇，可能改变他全部生涯的机会。” 1927年2月，瞿秋白在其文集《自序》中说：“我们的前辈陈独秀同志”，“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革命的实践方面，密切的与群众的社会运动相联结，秋白等追随其后”。“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从一九二三年回国之后一直到一九二六年十月间病倒为止，一直在陈独秀同志指导之下。”（8）瞿秋白将陈独秀称为“前辈”，而自己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也充分证明了陈独秀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对国人的巨大影响。

    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影响更大。早在1917年9月，毛泽东在与蔡和森等人的一次夜谈中就高度评价陈独秀，他说：“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阵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可比拟”。（9）稍后，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赴京后又直接找陈独秀接受面示，都是由此而发。1919年，陈独秀被捕后，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重要文章《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高度评价陈独秀的革命精神，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对陈独秀的崇敬之情。他说：“我们对陈君，认为他是思想界的明星。”“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当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新思潮，使他愈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他在文章中高呼：“我视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高的精神万岁！”后来毛泽东在延安同斯诺的谈话中，曾多次提到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他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又说：陈独秀“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在中共“七大”的预备会上，毛泽东依旧坦诚地说，“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人准备了干部。”（10）在这里，毛泽东直接把陈独秀称为中共的创建者，李大钊则是排在陈独秀“周围的人”，而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袖们仅仅是“他们那一代的学生”而已。在当时陈独秀已经被定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主要罪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以及被开除党籍、成为托派首领、“叛徒”、“汉奸”的情况下，毛泽东仍然给予这样高的的评价，可见陈独秀在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建党史上的作用和影响巨大，是无人可企及和可代替的。

第二节  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完成了理论上的建党准备

     陈独秀产生建党思想，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来源：一是国内政治的日益腐败，使他经历了由反对政党到拥护乃至创建政党的心理历程；二是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为他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奠定了理论基础。两个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促成他由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同时，也为中共有别于其它旧式政党，一开始就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做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一、从憎恨旧式政党到主张创建新式政党

     辛亥革命确立的民主共和政体，使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政党林立的局面。但不久，袁世凯操纵党争，各种政党或被顽固势力操纵，或被打的七零八散，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奠定了基础。这种政治纷争给社会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也给文化知识界以惊心动魄的震撼。

    有鉴于此，陈独秀在年轻时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也很少就政党的是非发表言论。甚至在创建《新青年》之初，还公开表示“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直到这一轮政党纷争尘埃落定几年之后，他才公开发表评论，指出当时这些政党都是依北洋军阀和其他政治势力的有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反映广大国民的利益和意愿，根本无益于挽救国家危亡。他说：近几年政治如此紊乱，“却未见哪一党哪一派的政客，堂堂正正地发表政见，诉诸舆论来贯彻他的主张，都是鬼鬼祟祟的单独行动……把疏通一切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当作自己捞取各种政治权利、攫夺高官的手段”。（11）在戳穿旧式政党这种虚假的政治本质之后，陈独秀断言，政党政治不适用今日之中国，因为在中国“政党之岁月尚浅，范围过狭，因为国民中特殊的阶段，而政党自身，亦以为一种营业。利权分配，或可相容；专利自恣，相攻无已。故曰，政党政治，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12）

    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逐渐修正过去的观点，他开始认识到政党及党派活动是近代民主政治必然之物，进步政党的党派活动可以起到刷新政治，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新生之积极作用。（13）他在《〈新青年〉宣言》中承认：“至于政党，我们也承认他是运用政治应有的方法，但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段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14）同时，陈独秀也看到不除去旧中国社会存在的军人、官僚、政客这三害，政治绝无清宁之日；而若要除去这三害，必须速立新政党。他明确主张：“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良心的无政见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15）他表示，“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段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要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16）他提出，要建立一个新的“小组织”，冲出这“三害”的重围。陈独秀的这些思想，已经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批判旧式政党皆为专事追逐私利的政客集团；二是暗示他自己准备独树一帜，组建为全体劳动人民谋取福利的新式政党。

