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初，陈独秀神秘地失踪了一个多月；

　　与之单线联系的任作民找不到他，陈延年找不到他，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陈独秀当年的秘书郑超麟，揭开失踪背后鲜为人知的秘密……

　　在中共党史上，总书记失踪事件仅发生过这一回———

　　壹

　　陈独秀“失踪”了

　　突然现身任作民住处

　　1926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他哪里去了？是被秘密拘捕、暗杀，还是发生了什么意外？

　　1921年7月，中共“一大”上，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局书记，相当于总书记；在中共“二大”、“三大”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也相当于总书记；在中共“四大”、“五大”上，他担任总书记。加上“五四运动总司令”(毛泽东语)的身份，引人注目，所以他的行踪隐秘。

　　他的住处经常搬动，地址绝密。中央和他的联系，是由中共中央会计兼秘书任作民(任弼时的弟弟)单线联系的。

　　陈独秀最后一次露面，是1926年1月中旬接见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回沪的朱蕴山。通常会见客人或者开会，陈独秀总是到上海虬江大戏院西边广东街正兴里任作民住处来，从不让客人上他家。

　　此后，陈独秀多日未到任作民处，他常去的上海长沙路亚东图书馆编辑所，也不见踪影。中央机关与总书记失去了联系，不由得紧张起来。

　　此时，陈独秀的长子、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即省委书记)陈延年来到上海，他到上海亚东图书馆，找到经理汪孟邹。汪是陈独秀的密友，居然也不知陈独秀的下落。大家都急了，陈延年甚至急得流泪。大家猜测：凶多吉少！

　　贰　突然现身任作民住处　　

　　陈独秀失踪的消息不胫而走，国民党右派趁机放出谣言：陈独秀秘密前往武汉，去勾结军阀吴佩孚了。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在1926年1月21日第143期上发表了题为《国民党右派的小伎俩》一文，对国民党右派的谣言加以驳斥。

　　但陈独秀究竟在哪里？中央机关也心中无数。估计最大的可能性，是被敌人秘密逮捕。中央派出青年团员高尔柏，去找当时正在上海远郊松江县城的江苏省长陈陶遗。高、陈两家是松江县世交。高尔柏转弯抹角地摸动态，结果陈陶遗一句也没提到过陈独秀。

　　实在找不到陈独秀，只得由任作民在《民国日报》上登载了“寻人启事”(联络暗号)。见报之后，依然毫无音讯！

　　2月下旬，陈独秀却突然出现在任作民的住处。他笑嘻嘻的，一点也没有被捕的样子。中央机关获知他安然无恙，松了一口气。正准备上船离沪的陈延年，也被急急召回，父子相见，格外高兴。

　　“失踪”一个来月，到哪里去了呢？陈独秀解释说，他在1月下旬突患伤寒，住进了医院，于是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他看到了《民国日报》上的“寻人启事”，认为过些日子就可康复出院，所以没有马上与任作民联系。

　　此事在1926年2月下旬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文件》中称为“陈独秀失踪”事件。

　　叁　陈独秀的三次婚姻

　　陈独秀曾结婚三次，都是公开结合的。结发妻叫高晓岚，乳名大众，是清朝安徽安庆营统领高登科的长女。结婚时陈独秀17岁，高晓岚20多岁。他们育有三子一女：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陈筱秀。高晓岚是旧式女子，文盲，与陈独秀“思想相隔距不止一世纪”。

　　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叫高君曼，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喜爱文学，思想进步。陈独秀与高君曼意趣相投，产生热恋。1909年，31岁的陈独秀和高君曼正式同居，育一子一女：陈鹤年和陈子美。

　　高晓岚于1930年8月去世。翌年，高君曼病逝。

　　第三位夫人叫潘兰珍，比陈独秀小20岁，是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的女工。1930年，潘兰珍和他在上海同居时，并不知道他的政治身份。1932年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她才知道。陈独秀出狱后，仍与她生活在一起，直至1942年5月27日晚病故于四川江津。

