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理论源于西方，中世纪，在神学的笼罩下，人的个性被严重禁锢与扭曲，人之为人难以有世俗的权力。在高度压抑与专制中，一部分学者，勇敢地揭露批判专制主义，用新思想启发民众，从14世纪到16世纪，以意大利为中心，文艺复兴运动此起彼伏，关于人权的思想渐渐成长与传播，荷兰的格老秀斯、斯宾诺莎，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伏尔泰、卢梭，是人权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们主张人拥有自然本性的平等和自由，他们将之称为权利。人权的思想促进了西方人的解放，也促进了社会制度的变革，1776年北美《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宣示了人权原则，之后，人权原则在各国逐渐确立。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进入晚清时期，因为腐败与无能，加之外国势力的入侵，中国空前地贫弱。从统治阶层，到资产阶级，以及到后来的无产阶级，都力图革故鼎新，各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其中人权思想作为一条鲜明的主线贯穿了各个时期。至五四新文化运动，陈独秀、胡适等人通过《新青年》等先进刊物的宣传，人权主义思想空前活跃，成为了一面反抗封建、反抗压迫的大旗，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国民的思想，自主意识得到了强化。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从形式来看是主张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但是从内容看，却是主张全新的人权观念——独立、自由、平等。这些激进式的人权观念推动着当时的民主思潮，也推动着当时的民主革命，点燃了社会革命的火种。

正确认识、分析陈独秀人权思想的内涵，在纷繁的历史事件中去把捉陈独秀人权思想来源与发展，并恰如其分地评价其历史作用与当下价值，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实用意义。

在学术上，着重对陈独秀人权思想进行概括与梳理，并以此为核心从多个角度去解读与认识陈独秀人权思想，从陈独秀对西方人权思想的吸收寻找他的人权思想的源头，从他对中国先进思想与传统思想的扬弃去体悟他人权思想发展变化的原因与脉络，使陈独秀人权思想系统化、比较化，使陈独秀人权思想研究呈现比较全面而又深入细微、系统而又分丝细缕的状态，客观地看待陈独秀人权思想所散发的价值，同时，对当前人权的状况进行观照，寻找人权构建的价值取向，这些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在实用意义上，基于陈独秀人权思想精华的总结，有利于当前人权的丰富与构建，有利于发展现代人权。当前，如何重新审视人的尊严，让人权受到普遍的认识与尊重，如何丰富人权内涵，发展积极人权，如何积极落实与保障人权，畅通权力表达渠道与规制政府行为等，具有一定的实用意义。

一、陈独秀人权思想形成的因素

任何思想的形成，离不开独立个性的人，同时也离不开继承与创造。陈独秀是个性倔强的知识分子，他有着主张独立、平等、自由的天性。在陈独秀那里，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想发生了猛烈的碰撞。陈独秀的人权思想一方面是学习西方文化的成果，影响陈独秀思想的西方学说主要有达尔文的进化论、法国的人权学说、英美民主思想、社会主义学说及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等；另一方面承续了中国西学东渐的成果，对西学东渐的各阶段所取得的成果，陈独秀都有准确的把握，陈独秀的人权思想可以说是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的一座高峰。

同时，陈独秀人权思想也是在批驳封建礼教的过程中丰富与完善的。陈独秀认为孔子之道是支撑中国传统社会与国家的伦理及制度规范的基石，而西洋式新社会、新国家的基础则是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有了人权观念的陈独秀，在激烈的反孔当中运用了人权的理念同时也大力传播了人权思想，使人民的思想为之开新，社会风气为之一变。他在与孔教徒的论战主要有以下观点：

1、独尊孔教对思想文化的阻碍。他在1917年答吴又陵的信中写道：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