    由此发现，在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已开始认识到，要想推翻专制统治，实现清明政治，需要有政党这类政治组织来领导；而当时所有政党的宗旨、属性及所作所为已表明无法担当这一重任，所以必须另辟蹊径，组建新式政党。这实是陈独秀创建政党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或者说是根本来源。当然，此时陈独秀主张建立的还不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即共产党。

    二、确定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原则

    十月革命之后，陈独秀对拯救民族危亡需要建立什么样的政党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开始认识到“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有产阶级）政党，才有改造政治的希望。”“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与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为此，他借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建党经验，写了大量的文章、短译、通信，为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1、关于政党的性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历来强调，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陈独秀在考察比较了中国各个旧式政党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区别之后，提出，只有“在俄国才还了马格（克）斯（思）本来面目叫做共产主义”的政党，是主张“阶级战争、直接行动、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运动的”政党。（17）他进而指出，只有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领导广大民众挽救中国，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他说：“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斗争，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取权利……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那样。”（18）通过比较和研究，陈独秀认定中国不仅需要政党，而且需要共产党，这个共产党是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和俄国共产党一样”的崭新政党。（19）

    2、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陈独秀在《学说与装饰品》一文中指出：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证明，“我们士大夫阶层断然是没有革命希望的”，需要靠广大的工农劳动大众，“生产劳动者又受了世界上无比的压迫，所以有输入马（克）格（思）斯社会主义的需要”。（20）他以行船定方向的比喻，说明马克思主义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极端的重要性。他说：“主义制度好比行船的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我敢说，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21）鉴此，他认定“中国底改造与存在，既不采取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行会社会主义，也非民主社会主义，而是共产主义即真正的马（克）格（思）斯主义”。（22）这些坚定豪迈的语言，标志着陈独秀已经确定了即将建立的中共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同时，陈独秀还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他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一文中提出，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有两大精神，即实际研究的精神、实际活动的精神，他说：“我很希望青年诸君能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在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活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做社会革命的原动力，不要把马克思学说当做老先生、大少爷、太太、小姐的消遣品”。（23）当时的《先驱》杂志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们从懵懵懂懂的社会主义进到马克思主义”，又“从懵懵懂懂的马克思主义进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明白地进行计划”。（24）应当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应用的一个巨大进步，而陈独秀在这一巨大进步中则无疑作出了突出贡献。

    3、关于党的纲领。陈独秀认为，中共的奋斗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共产党首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其次是发动工人，组织工人，武装工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剥削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25）1920年11月，陈独秀在《共产党》月刊创刊号上发表的《短信》（即宣言）中指出：“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解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产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力方法不可。”同月，由陈独秀发起成立并任总书记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其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宣布：“共产党的任务是集中和组织这阶级争斗的势力……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取政权……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26）陈独秀还强调：“一切生产工具都归劳动生产者所有，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条”。（27）

    4、关于党的组织原则。陈独秀指出，新建的中共必须贯彻实行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为俄国共产党所推行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他在《讨论无政府主义》一文中，有力地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集中、统一和纪律，鼓吹绝对自由的荒谬思想。他指出：“要绝对自由就不能联合，要联合就不能绝对自由”，“除非“个人逃出社会以外，决没有绝对的自由”。他进而指出：“劳动团体权力不集中，想和资本家对抗尚且不能，慢说是推翻资本阶级了，因为权利不集中各团体自由自治起来，不但势力散漫不雄厚，并且要中资本阶级离间利用和各个击破的毒计，我所以说，权力集中是革命的手段中必要条件。”（28）在中共“一大”召开前，陈独秀又专门向大会提出了四条意见，主张党必须要有组织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当然，陈独秀也并非主张独裁制，当有人建议党内采取旧式政党的党魁形式时，他果断地予以否定，力主采用比较民主的委员会制，认为“这种组织形式已由俄国共产党证明其妥善”。（29）

