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认为，只有建立劳工当政的国家，人民才能实现各种自由权利，而一旦劳工阶级取得政权，全社会都是劳动者，就没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了。陈独秀这个观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符合民主制度发展逻辑的。

　　1929年8月5日他给中共中央常委会写信，引用列宁的话强调党在报刊上开展公开讨论的重大意义。信中说：“德谟克拉西，是各阶级为求得多数意见之一致以发展其整个的阶级力所必需之工具，他是无产阶级民主集权制之一元素，没有了他，在党内党外都只是集权而非民主，即是变成了民主集权制之反面官僚集权制。”

　　他在信中引用列宁的话，对党报批评和党内批评自由作了分析，他的观点在70多年后苏联解体不久，中国理论界才有人提出来。他写道：“现在中央政策，竟在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名义之下，把党内必需的最小限度的德谟克拉西也根本取消，并不是什么‘相当缩小’……同志们对于政策上工作方法上有不同的意见一概不许开口，从省委到支部，都不能讨论政策及工作方法问题，都成了机械的‘中央命令传达机关’……同志间关于理论上政策上意见不同的争论，是党的进步的现象，决不是坏现象；反之，大家都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这正是党之幼稚的表现，争辩之结果，理由最充足的，自然会为大众所公认：错误的意见，一经公开的被大众批驳下去，以后才不至隐藏在党内，遇着机会便要发作出来。”

　　陈独秀告诫：“如果你们老是固执你们的褊狭性，而不顾及党内德谟克拉西的重要性，而畏不同的意见如蛇蝎，而企图用中央威权霸蛮的造成你们意见的一致，对于不同的意见，禁止讨论，或消极的不在党报上公表出来，一听到同志中和你们有不同意见，不管他的内容如何，便简单的用‘小资产阶级观念’‘非无产阶级意识’‘观念不正确’，如此等类没有内容的抽象名词来排斥他，更或者给他戴上一顶帽子，如‘反对派’‘托洛斯基派’‘某某派’等，来镇压住他，且以暗示一般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免开尊口，这便是有意的或无意的阻住了党的进步。”陈独秀的上述观点，批判了党内、包括在党的报刊上以权压制不同意见的观点，是非常深刻、正确的。

　　1929年底，陈独秀等人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援引列宁的话写道：“我们曾经屡次确定对于工人政党的队伍中纪律之重要与见解。行动统一，讨论和批评的自由，这就是我们的定义。只有这样的一个纪律，才配称先进阶级的民主政党。”

　　自1940年3月2日至1942年5月13日，陈独秀除了写些文章宣传抗战，还发表了4篇文章和写给朋友的6封信，猛烈抨击苏联对人权和言论自由的践踏，发出严厉的质问：“资产阶级政权，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他们能允许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不怕垮台；而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统治少数，竟怕这怕那，强调一党专政不允许言论自由，焉有是理。”1940年7月在《给连根的信》中，陈独秀提出了一些令人震惊的观点，被称为“最后的政治见解”。他说：“我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民主之基本内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一样的。”

　　陈独秀强调，苏联的专制不能全部归罪于斯大林，而是独裁体制的逻辑发展，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针对所谓民主制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不必为民主斗争，陈独秀痛心疾首地声明：这就“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晚年陈独秀坚决主张建立人民的民主制度，反对任何形式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

　　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发言时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讲“七大”工作方针时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是他领导的。他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这些人受陈独秀和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2012年第5期《同舟共进》刘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