2、孔教已不合时宜。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中认为：宗教是出世法，它的根本教义不会随着世间差别而变迁，因此，它对人心的影响极为深远。而其他入世的学说，包括孔教，它们产生在一种社会，一种社会也产生一种学说，这种学说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演变。想独尊一学说，在空间上、时间上人人必须遵从，这在理论上是绝不可能的。与封建社会相依存的孔教学说，由于缺少进化，其与现代社会的冲突与不适宜便必然存在。陈独秀认识到了现代伦理学的个人独立主义与经济学上的个人财产独立，对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带来的大进，比如政党生活、妇人参政运动、男妇交际等，这些变化，对孔教的纲常伦理从根本上予以了动摇。即使是拥护孔教的人，到了1919年，也觉得孔教与现代追求平等的社会不相适宜。

3、孔教主述儒说阶级纲常之伦理。在1917年2月1日，陈独秀《再答常乃真》：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惟彼汉武以来，学尚一尊，百家废黜，吾族聪明，因之锢蔽，流毒至今，未之能解；又孔子主述儒说阶级纲常之伦理，封锁神州：斯二者，于近世自由平等之新思潮，显相背驰，不于报章上词而辟之，则人智不张，国力浸削，吾恐其弊将只有孔子而无中国也。

在答傅桂馨的信中，他说“若以孔子教义挽救世风浇漓，振作社会道德，未免南辕北辙也。儒者作伪干禄，实为吾华民德堕落之源泉。宗法社会之奴隶道德，病在分别尊卑，课卑者以片面义务，于是君虐臣，父虐子，姑虐媳，夫虐妻，主虐奴，长虐幼。社会上种种之不道德，种种罪恶，施之者以为当然之权利，受之者皆服从于奴隶道德下而莫之能违，弱者多衔怨以殃世，强者则激而倒行逆施矣。以此种种道德，支配今日之社会，维系今日之人心，欲其不浇漓堕落也，是扬汤止沸耳，岂但南辕北辙而已哉！

 （一）个性独立是陈独秀人权思想形成与扩张的基础

陈独秀人权思想的形成虽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是他的个性特征却是他的人权思想形成的基础。陈独秀诞生于1879年10月9日，于安庆。陈独秀成长于中国最黑暗最腐朽的时期，同时也是仁人志士呕心沥血，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时期。陈独秀个性刚烈，服软不服硬，正如他在《实庵自传》中所说：“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陈独秀天生刚烈的性格，让他对家庭、社会渐渐产生了叛逆。

陈独秀未满2岁，其父亲染病而亡。此后，陈独秀在祖父的管教下成长。陈独秀的祖父有一定的学识、才干和修养，但是思想守旧满脑子封建礼教，俨然夫子再世惟我独尊。陈独秀对其祖父的棍棒似的教育，从小便产生了抵触情绪与反叛情绪。17岁的陈独秀过继给了叔父，顿时他便成为了封建官僚大家庭的阔少爷，然而，陈独秀向来不问家事，视家产如敝履，对封建官僚家庭进行了彻底的背叛。

陈独秀思想自幼活跃，戊戌变法“废科举，兴学校，更旧法，变官制，消君权，伸民权，开国会，定宪法”等先进思想影响了时年17岁的陈独秀，他萌发了革命的念头。维新运动的建立民主政体的理想，对年轻气盛、意气勃发的陈独秀来说有着很大的影响。1901年陈独秀，在杭州求是书院之时，便开始了最初的革命活动，跟同学进行反满演说，在藏春楼开办图书室，鼓吹革命，宣传反清，进行拒俄演说，被清廷列为首要分子加以追捕，被迫逃往日本。（见《陈独秀传奇》，吴晓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从此，陈独秀踏上革命的道路，在日本学习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知识，参加了留学生中成立最早的团体——励志社，后加入倡导“民族主义”的青年会。陈独秀因在日本发生剪学监姚煜辫子后被驱逐归国。归国后的陈独秀在安徽到处传播激进思想，组织青年励志社。在上海与章士钊编辑《国民日日报》，宣传民族民主革命。创办了《安徽俗话报》，畅谈时政，颇启民智。在上海参加了军国民教育暗杀团，组织了“岳王会”，后岳王会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胜利，陈独秀任皖都督府秘书长，后协助时任安徽都督的柏文蔚讨袁。“二次革命”失败，陈独秀死里逃生到了上海，靠卖文为生，后离开上海到日本帮助章士钊主办《甲寅》杂志。