    5、关于党的策略和手段。陈独秀明确提出：要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只有按照俄国共产党那样争取革命的方法，实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他指出：“我们只有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30）根据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也鉴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不彻底性，陈独秀提出，革命的策略和手段是“以中国实际情况而论，就非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不可，证之俄国革命的经历也是如此。”（31）他特别强调：“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斗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的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做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的利器。”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乃是由完成阶级战争，消灭有产阶级到废除一切阶级所必经的道路”。（32）由此可见，“走俄国道路”已是中共创建前后陈独秀坚定不移的信念。

上述情况说明，陈独秀认真总结了民国之后旧式政党失败教训和政党政治的利弊得失，吸收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实践经验，最终汇成了他创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思想。这也是内因（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与失败）与外国（马列主义建党理论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实践）共同作用的成果。陈独秀的建党思想和理论，对当时先进分子的思想转变曾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他们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为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直接推动了各地早期中共组织的建立和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

第三节亲自创建党的早期组织，完成了组织上的建党准备

    1920年，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在中国几个大城市已相继成立。参加发起组的成员，大都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写到：“陈独秀先生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共产党的始创人，这不但由于他的声誉在当时起了号召的作用，而且实际上他确实是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最先发动者和设计者。他具有决心和信心，拟定发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初步蓝图，并从事实际行动。正是由于他的多方推动和组织，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零星活动终于演进到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正如著名学者李泽厚所说：“如果没有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如果没有陈独秀那么早地积极搞建党活动，中国现代史的面貌尽管不会大变，但恐怕也将有许多的不同。”（33）

    一、筹建上海共产党发起组

    1920年初，陈独秀离京赴津，途中与护送他的李大钊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建党。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为推动成立中共的使命来到北京。他先在北京与李大钊结识，又经李大钊介绍，赴上海会见陈独秀，两人“一见如故”，进行了多次交谈，对中国革命问题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34）此后，陈独秀开始了有组织地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准备工作。

     5月间，陈独秀多次邀请李达、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陈望道、陈公培、沈玄庐、邵力子、沈雁冰及戴季陶、张东荪等人座谈建党问题。大家“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原打算以陈独秀和主编《星期评论》的戴季陶、主编《时事新报》的张东荪为发起人，但张东荪和戴季陶先后婉言拒绝。于是陈独秀秘密挑头组织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选陈独秀为书记”，并起草了党纲十余条，明确指出“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35）在陈独秀看来，组建中共的各方面条件都已经成熟。

     7月19日，陈独秀等人再次召集筹备会。“这次会议为未来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言庐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36）陈独秀在会上提出，“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最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张国焘后来回忆说：“陈先生这种坚决的主张，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他滔滔不绝的说明这种主张的各项理由。”（37）

     经过短时期的筹备，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后来称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陈望道、俞秀松、杨明斋、李达。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根据陈独秀的建议，党的组织“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从委员中推举一个书记出来负责联络之责”。李达在自传中也说：“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并“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38）关于党的名称，陈独秀在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后，决定叫共产党。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实际上是全国各地建党的领导核心，在当时起了临时中央的作用。

     二、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

    上海发起组成立后，陈独秀开展了一系列具体而有效的活动，从思想和组织上为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发展组织和开展革命斗争作了切实的准备。