　　三位夫人的身份都是公开的，友人来访，陈独秀从未让她们回避。当时，陈独秀与高君曼已经分居但未离婚。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住南京，陈独秀每月给她寄30元生活费。分居的原因，是陈独秀另有所爱。而这正是“失踪”的关键。

　　肆

　　神秘的年轻女子

　　“陈独秀女儿” 　　

　　90岁高龄的郑超麟先生，记忆力不错。他用一口福建话，向我透露了陈独秀的“失踪”原因：陈独秀患伤寒病住院，确有其事，但这并不妨碍他与任作民联系；任作民非常细心、谨慎、可靠，为什么对他也保密呢？“因为那时候陈独秀与一个女人同居，所以他不愿让任何人上他家。他住进医院，也是由那个女人照料生活，不愿让任作民知道……”

　　那个女人，郑超麟从未见过，陈独秀也从未谈起。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在1954年2月23日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一封信里，倒是隐约提到：

　　(1922年)陈独秀出狱以后……他在上海县地界的寓所，只有一个名叫李启汉的同志知道，因为李启汉在上海县地界无意中遇到了陈独秀，才进到他的寓所去，据说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和陈独秀同住着……

　　李达夫人王会悟在她的回忆录《忆往事》中，也曾提及：“当时党中央是秘密的，李达白天不大出门，有关信、稿等日常事务常由我做，我总要费力才能找到陈独秀。随后从陈独秀的妻子口中才得知，陈独秀另租小房子和另一女子同居…… ”

　　我在1990年前后曾几度访问王会悟，问及她所说的“另一女子”，王会悟说她从未见过。那位年轻女子成了一个谜。

　　伍　“陈独秀女儿” 　　

　　据郑超麟回忆，陈独秀去世后，潘兰珍曾跟他说及一桩往事。

　　1937年8月，陈独秀在南京获释。9月中旬，由潘兰珍陪同前往武汉，住汉口德润里，曾在汉口青年会发表演讲。一天，有一位十三四岁姑娘来青年会找陈独秀，称是陈独秀之女，名叫陈虹。陈独秀与陈虹会面时，潘兰珍在侧。此前她从未听说过陈独秀有这么个女儿。

　　我从另一途径获悉：1980年，中共上海市委接到邓小平办公室转来的一封信，信是陈虹之女从新疆写给邓小平的，要求为她母亲落实政策。信中反映，陈虹原在上海电影系统工作，死于“文革”。

　　我访问了当年负责调查工作的王长江先生，他告诉我：陈虹出生于1924年2月15日，曾学戏，当过演员，在重庆与一姓夏的国民党官员结婚。后来，与夏某离婚，到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与该厂张燕结婚，生下一女。

　　建国后，张燕在上海电影乐团工作，陈虹则在上海一家电影制片厂当化妆品保管员。1962年起，因身体不好，不大来上班。“文革”初期，因为她不属“三名三高”之列，没有遭批斗。但有人贴出大字报，揭发陈虹乃“右倾机会主义头子陈独秀之女”，陈虹则申辩，她是陈独秀的养女，并非亲生女儿。1969年，陈虹因患食道癌去世，才45岁。

　　陆　陈虹身世之谜　　

　　在郑超麟回忆中，潘兰珍曾谈及陈独秀与陈虹在汉口会面时，说了一句重要的话：“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女儿！”但陈虹生前给家人留下的自传，却说自己是陈独秀亲生之女。她解释，说养女，为的是减轻政治压力。

　　陈虹生于1924年，正是陈独秀与那位青年女子秘密同居的时候(前后同居约三四年)。见过陈虹的人说，陈虹很像陈独秀。

　　陈虹两次填写过“职工登记表”。遗憾的是，不仅家庭成员没提及父母，就连社会关系，也只写了姓夏的前夫。那么，怎会有人在大字报中披露她鲜为人知的身世？

　　再细查陈虹的档案，明白了：登记表后另附了一张纸，向组织说明若干问题，内中提及对父亲陈独秀印象极为模糊，只在汉口见过唯一一次面。她说，去找父亲，是希望父亲能接济她的生活。可是见面时，父亲身边站着一个女人（即潘兰珍），跟父亲没说几句话，她便生气地走了……