中国革命经历了辛亥革命胜利、袁世凯的篡权，中国的现实仍未太大改变。而陈独秀的救国救民的理想仍未实现。他认为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须办杂志。回到上海后，1915年9月15日，他创办了“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的全新刊物——《青年杂志》。这个杂志的问世在古老的中国擂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战鼓，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青年杂志》以及以后的《新青年》刊发了大量思想革命的文章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同时也刊发了他的大量作品，反映了他的主要思想。他高举科学和民主的两面大旗，向当时复古尊孔的运动思想进行了勇敢斗争。应蔡元培之邀，陈独秀在北大任文科学长，并继续主办《新青年》，在北大，蔡元培主张兼容并蓄的学术思想，北大的思想异常活跃。陈独秀的激进思想在北大引起了学子们思想的巨变，科学与民主思潮激荡着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扉。

1918年11月27日，陈独秀与李大钊又创办了《每周评论》，与《新青年》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大力开展新文化运动。受李大钊的影响，陈独秀接触研究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学生运动，即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是陈独秀。陈独秀自五四运动后，思想从国家主权转向了为平民争取权力，即转向人权主义者。1920年2月， 陈独秀赴抵武汉，参加了武昌文华大学毕业典礼。在为其举办的欢迎大会上，他即席发表题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说，主张平民社会，人民的权利平等，消除阶级的差异。

在与李大钊联手筹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他积极创办工人刊物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他指出新文化运动将影响到各个方面：“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到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把劳动者当作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作机器、牛、马、奴隶看待。”他将《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特编成《劳动节纪念号》，使《新青年》成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他发起创办了《劳动界》、《伙友》周刊等。

陈独秀还亲自为工人刊物及其他报撰写了20篇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大力宣传工人的重要社会地位及剩余价值学说，批判资产阶级的言论，无情揭露招牌工会，号召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

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届至五届总书记，领导了早期革命，与国民党进行第一次国共合作，完成了北伐任务，结束了南北分离与北洋军阀主宰中国的历史。后虽然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但是他在艰苦的环境里，对中国革命与前途仍然开展了研究与探索。

陈独秀从事革命运动，多次入狱，但是他仍然坚定信念，直至终老。他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写道：“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陈独秀就是这样的硬汉形象，坚定不移地追寻着真理。

陈独秀是因为坚持民主与科学，才表现出对专制当局与社会的不满，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里他写道：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陈独秀坚持民主与科学的态度是绝决的，他说“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可见，陈独秀因为有了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对社会反叛是何等的气度，他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切，他在政治上遭受了来自阵营内与阵营外的打击，但是在国民党监狱，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下，他潜心研究学问，在逃难至江津，在贫困病痛交加之际，他拒绝了来自国共两党伸出的橄榄枝，最后在江津因贫病而终。“龙性岂能驯”的诗句，能全面地概括他刚直不阿、永不低头的良好品质。正是这种品性，他向封建专制、封建礼教发出了摧枯拉朽的“革命”，推动了中国向现代社会意识的转型。

（二）中国社会进步思潮中人权理念的影响

陈独秀人权思想的形成是受当时社会进步思潮中的人权理念影响而形成的。到19世纪末，中国政局已是晚清时期，清王朝的统治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国家的衰微使得从统治阶层到普通平民不断探索国家强盛的方略，各种思潮纷至沓来，其中关于民权的主张,是引起政体变革、唤醒民众的重要思想。这些民权思想，是陈独秀人权思想的重要基础，也是20世纪初期中国人权思想的先声。