    1、培养党的骨干力量。1920年8月22日，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指派俞秀松担任青年团书记。随后又在北京、长沙、武汉、天津、广州等地建立了团组织，有计划地培养和发展党的骨干力量。9月，上海发起组又开办了“外国语学社”，学员来自各地，最多时曾有90人，陈独秀有时也亲自来上课。1921年初，从中选派了二三十名团员赴俄国深造，其中有罗亦农、肖劲光、刘少奇、任弼时、汪寿华、柯庆施等人，他们学成回国后都为中国革命事业为中共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2、开展工人运动。为了向工人群众进行通俗的革命宣传，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劳动界》（周刊），10月，又创办《伙友》杂志，并在上面发表了20多篇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这些文章通俗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指明了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及其历史使命，受到工人群众的热情欢迎。他还亲自深入到工人中间，调查研究，参加集会，发表演说，帮助建立工会组织。同月，上海机器工会召开筹备会，陈独秀出席并发表演说，被接纳为名誉会员，并被推为经募处主任。11月21日，机器工会正式成立，陈独秀和孙中山都在会上发表了演说，这是上海发起组织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从此，上海工人有了自己真正的团体。12月，又领导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会组织。在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过程中，陈独秀发挥了巨大的宣传和组织作用。

    3、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陈独秀在筹建党的过程中，深感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因此，1920年初，他托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早期著作《阶级斗争》。8月，陈望道译出《共产党宣言》全文，经陈独秀、李汉俊校对后出版。9月，李汉俊翻译介绍《马格（克）斯（思）资本论入门》一书。11月，李季译出克卡朴（今译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这些著作，对于当时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1月7日，上海发起组创办党内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陈独秀在发刊词《短言》中明确提出：“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一切生产工具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政权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这篇《短言》，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是一篇“颇不愧旗帜鲜明的宣言”。（39）对提高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认清党的性质和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月，陈独秀撰写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宣言》，成为中共的第一篇重要历史文献。《宣言》明确提出：“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斗争，并且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其手段是“以阶级斗争的方式”，“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民的手里”。《宣言》对于当时教育、提高和统一党内的思想起到重要作用，并为后来“一大”党纲奠定了基础，其中提出的基本原则迄今仍为中共所遵奉。

     4、深入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9月1日，陈独秀毅然将《新青年》改办为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从第8卷第1号起与原发行商益群书社脱离关系，原撰稿人的作品也退居次要地位，而发起组成员的著、译作品愈来愈占重要地位，这一举动无疑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在第8卷特辟的《俄罗斯研究》专栏里，先后刊登了33篇文章，全面介绍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现状，澄清了人们对苏俄的一些误解和谣传，揭露和批驳了各种污蔑攻击社会主义革命的无耻谰言，这在当时起到了“旗帜的作用”。（40）

     三、指导各地建立共产党组织

    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陈独秀“认为首先应在各重要地点组成若干中国共产党的小组”。（41）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以极大的精力，利用同志、朋友及师生关系，将全国各地的风云人物和激进青年联络起来。这些相联系的同志，大都是陈独秀主持北大文科学长时的相识，或为朋友，或为学生，或为崇拜者，总之，陈独秀以其特有的人格魅力和号召力，几乎吸引了全国各地五四运动的精英人物。

     北京。1920年7月，五四运动中的北大学生领袖张国焘逃亡到上海，一直住在陈独秀家中。8月底，张国焘由沪返京，陈独秀委托他将上海建党情况转告李大钊，希望“从速在北方发动”，李大钊对此“略经考虑，即无保留的表示赞成”。（42）9月中旬，北大讲师张申府也来到上海，住在陈独秀家中，二人再次细谈了北方建党问题，并请他回京后向李大钊传达。由是，10月，在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成立了中共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随后加入的有刘仁静、罗章龙、邓中夏、何孟雄、缪佰英、张太雷、朱务善、黄凌霜等人。到中共“一大”召开前，北京支部成员共13人，多为北大教师和学生。

     武汉。1920年初，陈独秀去武汉讲学期间，结识了失业工人郑凯卿和时任《汉口新闻》报记者的北大学生包惠僧，对他们宣传革命道理。1920年秋，刘伯垂由广州回武汉，途径上海时，被陈独秀介绍入党，并派回武汉筹建党组织。与此同时，他又派李汉俊到武汉，找到昔日留日同学董必武，请他帮助共同建党。是年秋，董必武、包惠僧、刘伯垂、陈谭秋、郑凯卿等人成立武汉支部，并“推定包惠僧为临时支部书记”。（43）1921年春，包惠僧赴沪后，改由陈潭秋负责支部工作。到中共“一大”召开前，武汉支部成员有10余人。1920年冬，陈独秀又指示武汉支部与武汉进步社团利群书社恽代英等人建立联系，不久，恽代英、林育南和李求实等人入党。（44）

