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笔记之：陈独秀的民主思想 作者：田成杰

　　陈独秀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让所谓的“主流”承认这一点，可能还得需要50甚至100年的时间——我们对过去只有篡改、消灭或狡辩，而鲜有真正的反思。近期整理一篇反映陈独秀晚年思想的文章《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作者：王思睿），又感受了一次他的伟大。特别是他对民主、政党及苏联和斯大林的看法，更是后人——包括很多所谓的“人物”——所不及。

　　“……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的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而是社会进步的必需品。可悲的是，没有民主制“消毒”的中国社会，正在实践陈独秀的思想，充当着“官僚政权社会”的典型角色。（成杰评论）

　　“……自苏俄领导者‘中途变节’……代之以俄国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政策；各国头脑清醒的人，乃日渐由怀疑而失望，直到现在，人民对于苏联虽然内心还怀有若干希望，而在实际上只得认为它是世界列强之一而已，若要硬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蹋社会主义了！”

　　——陈独秀对苏联政府所作所为及其性质的认识，比毛泽东超前了二十年，当时不仅中共和中国的托洛茨基派不能接受，连国民党政府也认为有碍对苏邦交而禁其发表。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主任委员拟具第8432号公函，指责陈独秀的文章“内容乖谬，违反抗建国策”，指令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处检扣”。《大公报》本来要刊载陈独秀的《再论世界大势》，即被禁止，开了一个天窗。（原作者评论）

　　“如果说史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史大林的罪恶非由于十月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而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独裁制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出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从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

　　——陈独秀对苏联制度的剖析，比同辈大家托洛茨基、纪德、罗曼•罗兰等更为透彻清晰，鞭辟入里；他对斯大林的历史评判，比下一辈人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围绕所谓“个人迷信”的争论，更不知要深刻和高明多少倍。让后世之人感到，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许多事情都被他说中了。（原作者评论）

　　“我们既然参加了民主国家兵工厂美国所领导之反纳粹战争，我们既然参加了为保护世界民主自由而战斗同盟国集团，自然应该以民主自由为国人之中心思想，使全国人同其视线同其标的以集中战斗意志；即令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落后，又加以历史传统，而且在战争中，民主自由制度一时不易达到理想程度；这自然是事实，然而起码也必须表示趋向民主自由这条道路的决心，不应该像有些人根本反对自由民主，痛骂民主自由是陈词腐调，指摘主张民主自由的人是时代错误；或者客气一点，拿中国特殊的所谓‘民主自由’，来抵制世界各民主国通行的民主制之基本原则。”

　　——即便到了近100年后的现在，我们身边仍然有很多所谓的“爱国者”以所谓的“中国特色”、“国情”为由，反对和抵制中国社会的真正变革。（成杰评论）

　　“对于国外斗争，无论是对于轴心国或非轴心国之斗争均应从民主主义出发，不应从民族主义出发。”

　　——中国60年的外交实践说明，不讲原则的“团结”，结果往往是“与狼共舞”——得到了眼前利益，却无法赢得真正的的朋友和世界的尊重。（成杰评论）

　　“被旧的民族观点蒙住了眼睛，看不出将来国际化的新趋势，落后民族自己的经济条件，当然谈不上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如何发展也谈不上。今天，落后民族无论要发展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都非依赖先进国家不行，只要不是民族夸大狂的人，便能够认识这种命运；近百年来，资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已经打破了各落后民族的万里长城；此次大战后，各派帝国主义的统治形式，将由殖民政策，转化为更集中的更有机性的国际集团，所谓大西洋宪章，所谓太平洋宪章，如此等等，便是这一集团运动的开始。……没有任何民族主义的英雄能够阻止这一国际集团化的新趋势；而且被压迫的民族，也只有善于适应这一国际新趋势，将来才有前途。”

　　——许多国人在九十年代说的话，包括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原作者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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