——康梁的民权思想

19世纪末中国发生的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事件，莫过于由康有为、梁启超所推动的戊戌变法。此次变法虽然从官制改革和人事变革入手，希望建立一种新的政治体制，但是实际上它成了一次启蒙运动。康梁变法的失败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后果，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国人“变革”意识不是消沉而是增强了，另一后果，就是启蒙思想迅速传播。变法失败后，维新派总结经验，终于认识到，“变法不变本原，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这里所说的“本原”，就是维新派说的“民智民力民德”。在他们看来，强国必须从培养造就“新民”做起，于是他们的工作重点便转向开展社会启蒙上来。康、梁流亡到日本后，便创办了《清议报》，继续宣传他们的维新变法主张，同时进行思想启蒙。梁启超把“倡民权”作为清议报的首要特色，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学说，是维新派宣传的重点，特别是他们把伸张民权同确立国权联系在一起。“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而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康梁的民权思想在社会上引起了人们思想的转变，这对陈独秀来说也影响极深。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一文，陈独秀开篇写道：“南海康有为先生，为吾国近代先觉之士，天下所同认。吾辈少时，读八股，讲旧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以为皆洋奴，名教所不容也；前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 其中的“域外之政教学术”，应当包括西方的人权思想。

——新型知识分子“国民”观念

 “完全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出现于20世纪最初的几年间。这一方面是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清廷推行新政、实施教育改革的一个必然结果。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最早是天文历算之学，之后是制造枪炮的技术，而甲午战争之后，西学的范围大大扩展，几乎囊括了政治、经济、法律、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知识分子接触西学的范围越广其近代化特征也就越明显，这是新式知识分子实现群体转型的前提，而清末的教育改革，则使知识分子的转型成为可能。清末的教育改革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废科举；二是兴学堂；三是派留学生。这三个方面为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辛史第55页）随着西学的传播，新型知识分子具有区别于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特质：“（1）自身群体意识使命意识的增强，或曰群体的自觉；（2）参政议政意识的增强，或曰政治的自觉；（3）传播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意识的增强，或曰思想的自觉。” （辛史第57页）首先从群体自觉来看，新的知识分子普遍对当时的制度深怀不满，憧憬西方的生活与制度。其次从政治自觉来看，由于进化论在中国的深入传播，以及民族危机的加重，新型知识分子投入到反帝爱国活动，自觉承担了启发了民众的责任。他们努力宣传救亡思想，以促使国人之觉醒。再次是思想自觉。这最鲜明地体现在他们对旧文化、旧习俗的批判和对新文化、新习俗的提倡上。他们勇猛地抨击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礼教，说它是剥夺人权、培养奴隶的蟊贼，他们号召以大无畏精神，冲破几年来封建的思想、学术、教化风俗的压制，破除迷信，不做古人的奴隶，不作圣贤学说的奴隶。“家庭革命”、“圣贤革命”、“纲常革命”的呼声越来越大。与之相应，“国民”观念以及与此相联的平等观念，权力观念，民众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国民报》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故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而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而国民沿独立。此奴隶与国民之别也。

在这里国民与奴隶相对，拥有权利、责任、自由、平等、独立等，同时在当时，新型知识分子已呼吁赋予每个国民的独立人格与地位是国家富强与发展的根本。陈独秀多次留学日本，在那里他学习与接触了西方文化，他的爱国热情与西方文化实现了融合，造就了他的自由民主思想。

——孙中山三民主义

孙中山在革命活动中，民族主义比较鲜明，就是“建立一个真正汉民族的国家”。同时，在他及革命党人的推动下，“ 民”的思潮进一步高涨。孙中山认为民是国之本，扶国必依民。他创办的兴中会章程第一条写道：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也就是说，创办兴中会的宗旨之一就是要申张与表达人民的意志。 “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孙中山已经多次使用民权一词，1903年，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今天下交通，文明渐启，光气大开，各国人民唱自由之义、讲民权之风以日而盛’。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说，‘夫满洲以东北一游牧之野番贱种，亦可享有皇帝之权，吾汉人以四千年文明之种族，则民权尚不能享，此又何说’？可见孙中山在开始使用民权一词时，也是把民权当作君权的对称提出来的。民权主义的正式提出还是在同盟会成立之后。”（辛史227页）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集合革命志士，建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带有近代政党色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其后又将它解释为包括民族、民权、民生内容的革命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有其独特的思想内涵。“民权主义的核心实际上就是建立民主共和政体。”（辛史228页）辛亥革命成功后，共和思想得到进一步普及，崇尚公德、尊重人权、贵贱平等、意志自由等思想风靡一时。