     湖南。1920年4月至7月，毛泽东从北京到上海，与陈独秀多次交谈。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第二次到上海时，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关于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5）回湖南后，陈独秀给毛泽东寄来《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委托他去长沙建党。11月，长沙共产党组织成立，毛泽东任书记，参加者还有何叔衡、易礼容、陈昌、彭璜、夏曦、贺民范、肖铮等人。（46）

    山东。上海发起组成立之后，陈独秀写信给他的朋友——济南齐鲁书社负责人王乐平。王乐平比较开明，发行过《新青年》等刊物，但他无意建党，就将此事委托给济南第一师范学生王尽美和济南一中学生邓恩铭。五四运动时期，王尽美、邓恩铭曾组织“励新书社”，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于是，1921年初，建立了山东共产主义小组，参加者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王复元等人。

     广东。广东支部是由陈独秀亲自建立的。1920年9月，广州无政府主义者曾在两名俄国人的帮助下成立了“共产党”。陈独秀来到广州后，对其进行改组，一批无政府主义者由此退出。陈独秀同刚从北京大学毕业归来的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多次酝酿讨论，于1921年初重建了广东共产党支部，由陈独秀亲任书记，后改由谭平山继任。参加者有沈玄庐、李季、袁振英、刘尔崧、陈达材及包惠僧等9人。不久，又组织了一个由80多人参加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到1922年初，广东已有党员20多人，是全国最大的党支部之一。

 旅欧学生。1920年10月，张申府应邀赴法国里昂大学任教，陈独秀委托他建立法国支部。和张申府同船赴法的有天津“觉悟社”女社员刘清扬。张申府回忆说：“到了法国，我与刘清扬成了夫妻，当时介绍刘清扬入了党。接着我和刘清扬又介绍周总理入了党。”“不久赵世炎到了法国，他是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入党的。接着陈公培也到法国来了，他也是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入党的。于是我和周总理、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成立了小组，没有正式名称，成立后报告了陈独秀。”（47）当时旅法学生中还出现了新民学会在法国的结合体、“工学世界社”及“劳动学会”等若干共产主义性质的团体，到1922年7月，中共中央以上述党员和团体为基础，正式组建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负责人为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蔡和森、李立三于1921年11月回国后，由陈独秀和陈公培介绍他们入党。（48）

     旅日学生。旅日支部的主要成员施存统和周佛海，他们两人都是陈独秀在上海介绍入党的。施存统回忆说：“我于1920年6月2日去东京，与周佛海联系，成立日本小组，陈独秀来信，指定我为负责人。”（49）到中共“一大”召开前后，日本小组党员发展已有10余人，多为留日学生预备生。（50）

 香港。陈独秀在前往广州途中曾逗留香港，香港小学老师李义宝，香港政府视学员林昌炽，皇仁中学毕业生张仁道3人特意上船拜望。后来，他们根据陈独秀的意见，在香港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随后又创立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

    此后不久，北方数省和内蒙古地区，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之下，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组织。“这样，上海的组织事实上成为一个总部，而各地的组织是支部了”。（51）

    四、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先后来到上海。此时陈独秀正在广州，上海组先后由李汉俊、李达负责。他们和李达商议，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52）于是李达写信给陈独秀，征得他的同意后，决定通知各地党组织派代表参加党的全国成立大会。各地派出的代表分别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周佛海（留日学生）和陈公博（广东），陈独秀因故不能到会，指派包惠僧出席。1921年7月23日到31日，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13位代表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大会在陈独秀缺席的情况下，选举他为中央局书记。

