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要进行变革“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陈独秀语）20世纪初，中华民族灾难深重，民不聊生。青年陈独秀一腔热血，自觉融入到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洪流中。

1899年他在回安庆吊唁省亲后便去了日本。在日本，他参加了留日爱国学生组织的励志社，从而对组织的作用有了深刻的认识。1902年春，陈独秀由日本返回安庆，与柏文蔚等人组织安徽青年励志社，传播新思想，鼓吹反清革命，被清朝政府密令辑捕，不得已再度赴日。

1903年，陈独秀回国便与好友潘赞化、房轶五等人在安庆藏书楼发起演说会。会上，陈独秀慷慨激昂的拒俄爱国演说，引起与会者共鸣。在那次演讲会上，陈独秀倡议成立安徽爱国会。爱国会的宗旨是“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同时，他们商议筹办《爱国新报》，以探讨本国致弱之源及反对外国争强之道，依时立论，务求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对于爱国一事，几年后陈独秀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阐述了每一个爱国者都必须遵守的“六字格言”即“勤、俭、廉、洁、诚、信”，以求国民性质改善。他还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他在安庆的革命活动惹脑了腐败的清朝政府，清朝政府下令“严密查拿，随时惩办”。清两江总督接到敕令后，命令安徽巡抚聂缉规将陈独秀等人缉拿归案。陈独秀得到消息后被迫出走上海。在上海，他找到好友原《苏报》主编章士钊，并受其之邀，共同筹办《民国日日报》。作为《民国日日报》的编辑，陈独秀继续拿起笔作刀枪，宣传民族民主革命。他和章士钊在上海一间小阁楼里夜以继日地工作。20年后，章士钊回忆道“……吾两人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徜无以易，并亦不浣。……”足见当时他们为了革命理想，是如何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国民日日报》几个月后又被迫停刊，陈独秀决心自己办一份报纸。

1904年初，陈独秀他再度回到安庆，与经常一道“纵论时事”的密友房轶五、吴守一共同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部设在安庆，印刷机构则设在芜湖。房轶五负责教育版。吴守一负责小说版，余稿由陈独秀一人负责，每期编辑好的清样寄到芜湖科学图书馆，由汪孟邹负责印行。同年二月创刊号问世，每月二期，风行一时。陈独秀以“三爱”为笔名，几乎每期都发表文章。他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语言，无情地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和清朝封建统治者卖国的无耻罪行。陈独秀的文章“笔珠严能慑鬼魔”，可见其揭露敌人的笔锋何等犀利。同年夏，由于房轶五赴日本留学，吴守一要回桐城教书，陈独秀为方便之计，将《安徽俗话报》全部迁到芜湖出版。第二年秋，因刊载外交消息，触痛了帝国主义，英国驻芜湖的领事无理要求清朝当局勒令停刊，卖国政府俯首听命，这份刊物就这样夭折了。后来，房轶五先生追忆起这段往事时，赋诗纪之：“藏书楼址依稀认，忍过山阳听笛声”。是啊，《安徽俗话报》自创办到停刊，虽然为时不到两年，但在那风雨如磬的黑暗岁月里，可贵地发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呐喊声！

在芜湖，陈独秀组织了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自任会长，并在安庆成立分会。那段时间，他往来于芜湖与安庆之间，经常到安庆尚志学堂演讲。1906年春，陈独秀的革命活动被安徽巡抚恩铭获悉要缉拿他，他被迫三赴日本。1911年，辛亥革命，安徽独立，陈独秀应孙毓筠邀请，回安庆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仅干了四个月，便辞去秘书长职务，到安徽大学堂旧址重办安徽高等学校，自任校长。由柏文蔚接任都督后，陈独秀再次出任都督府秘书长，替柏文蔚策划一切施政方针。1913年6月，袁世凯罢免柏文蔚，任孙多森为皖督。陈独秀不满旧制复辟，再次提出辞职。7月，柏文蔚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后，陈独秀又与柏文蔚一起返回安庆，协助制定安徽讨袁大计，并起草安徽独立宣言。可惜的是安徽讨袁军很快就失败了，军阀倪嗣冲一进安庆，便抄了陈独秀的家，并发通告缉拿陈独秀。陈独秀只得潜往上海。自此之后，陈独秀一直投身于革命事业，再也没回过家乡。

上个世纪初，年轻的陈独秀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捆在一起。作为清末的民族主义者的陈独秀，把办好报纸视为战斗阵地，时刻关注国家命运，不断求索，同时清理自己的思想，找出一个确定目标，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力，唤醒国人奋起反抗。对于从国外传入的各种新的革命思想，陈独秀运用自己的方法，将革命运动的思想转移到中国的现实中，并充分发挥自己的组织能力，把革命思想变成革命行动。进而，他成为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就不足为奇了。             201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