有以上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民权思想的影响，陈独秀当然也深受启发与影响。他本人也经历了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到革命派转变的历程。所以他也将改变专制、国家强大、改良政治的视角放在重视民权上。他认为专制君主之流毒、所谓纲常大义，有损于民德，民志，民气。对袁世凯的帝制活动的反思，他认为要救中国，还必须启发国民的政治意识，培养国民的独立人格，相对于政治制度的建设而言，思想的觉悟与人格的独立更为重要。

以上的民权理念，不是瞬间完成的，在中国它也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它是在西学东渐过程中逐渐完成的，从“师夷之长以制夷”的学习西方器物到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维新派的“不中不西”，这个过程中，知识精英对国家的富强之路认识越来越深入本质，从器物的不如人、科技不如人、制度不如何人，层层追寻，这些民族的先知先觉们终于认识到：“改造今日中国的根本方法，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里，对这个过程进行了概括，认为略分七期：第一期在明之中叶，西教西器初入中国；第二期在清之初世，火器历法，见纳于清帝，是为中国新旧相争之始；　　第三期在清之中世，鸦片战争以还，曾、李相继提倡的洋务运动；　　第四期在清之末季，康、梁戊戌之变；第五期在民国初元，民主共和、君主立宪之讨论；第六期则今兹之战役也，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第七期民国宪法实行时代。

（三）西方人权思想的影响

日本是中国学习西学的中转站。陈独秀多次留学日本，或多次到日本避难，当时日本有着良好的学习西方的氛围，西方的人权思想与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民权思想，相互作用，最终促使了陈独秀人权思想的清晰。

在陈独秀五四运动前的著述里，介绍西方文化思想，进行启蒙式教育是一大特点。在《独秀文存》的第一篇论文《警告青年》中，他向青年们倡导六种思想：自主、进步、进取、世界、实利、科学，这六种思想分别与中国传统的奴隶的、保守的、退隐的、锁国的、虚文的、想象的思想相对照，这种中西方思想的对比，很好地突出了西方进步思想的可贵，并有力地揭示了中国固有思想的落后以及对人性的极大遏制。在陈独秀的文章里，或宣扬西方思想，或批驳传统思想的可鄙，或两者同时进行。陈独秀的人权思想也是在这种中西方思想对峙中，在中西方文化相互激荡中生存与发展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非常明确地赞扬了法兰西的人权说、生物进化说、社会主义。《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袁世凯复活》、《再论孔教问题》等篇章，则以平等人权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孔子之道是阶级之道的本质特征，它是形成封建等级制度的思想基础。可见，陈独秀吸取西方人权思想的精华，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进行剖析，最终站在了西方思想的一边，而对传统进行了彻底抨击，反孔反传统，进行思想革命成为他的重任。经过他的努力呐喊，积极动员，引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始在文学界进行，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但是最终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最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较之以前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对人的思想影响更为深刻。在陈的思想里，西方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是无法调和的。

为什么陈独秀那样迷恋西方是因为“欧洲自力抗自由新思潮之梅特涅失败以来，文明进化，一日千里。……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此三者为欧美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

具体来说，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英美民主思想对陈独秀影响极为深远。

1、法国大革命的人权思想及其影响

陈独秀认为，世界文明分为东西文明，代表东洋文明的，印度与中国，都没有脱古代文明之巢臼，可称得上“近世文明”的，只有欧罗巴人所独有，欧罗巴文明的发动者是法兰西人。为什么欧洲文明称得上近代文明呢？陈独秀认为近代文明有三个特征，一是人权说，一是生物进化论，一是社会主义，这三者“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在这里陈独秀首肯人权思想，这是因为人权打破了君权与贵族特权，打破了阶级等级所造成的不平等。陈独秀认为在法兰西革命以前大多数人民无人权，而有独立自由人格者，只有少数君主与贵族。法国的人权宣言，促使了法国人的觉醒，争得了人权。正如陈独秀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所说：“法兰西革命以前。欧洲之国家与社会。无不建设於君主与贵族特权之上。视人类之有独立自由人格者。唯少数之君主与贵族而已。其余大多数之人民。皆附属於特权者之奴隶。无自由权利之可言也。自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兰西拉飞耶特[ Lafayette. 美国独立宣言书亦其所作] 之人权宣言。 Ladeclarationdesdroits de l'hommes.刊布中外。欧罗巴之人心。若梦之觉。若醉之醒。 晓然於人权之可贵。群起而抗其君主。仆其贵族。列国宪章。赖以成立。”“ 人类之得以为人。不至永沦奴籍者。非法兰西人之赐而谁耶。”

