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很难认为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没有民族主义心理。中共二大召开于蒙古国宣告成立整整一年后，北京政府和国内舆论之反响一度甚嚣尘上，中国共产党人当然心知肚明。他们并没有马上对苏俄的做法随声附和，仍旧抱期望于在高度自治基础上使外蒙古回归中华联邦，可见内心中仍存相当幻想。但是，第一，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下属支部之一，承诺遵守共产国际“铁的纪律”和“中央集权”的组织原则之后，中共中央必须与苏俄严格保持一致，在民族政策上亦无选择余地。第二，身为共产党人，追求自身的民族解放，按照列宁关于民族自决的思想，理论上也应当赞同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谋求自身的解放，这也是一种必然的逻辑。

 

本文摘自《“中间地带”的革命》  作者： 杨奎松  出版: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署名文章，肯定了中国目前最大的敌人不是资本家，而是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东方杂志》第19卷第15号，1922年6月。

7月，中共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方案。会议按照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的提法，认为中国已经迈入资本主义社会了，但世界的帝国主义为了各自在中国的特殊利益，竞相扶助封建军阀，阻碍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能不与封建军阀作斗争。

“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当然，决议根据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决议的精神，也特别强调：民主革命只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无产阶级并不因此获得解放，且资产阶级一旦革命成功，必定会迅速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故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就应当集合在共产党的旗帜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并准备对付资产阶级。

一方面通过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养成真正实力，一方面“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很可能像俄国一样，会“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指像俄国1917年革命那样，可能会先来一个推翻沙皇统治的“二月革命”，几个月后即成就了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61 63、64 66、114 115页。

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与贫苦农民联合”的一种结果，反映出中共领导人在理解共产国际二大所通过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中的“工农苏维埃”的概念时，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发生了混淆。但是，类似的情况，即因为理论和知识上的欠缺，对俄国革命的主义、经验及其历史一知半解，只是照猫画虎，“孔步亦步，孔趋亦趋”，囫囵吞枣的情况，这种时候其实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像中共二大正式宣布加入共产国际，承诺“以全力拥护苏维埃共和国”，全部都是照搬共产国际二大、三大所提出的理由。即是说，因为“苏维埃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和农人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祖国，是劳苦群众的祖国，也是全世界工人和农人与世界帝国主义的国家对抗的壁垒”，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召集中国工人们加入世界工人的联合战线，保护无产阶级的祖国 苏维埃俄罗斯 抵御资本主义的进攻，并要邀集中国的被压迫群众也来保护苏维埃俄罗斯，因为苏维埃俄罗斯也是解放被压迫民族的先锋”《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1922年7月；《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1920年8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59 60、67 68页。

而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典型的，还有中共二大及其之后对蒙古等边疆民族问题的看法与变化的情况。在中共二大的各种决议中，他们已经明显地接受了列宁关于民族自决的观念，试图以此来解决诸如蒙古等边疆民族的归属问题。他们解释自己赞同边疆民族应当实行民族自决的理由是：“现在中国本部做不到和疆部统一，因为这些地方的经济情形，和本部不同，他们互相也有差异”。因为中国本部的经济生活，已由小农业手工业渐进于资本主义生产制的幼稚时代，而蒙古、西藏、新疆等处则还处在游牧的原始状态之中，以这些不同的经济生活的异种民族而强其统一于中国本部还不能统一的武人政治之下，结果只有扩大军阀的地盘，阻碍蒙古等民族自决自治的进步，并且于本部人民没有丝毫利益。因此，为免除军阀势力的膨胀，尊重边疆人民的自主，我们应“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邦，再联合成为中华联邦共和国，才是真正民主主义的统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1922年7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62、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