　　这跟郑超麟的回忆，大致吻合，但没有提到“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女儿”那句话。

　　柒

　　年轻女子施芝英身世，迄今尚是一个谜。

　　年轻女子施芝英　　

　　我在陈虹的说明中得知了她母亲的名字———当年陈独秀身边那个神秘年轻女子，名叫施芝英。陈虹填写“职工登记表”时，施芝英尚在人世。档案记载着施芝英在上海的地址。

　　按照地址，我在安澜路一幢三层楼房里，询问这里是否住过名叫施芝英的老太太。一位老妇人告诉我，这儿只住过姓王的人家。在派出所民警帮助下，我在户籍档案中查到了施芝英的名字。

　　她生于1901年12月25日，安徽泗州双沟下草湾人，初小二年级文化程度。因为是家庭妇女，没有详细的人事档案。陈独秀生于1879年，比她大22岁。户籍档案还记载着施芝英的丈夫的简况：王蔚如，又名王清林，生于1898年1月6日，江苏南通人，原在南通大生纺织公司工作。

　　如此说来，安澜路小楼里住过姓王一家是不错的。上海人习惯对老年妇女冠以夫姓，称为“王伯母”或“王家阿婆”，那位老妇人并不知道施芝英的姓名。

　　他们于1965年1月4日迁往上海会稽路。他们是否还在人世？我到另一个派出所一查，王蔚如1969年11月3日因胃出血死亡，享年71岁；施芝英1973年12月23日因脑溢血病故，终年72岁。

　　再细翻户籍档案，发觉王蔚如、施芝英那一页之后，写着“王美珍”，注明系他们的女儿，生于1927年2月16日，备注栏写着“由香港迁来”。很遗憾，户籍上只盖了“迁出”图章，却未写明迁出年月以及迁往何处。

　　捌　邻居记忆里的施芝英　　

　　我试着前往会稽路，在一条长长的里弄里，两旁都是三层楼房。找到施芝英住过的那一座房子。在门口，遇见一位30来岁的男人。他一看我的介绍信，出语惊人：“喔，施芝英，不就是陈独秀的小老婆？”

　　介绍信只写着了解施芝英的情况，他却提到陈独秀。看来，人们记忆之中的“活档案”，比档案室里的死档案更丰富，更生动。他找来施芝英的老邻居周阿姨等好几位老邻居，你一言，我一语，谈了许多情况。

　　据说，施芝英细高个子，四方脸，眉清目秀。她能讲一口上海话，也会讲普通话，能看书报。待人和气，很有礼貌，人缘不错。她住在二楼，几乎不出远门，也没有什么客人来访。偶尔来过一个女人，叫她妈妈，但从未在她家住，连春节也不来拜年。

　　她家全套红木家具，看得出家底不错。但是，她没有工资，王蔚如也只有退休工资。施家最引人注目的，是挂着她20多岁时拍的一幅大照片，比26英寸电视屏幕还大，用红木镜框镶嵌。

　　那是她的半身照，年轻俏丽，光彩照人，穿高领旗袍，手腕上戴好几只镯子，手指上戴猫眼宝石戒指。这张照片在“文革”中仍挂在那里。还有一尊金质观音菩萨，拿给邻居看过，平常放在阁楼里。此外，还有全套银质餐具。

　　玖　晚年常怀念“老陈”　　

　　1969年，王蔚如死后，施芝英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曾向居民委员会申请困难补助。只领过一个月，就有人反映说她生活不困难。这话传进她的耳朵，从此再也没有领过，靠着变卖家中细软过日子。