    陈独秀之所以被推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绝非过去所说是党的幼稚，也不仅仅是由于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显著声望，更不是什么“错误的选择”，而是因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早发起者和组织者，正是由于他的多方推动和组织，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零星活动才终于演进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从干部上看，“一大”时全国绝大多数党员都是他的学生或追随者。其中他在北大时的学生有：张国焘、刘仁静、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张太雷、罗章龙等；他亲自上课指导过的学生有：罗亦农、肖劲光、刘少奇、任弼时、汪寿华、柯庆施等；他亲自介绍入党的党员有：施存统、周佛海、赵世炎、陈公培、蔡和森、李立三、刘伯垂等；他的狂热崇拜者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瞿秋白、恽代英、包惠僧、林育南、郑凯卿、王尽美、邓恩铭等；他的挚友同事有：李大钊、张申府、李达等。而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仅他的学生就有6人。

    2、从组织上看，全国绝大多数支部都是经他亲手创建或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象派出“一大”代表的湖南、武汉、山东、广东、留日支部以及没来得及派出代表的旅欧、香港支部都是他亲手创建的。几乎所有支部的负责人都是他亲自指定或建议产生的。可以说，事实上在中共“一大”召开前，陈独秀就已经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中履行着总负责人的职责。

    3、从思想上看，他对中共确立的的原则和指导思想，早已为全体党员所接受。“一大”召开前，他曾提出过四点指导性意见：“一是培植党员；二是民主主义之指导；三是纪律；四是慎重进行发动群众。政权问题，因本党尚未成立，应俟诸将来，而先尽力于政治上之工作”。这些意见经过代表们的讨论被吸收，并写入党的纲领。例如：（1）关于党的性质。李汉俊等人首先提出：“不赞成组织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而主张团结先进知识分子，公开建立广泛的和平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党”。（53）受陈独秀思想的影响，绝大多数代表否定了李汉俊的意见。以致党纲中明确提出，党的目标是“采取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2）关于党员的条件。李汉俊等人也曾提出，党员的条件应不分成份，“只要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了解马克思主义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即可入党，至于是否实际参加党的一定组织担负党的一定工作，他认为是不关重要的”。（54）大多数代表也是依据陈独秀的意见否定了李汉俊的主张，最后党纲中明确规定，党员的首要条件在于“接受我党的纲领和政策，愿意忠于党”，“在加入我党之前，必须断绝同反对我党党纲之任何党派的关系”。此外，党纲中还比较详细地规定了入党手续（包括审查）的问题。（3）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一大”通过的党纲规定，“地方委员会的财政、出版和政策都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监督和指导”。这无疑是对陈独秀主张的中央集权（民主集中）制的肯定。由此可见，在关于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党，吸收什么样的人入党，党又应采用何种组织原则等一系列根本的问题上，中共早期党员不同程度的存在模糊认识，中共“一大”经过讨论，最终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正确的意见，这与陈独秀的积极影响和指导是分不开的。

    4、从影响力上看，他远远高于同时代的其他伟人。五四运动时期有声望的人物不只陈独秀一人，就民主革命而言，孙中山的声望是最高的，就宣传科学与民主而言，胡适的声望也不在陈独秀之下。然而，党的“一大”代表对于党的总负责人的推举，不是以民主革命的尺度去衡量和挑选，而是以社会主义革命的标准去衡量和挑选。以此为标准，“南陈北李”无疑是当时的佼佼者中的最佳人选，而“陈独秀应属首位”。这一点，从“李大钊当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中国找到他联系建党之事时，也极力推荐去上海找陈独秀”，也可以得到正确地说明。可见，在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中，陈独秀是能够担当创建中共的第一人选。正如毛泽东对陈独秀评价的那样：“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我等是他们那一代的学生。”被《新青年》和五四运动唤醒起来的一代先进分子，“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才成立了党”。（55）