  2、俄国革命的人权思想及其影响

    在1915年，陈独秀已经接触到了社会主义，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社会主义与人权说、生物进化论受到了他的推崇，认为此三者是近世文明的三大特征。他认为社会主义“可谓之反对近世文明之欧罗巴最近文明”，他的理由是“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社会形态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他深刻地认识到了自人权学说兴起，资本主义革命后新的不平等形成了，那么必须“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须实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主张“废弃所有权，行财产共有制”，“以国家或社会，为财产所有主，人各从其才能以事事，各称其势力以获报酬，排斥违背人道之私有权而建设一新社会也。”这样便会解决贫富之间的过度差别带来的社会不稳定。

自马克思主义出现以来，尤其是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人权概念与人权制度已由重视保障个人人权，发展到重视保障集体人权，如阶级的或阶层的权利，少数民族的或种族的权利，妇女和儿童的权利，残疾人的权利，消费者的权利等等，这些都是“群体”的权利，不是个体的权利。 (李步云：《论人权的三种存在形态》，《法学研究》1991年第4期。)

　 陈独秀在北大任文科学长期间，受李大钊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社会主义对陈独秀影响很大，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在十月革命后，陈独秀为之振奋，对其进行了高度评价，将其同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相提并论，认为是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见《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此时，陈独秀的人权视角转向了劳动阶层。在1920年5月1日，他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职合会演说里对劳动者的权利进行了充分肯定，与皇帝、做官的、读书的相比，他认为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他认为劳动阶层为社会提供了支撑，“若是没有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在当时的社会劳动者人权没有多少保障，思想上劳动者受到了歧视，在这次演说中，陈独秀揭示了当时社会的普遍意识：“但是现在人的思想，都不是这样，他们总觉得做工的人最无用，最下贱；反是那不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我们现在一方面盼望不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无用的下贱，一方面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有用，贵重。”在这次演说中，陈独秀认为劳动者的人权实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求待遇的改良，二是要求管理权。待遇改良就是充分保障劳动者生存权，在1920年，中国劳动者的待遇是很差的，难以维持基本生存，因此，进行待遇改良运动是十分必要的，陈独秀在上海参与了领导工人的运动。要求管理权，则是更高的权利，“是要求做工的人自身站在国家资本家地位，是要求做工的人自己来管理政治，军事，产业”，“第二步要求，并没有别的奢望，不过是要求做工的劳心者居于治于人的地位”，这种权利，是政治权利，是管理事务、国家的权利。陈独秀率先运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分析了工人工资的不合理性，他主张把“工值”给工人（“工值”是什么？是工人每日劳力结果的生产额在市面上的价值，不是资本家任意定的三角两角。），并认为工作时间问题，不单是工人个人问题，也还是社会问题，他认为减少工人劳动时间，可以扩大就业，可以解决工人教育问题，否则，工业越发达，人民底知识精力越退步，将造成人种衰微的现象。他还主张“由公共的力量强行把全国底资本都集合到社会的工业上”，“果然是社会的工业，他的发达，社会上人人底幸福跟着平等的发展”。还有，他主张工人参与红利分配，这法子可以使个人社会间利益两全。