　　她常常独自在家玩牌。每逢除夕，看她太孤单了，另一幢楼里的杨家老太太总是请她去吃年夜饭。杨家老太太跟她有几十年友谊，现已去世。据杨老太太的女儿回忆，施芝英喝酒之后，总说待她最好的是“老陈”。

　　杨家不知“老陈”为何人，她轻声答：“陈独秀呀！”还说起当年如何跟陈独秀一起生活，一起躲躲藏藏，做地下工作……杨家的人听得稀里糊涂，以为她酒后说胡话，没有当真。

　　据周阿姨回忆，施芝英看着那张大照片，常爱唠叨不停。王蔚如去世之后，多次聊起她很怀念那位“老陈”……

　　施芝英死于1973年冬至翌日。冬至那天，施芝英在菜场排队买了两只猪蹄膀，和人参一起炖汤，她和周阿姨共用一个灶间。夜里，周阿姨听到施芝英一声声呼喊她，急忙起床，推施芝英的门。门反锁着，她喊来居委会干部，用劲推开门，见施芝英坐在痰盂上，腹泻。居委会干部急忙喊人将她送往附近普安路185号的曙光医院。

　　医生检查后认为病情不算很重。居委会干部考虑到施芝英独自居住，如果要住院，没有亲人陪同、照料，便决定将她背回家中。到家后，施芝英神态清醒，连声道谢。周阿姨记得，那时大约是深夜12时。翌日清早，施芝英已死于床上。医生诊断她死于脑溢血。

　　拾 大照片背后的秘密　　

　　请谁料理后事呢？居委会干部记得，四年前王蔚如死后，骨灰盒是由他和前妻的子女带回南通的。于是，拍电报到南通，王的外孙女等赶来料理后事，将施芝英火化之后没有要骨灰。

　　清理遗物，装了一卡车，运回南通。那个装有施芝英大照片的镜框被拆过，不要，扔进了垃圾堆。邻居有位中学生，叫刘科达，好奇地翻看被扔掉的照片，发现施芝英的大照片背面，有一张同样大的照片。

　　唷，照片上是一个神气潇洒的男人，穿笔挺西装，理大包头，手握“司的克”(手杖)……至今，刘科达仍清楚记得照片上的形象，向我叙述着。邻居们明白，那男人便是施芝英生前常常说起的“老陈”。

　　消息传入杨家，他们才恍然大悟：施芝英酒后的话，并非胡言。那“老陈”便是陈独秀！我在门口遇见那位30来岁的男子，是刘科达的弟弟。他们后来从书报上见到陈独秀的照片，发觉正是施芝英所珍藏的大照片上的那个男人。

　　那两张大照片被扔进垃圾堆之后的命运，不得而知。倘今日尚存，则是十分珍贵的历史照片了。据说，施芝英与王蔚如无生养，那个王美珍的身世，眼下不可得知。邻居们说，王家后人走后，施芝英屋里满地撒着解放前的旧纸币……

　　链接

　　郑超麟眼中的陈独秀

　　我曾请郑超麟先生回忆陈独秀的习性。他说，没有采访者向他问及这些细节，他的答复颇为有趣：

　　●陈独秀讲话，安庆口音很重，差不多是一口纯粹的安庆话。

　　●陈独秀脾气暴躁。有时骂人，简直骂得没有道理。

　　●烟瘾很重。不过，不抽普通的纸烟，而是抽雪茄———往往是低廉、劣质、很凶的雪茄。

　　●不大穿西服。平时常穿中装，长袍马褂。不爱戴帽子。

　　●陈独秀的习惯动作是遇上惊喜之事或麻烦之事，用手拍打前额。

　　●他中等个子，不算十分漂亮。不大讲究衣着，但干净、整齐。如果他的衣服很挺括，则表明家中定有女人服侍。

　　●不喝酒。因为他患胃病及十二指肠溃疡。偶尔兴致来了，喝一点点。

　　●不爱看戏，不看电影，喜欢看书，喜欢写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