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五次东渡日本_研究文章_研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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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五次东渡日本

发表日期：2012年1月10日出处：团结报网作者：张家康【编辑录入：多声】

    二十世纪初的十四年间，陈独秀先后五次东渡日本，其间除完成正常学业外，则是积极投入留日学生的爱国革命运动。
    1901年11月，陈独秀第一次东渡日本，入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学习。在日本，他很快便溶入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中，加入留日中国学生团体励志社。在这里他读到很多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理》和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的思想，使他彻底告别康梁维新党，而转向通过革命手段建立民主共和的“乱党”。
    1902年9月，陈独秀因安庆藏书楼的爱国演说而获罪，再次流亡日本。他与潘赞化一同进成城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学习陆军。这年冬天，他与秦毓鎏、张继等组织青年会，“明白揭示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破坏主义为目的。”
    留日中国学生的言行举止，一直受到清朝政府的监查，南洋学生监督姚煜便是清政府约束留学生的一条忠实走狗。此人无理阻碍青年学生的正当利益和要求，早就激起留学生的义愤。1903年3月，陈独秀、张继、邹容等人相约，为伸张正义，应该给这条走狗以教训。这天晚上，他们来到姚宅，声言代表留日学生来取他的头。姚煜吓得面如土色，苦苦哀求。邹容说：“你的脑袋权且留下，可是，你的头发万万留不得。”于是，张继抱着他的腰，邹容捧着他的头，陈独秀挥起剪刀，“喀嚓”一声，把姚煜的辫子齐根剪掉。第二天，只见留学生会馆的门前，悬挂着一条细黑的辫子，旁侧书写道：“南洋学监，留学生公敌姚煜辫。”然而，陈独秀他们闯了大祸。清政府驻日公使勾结日本警方，立即对他们进行追捕。陈独秀、邹容、张继被迫于4月间回国。
    1906年夏，陈独秀第三次东渡日本。苏曼殊同行。这时，他们都是芜湖皖江中学的教员，在日本度完暑假后，便又一起回国。回国后，陈独秀又投入联络革命党人的活动。安徽巡抚恩铭知道后，连连下书，予以迫害。
    次年春，陈独秀再也不能在芜湖存身，被迫第四次东渡日本。在东京，他进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语，与苏曼殊、邓仲纯同住一间小屋。苏曼殊向他学做律诗，他向苏曼殊学习英文和梵文，两人相处融洽，成为挚友。
    恰逢此时，章太炎、刘师培、苏曼殊、陶冶公和日本人幸德秋水、印度人钵罗罕·保什等发起创立亚洲和亲会。陈独秀虽较早参加亚洲和亲会，可是他的革命抱负和热情，并没能在这个组织内得以尽情的发挥和展示。他只得保持沉默，闲来无事，常来东京《民报》馆，与章太炎、钱玄同等讨论汉学和西方文学，以打发无聊的时光。
    在日本的岁月里，陈独秀在友人的陪同下，游览著名风景区日光山中的华严瀑布，写下一组纪游风景诗《华严瀑布》。这组诗本为十四首，1911年2月19日在《民立报》发表时，只刊载了其中的八首，并改名为《华严泷》。
其一：
    湖水深且碧，波静敛微白。
    东注落为泷，高悬一千尺。
其二：
    矫若天龙垂，倒挂玲珑石。
    飞沫惊四筵，无语万山碧。
其三：
    仰瞻接奔雷，俯视迷霾雾。
    回首觅归途，夕阳红满树。
其四：
    少女曳朱裙，掩面色凄恻。
    自惜倾城姿，不及君颜色。
其五：
    列峰颦修眉，湖水漾横波。
    时垂百丈泪，敢问意如何？
其六：
    死者浴中流，吊者来九州。
    可怜千万辈，零落卧荒丘。
其七：
    日拥千人观，不解与君语。
    空谷秘幽泉，知音复几许。
其八：
    我欲图君归，虚室生颜色。
    画形难为声，置笔泪沾臆。
    这组诗以景抒怀，忧时感世，既表现他触绪伤怀、忧愤悲戚的凄苦心情，更抒发他成仁取义、义无返顾的革命精神。
    1909年1月至8月间，陈独秀与苏曼殊同住东京清寿馆，两人所作唱和《本事诗》十首。在陈独秀的和诗中，依然可见他投身革命的志向。如：“丹顿裴伦（但丁、拜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黄鹤孤飞千里志，不须悲愤托秦筝。”
    1914年7月，好友章士钊由日本东京来信，让陈独秀速来日本，共同编辑《甲寅》杂志，于是，他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东渡日本。到了东京，他主要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同时，他还进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语。在《甲寅》杂志社，陈独秀以文会友，结识了《甲寅》的其他撰稿人，如李大钊、高一涵和易白沙。
    到日本后，陈独秀有了静心作文的条件。他不舍昼夜，完成了早已酝酿于胸的文章，这就是发表于11月10日《甲寅》的《爱国心与自觉心》。这篇四千多字的文章，观点鲜明，文笔洗练，直面传统的思想道德观念，对当时的知识社会造成很大的冲击。文章将东西方的国家观念进行对照比较，指出中国人眼中的国家就是皇朝，所以，忠君便是爱国，爱国便是忠于皇上。西方人却不是这样的认识，他们认为，国家是“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国家的天职是“保障权利，共谋幸福”。可是，中国的历代王朝，从来都不是以民为本的“建设国家者”，他们只会疯狂地聚敛财富，“以谋一姓之兴亡”。他认为这样的国家，“实无立国之必要，更无爱国之可言”。如果对这样的所谓国家，还“过昵感情，侈言爱国”，那么，“爱之也愈殷，其愚也益甚”。那就是缺乏自觉心的愚忠。
    文章发表后，《甲寅》收到了十多封来信，信中诘问斥责：“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但是，时过半年，当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日本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人们才从混沌中惊醒，认为卖国的中国现政府，实在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于是，他们对陈独秀的文章，由责骂、抗议，转变为接受和推崇，盲目愚忠的“爱国心”，也就“渐次为自觉心所排而去。”
    爱国心，自觉心，君心谁知？陈独秀采取正话反说的方式，以开启民智，树立民众的民主共和的国家观念。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他的良苦用心呢？一年不到，陈独秀则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又一次以思想巨人的丰姿，高擎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掀起新文化运动的巨涛狂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