贫民生存权问题。受十月革命及马列主义影响，陈独秀用阶级的方法分析与认识社会问题，贫民由于处于社会底层，他们的权利受到了资本家的剥削。为此，他十分重视贫民的生存权。在《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他对马尔塞斯为了限制人口而“专门要限制下层贫民、上流富裕阶级就有孳生的权利”的论调进行了猛烈批驳，“上流富裕阶级就有孳生的权利，他们的这权利是从哪里来的？又何至主张贫民没有生存权，又何至说没得父母的人没有吃饭的权利，好比宴会里未请的宾客没有入座的权利一样呢？”他主张贫民享有救济权，在《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中，他主张“贫民多子，自然是社会上一种悲惨的现象，我们应该设法救济的”。他认为要找出贫民贫困的原因，是不是社会制度的问题，是不是没有贫民子女公共教育机关的问题。因此，他主张在分配上实行平均，或办贫儿公育院。

3、英美民主的人权思想及其影响

英美国家最重自由，是最为自由的国度。这种自由民主思想，对陈独秀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正是吸取了这种自由民主思想，陈独秀最为反对专制的传统，成为他思想发展的主要动力与意识基础。从《今日之教育方针》等文章可以看出端倪：“英吉利所重者，个人自由之私权也”、“是以英、法革命以还，惟民主义，已为政治之原则。美、法等共和国无论矣，即君主国，若英吉利，若比利时，亦称主权在民，实行共和政治。”英美的“个人自由之私权”、“惟民主义”、“主权在民”等思想，也是陈独秀个人自由主义人权观的重要理念与内容，他大力倡导“以自身为本位”、“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等等。

二、陈独秀人权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陈独秀人权观

1、公民权

    人权与公民权这两个概念，不仅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典文献，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都是有区别的。例如，法国1789年制定的《人权宣言》，其全名就是《人权与公民权宣言》。马克思曾指出：“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 (李步云：《论人权的三种存在形态》，《法学研究》1991年第4期。)人权最初是从道德权利中发展起来的，具有超国家性与超实定法的性质。公民权是法定权利，人权在法律上具体表现为公民权利。

在各国宪法，公民权主要包括自主独立、平等、自由等内容，陈独秀在他的作品里，对公民权的这些基本内容进行了论述，是他的人权思想中的主要内核。

（1）自主独立。自主独立是陈独秀较早提倡的人权思想。他说每个人都有自主之权，不仅没有奴隶他人的权利，而且也绝对没有把自己当成奴隶的义务。所谓奴隶，就是古代对于强者的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的弱者。他认为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主要是破坏君权，求政治的解放；否认教权，求宗教的解放；平均财产，求经济的解放；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的解放。所谓解放，就是去除奴隶身上的羁绊，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的举措。陈独秀从欧洲解放的历史，认识到谋求社会进步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要确立人权，使人从君权、教权中解脱出来，成就独立自主之人格。只有人格独立自主，才能使人成其为人，人才能享有其他权利，比如“我有手足，自谋温饱”的劳动的权利；“我有口舌，自陈好恶”的言论自由；“我有心思，自崇所信” 的信仰自由等等。

 主张独立自主的人格，在二十世纪初是很有必要的，这种主张也的确促进了知识阶层的进一步觉醒。辛亥革命后，虽然民主共和思想在积极传播，但是封建思想仍是控制着社会的主流，与封建制度同生共荣的孔教仍是政治、道德、伦理的基础，人们仍然受着旧思想、旧制度的束缚，难以有独立自主的人格。为此，陈独秀在一面主张人权的同时，一面对巩固封建秩序的伦理纲常进行了无情的“炮轰”。

他认为“忠孝节义，是奴隶之道德”。他深刻地认识到了，“君主专制时代，人民惟统治者之命是从，无互相连络之机缘，团体思想，因以薄弱”的弊端，在封建社会人的主体人格缺失，人民缺乏思想与交流，成为“散沙之国民”，这些人民组成的国家，自然不能在国际生存竞争的漩涡里取胜。在《抵抗力》一文，陈独秀进一步分析了专制君主之流毒，君主专制，天下顺民，惟命是从，君强民弱，他认为这是造成国人抵抗力薄弱的原因之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陈独秀进一步剖析了封建社会宗法制度的痼疾，他说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宗法制度的恶果，主要有四个方面：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

续接：中西文化激荡下的陈独秀人权思想（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