小  结

    陈独秀在创建中国共产党过程发挥的“应属首位”的重要作用，概括地说，主要表现在：

    1、以《新青年》为阵地，完成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建党准备。十月革命之后，陈独秀将《新青年》变成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造就了一批职业革命家。中共早期的领袖人物和骨干，几乎无一不是受到《新青年》的感召而走上了革命道路的。正是在陈独秀及《新青年》的培育和影响下，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迅速成长，为中共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好了准备。

    2、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完成了理论上的建党准备。陈独秀的建党思想，有两个主要方面的来源：从国内看，政治的日益腐败使他经历了对政党否定之否定的心路历程；从国际上看，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为他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奠定了理论基础。两个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促成他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同时，也为中共一开始就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做了理论上的重要的准备工作。

    3、亲自创建并指导各地建立党的早期组织，完成了组织上的建党准备。陈独秀成为中共的主要始创人，这不但是由于他的声誉在当时起到了号召的作用，而且是在实际上他确实是组建中共的最先发动者和最主要设计者。正是由于他积极的多方推动和组织，各地马克思主义者分散和零星的活动，才终于演进到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注释

（1）《肖克为〈陈独秀诗集〉作的序》，任建树、靳树鹏、李岳山编注：《陈独秀诗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

（2）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第77页，新华出版社，1987

（3）任建树著：《陈独秀传》，第10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4）李文宜（罗亦农妻）：《忆罗亦农同志》，《人民日报》1982年5月13日

（5）转引自《走近陈独秀》，第17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

（6）《周恩来传》，第3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7）斯诺：《西行漫记》，第44页,三联书店，1979年

（8）《瞿秋白选集》，第310-311页,人民出版社，1985

（9）转引自《毛泽东早期活动简表》，收入《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10）毛泽东：《“七大”工作方针》，摘自《人民日报》1981年7月16日

（11）林茂生等主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326页,三联书店，1984

（12）《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103—104页,三联书店，1984

（13）同上，第326页

（14）同上，第428页

（15）同上，第326页

（16）同上，第428页

（17）《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95-96页,三联书店，1984

（18）《党史资料》丛刊,(第1号),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1958

（19）《“一大”前后》，（一），第158页,人民出版社，1985

（20）《陈独秀文本选编》中册，第25页,三联书店，1984

（21）同上，第25页

（22）同上，第96页

（23）同上，第97-98页

（24）《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上册，第24-25页,三联书店，1959

（25）《包惠僧回忆录》，第370页，人民出版社,1983

（26）《“一大”前后》（一），第3页,人民出版社，1985

（27）《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51页,三联书店，1984

（28）同上，第139页

（29）同上，第95-96页

（30）同上，第50页

（3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94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

（32）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8卷1号,1920年9月1日

（33）李泽厚著:《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00页,东方出版社,1987

（34）参见梧桐老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新观察》，1957年第13期

（35）《“一大”前后》第2集，第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6）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大”前后》第2集，第1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7）张国焘：《我的回忆》,第89页,东方出版社,1998

（38）《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第2集，第2页,1980年第8期

（39）《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页,人民出版社,1984

（40）《陈望道先生谈话记录》，《复旦学报》，1980年第8期

（41）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第2集，第1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2）同上，第144页

（43）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第2集，第3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4）主要参考《包惠僧回忆录》等资料

（45）(美)斯诺:《西行漫记》，第130页,三联书店，1979

（46）主要参考易礼容等人的回忆，并参考李新等主编:《伟大的开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47）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第2集，第2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8）陈公培：《回忆党的发起组织和赴法勤工俭学情况》,参见《“一大”前后》第2集，第2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9）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第2集，第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50）参见施复亮（存统）的回忆，以及李新等主编:《伟大的开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51）《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第2集第2页,1980年第8期

（52）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第2集,第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53）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第2集，第2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54）同上

（55）《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4页，人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