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具体问题搞不清楚，即使搞清楚了也没什么意思，反而增加纠纷。当然，重大问题不能含糊，要明确、要清晰。大处清楚了，有的细节可以模糊

《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何昕、记者芦 | 北京报道

拉出一条历史的纵向脉络，可以发现中共党史研究实际上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石仲泉向《望东方周刊》如此概括这种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史编纂思路突破了以往路线斗争史的框框。建党以来的党史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建党到建国以前，二是建国到文革结束，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前两个阶段，党史都是按照路线斗争史的写法进行的。

第一个时期所形成的最重要的党史研究成果就是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历史决议》的主要内容就是总结大革命到抗战胜利后党的历史经验、大革命后期右的错误和土地革命前期左的错误，论述思路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如何与党内犯左倾、右倾错误的路线进行抗争。

“这个时期党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一方面拥护和论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一方面批判其他错误路线。”建国初期，这种写法依然继续，并在“文革”达到极端，“那时的党史完全被歪曲成了路线斗争史”。

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2002年继续修订形成《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讲民主革命时期、历史上重大事件都与时俱进地做了很多重要的修订，基本上破除了路线斗争史的框框”。

事实上，对于中共党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一些评价已经在悄然发生变化。

陈独秀的功过是非

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绕不开的人物陈独秀，195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评价他“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本建国初期最权威的党史书籍中，除了那句“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他成了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之外，几乎找不到任何关于陈独秀的正面或积极的评价。

“过去讲到陈独秀，就是把他看成右倾投降主义的代表。”石仲泉告诉《望东方周刊》。不过到了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对于陈独秀已经有了较为客观的评价。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由于陈独秀是当时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大会选举他担任中央局书记，”该书写道。而对于八七会议上关于陈独秀的批评，该书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当然，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不能只归于陈独秀个人，会上所作的批评也有不尽恰当的地方。”

再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陈独秀已经恢复为一个正面人物了。“尽管大革命失败他负有领导责任，但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是党的一届到五届的领导人，这些功绩是要肯定的，他是个正面人物，不是反面角色。功过都要掰开来看，不能一概否定。”石仲泉说。

至于在大革命后期陈独秀所犯的右倾错误，在2008年纪念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召开8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石仲泉曾指出，这是党内路线是非问题，不是革命与不革命问题。在党内犯有所谓“路线错误”的不在少数，这不能构成什么“罪名”。“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所以错误的责任不能由他一个人来承担。”石仲泉告诉本刊。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主任杨凤城也向本刊谈到，陈独秀在国民大革命时代究竟应该负多大的责任，现在的研究表明主要责任在共产国际。

李立三、王明、博古获重新评价

与陈独秀相类似，很多的早期革命家，例如李立三、王明、博古等人，在党史研究中，也都获得重新评价。

195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对于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是这样论述的：“（党的六大以后）党的领导抱着小资产阶级急躁情绪、幻想着在反革命白色恐怖下举行城市起义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继续占据着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一九三零年六月至九月间，党中央以李立三同志为首，曾经要求组织全国中心城市的总起义和全国红军向中心城市的总进攻。这个错误计划曾经造成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秘密组织的严重损失。”

而关于王明的“左倾”错误，措辞则更为强烈：“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以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两同志为首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一个新的‘左’倾派别，又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外衣，从‘左’面来攻击六届三中全会。??以王明、博古为首的新的‘左’倾派别，完全否认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而认为国民党各派和各中间派别都是一样的反革命，要求党向他们一律进行‘决死斗争’”。

而在1991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对当时党的领导人为什么犯“左倾”错误开始有了一些交待。在说到李立三的时候，该书指出“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看到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又受到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头脑开始发热，逐渐形成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共产国际的这些错误主张，为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其错误的形成发生了直接的影响”。关于王明，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若干问题说明》中详细剖析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问题，一个中心结论是：“李立三‘左’倾错误之后，又发生更‘左’的王明路线，是同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息息相关的”。

“（对于他们的）左倾错误，证据虽然都在，但是对于他们在革命过程中做出的贡献、他们犯错误的原因以及错误在什么程度上都比较客观了，而不是一概否定了。”杨凤城对本刊说。

“中山舰事件”迷局

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有了新的研究成果，杨凤城说：“包括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国民革命、土地革命、解放战争，再到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文革，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有新的观点、新的进展，比过去的评价更客观，资料更丰富、更可靠。”

杨凤城特别向本刊记者提到了学术界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事件的新研究成果。“南陈北李”（南面的陈独秀和北面的李大钊）的确是建党的核心人物，但是后来的考证表明并没有以前所说的两个人在火车上共同商量，相约建党的事情。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研究员任武雄在《党史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三期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1920年2月16日（或稍迟一天），李大钊确实护送陈独秀去了天津，但并非明确商讨建立“共产党”的问题。鉴于当时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情况，两人很有可能是酝酿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建立新的革命组织---社会主义同盟。

类似的还有发生在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该事件一直被认为是蒋介石为破坏国共合作，夺取革命领导权，蓄意打击和排斥中国共产党而故意为之的政治事件。1951年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样评价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在权力还不够大的时候，就已经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组织了反共反苏的‘阴谋事变’（指中山舰事件），利用他自己所制造的藉口打击共产党在军队中和国民党领导机关中的地位”。

而在1991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这一事件被描述为：“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声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埔后，立刻谣言蜂起，说是要劫持蒋介石等等。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这里只描述了历史，并没有刻意说明蒋介石蓄意发动中山舰事件。这一过程可以看到很多疑点：从欧阳钟的“声称”到“谣言蜂起”，都可能最终导致中山舰事件的发生。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的研究，“中山舰事件”并非由蒋介石一手策划，它的发生有其偶然性的一面。蒋介石当时并没有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命令，所谓蒋介石下令而又反诬李之龙“矫令”之说不能成立。蒋介石的日记表明，他当时听到中山舰调动的消息，第一反应是怀疑共产党和汪精卫要“干掉他”或者“赶他”。鉴于当时国民党内汪蒋的权力斗争，蒋介石后来对于这一事件的处理很有可能是主要对付汪精卫，当然作为后果，同时也打击了共产党。

党史研究“宜粗不宜细”

从只写共产党到兼及国民党，从一味抹杀国民党到给予其客观的肯定，这在石仲泉看来是党史研究的一大进步，“这说明党史研究的视野更开阔了，不是很狭隘地只写共产党。”

具体来说，“我们过去对抗战时期的正面战场写的比较少，这些年既讲敌后战场，也讲正面战场上国民党的功绩，对于正面战场的几次重要战役都给予高度评价，例如称忻口战役为国共合作的经典范例，对国民党赴缅远征也出现越来越丰富的赞誉，对一些将领，如戴安澜、张自忠，也都充分肯定。”石仲泉说。

有人将这种新的评价称为“翻案”，石仲泉在2008年发表的《党史研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一文中谈到对此事的态度：“在党史研究领域，有没有这样的翻案文章可做呢?我以为是有的，而且还不少，但是这要看时间、地点、条件。历史条件不成熟，有的翻案文章就不能做；但是，历史条件成熟了，有的翻案文章就需要做。”

党史研究与一般的学术研究不同，许多时候涉及政治定性。对一些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乃至“翻案”，与确保党史研究的政治正确之间如何协调？

邓小平曾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原则---宜粗不宜细。他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谈话中曾指出，“总的来说，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

“这是个很重要的原则。因为‘文革’十年，要去细抠就没完没了，而且抠不清楚，一人一个说法，只有宜粗不宜细，才能形成共识，团结起来向前看。”石仲泉说，“有的具体问题搞不清楚，即使搞清楚了也没什么意思，反而增加纠纷。当然，重大问题不能含糊，要明确、要清晰。大处清楚了，有的细节可以模糊。”

石仲泉认为，这个原则今后还要坚持，“政治把握和学术写作是两回事，政治分歧还是要抓共识，学术写作则不能粗糙，要翔实。不宜细，不是说不需要弄清楚党史的细节，学术上当然要细节准确，但是对于政治上的分歧不要细抠。”

杨凤城的观点与此相似。“对学术研究来说，当然应该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历史做出更准确的描述和评价。没有细节就没有历史。而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作为一个执政党来看待自己的党的历史，邓小平提出的这个观点应该被充分肯定。”他说，“一个执政党对于自己历史的一个基本态度不是为了总结历史而总结历史，总结历史是为了未来。我们对党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做出结论，而纠结在一些细枝末节上则会对未来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