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27年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情况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和维经斯基等人的呼吁发生了作用。在1927年初的账单上我们可以发现，共产国际批准的中共经费预算已经达到了12万元。赤色职工国际和青年国际还有单独的预算帮助中国的工人运动和青年团组织。但是，随着1926年7月北伐战争的开始，中共组织的发展和工作推进的需要，变得更加迅速和难以预测了。于是不仅赤色职工国际、青年国际要向中共提供工运费和青运费，农民国际和济难国际全称应为国际革命战士济难会，是用于援助各国因革命受难者及其家属的一个国际性组织。也一度开始专项提供农运费和济难费。再加上军事工作的全面展开，联共(布)还不得不委托苏联军事当局设法提供兵运费。而为应付频繁出现的意外事件，共产国际还通过专项拨款给在华的共产国际代表一笔特别费。进入到1927年以后，随着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举行、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国共关系全面破裂后中共转入地下并在全国范围进行武装暴动，大小事件频繁演出，整个经费援助的情况自然也就成了一笔糊涂账。

下面仅据已有的资料说明共产国际为几次重大事件提供资金的情况：

(1)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据上海区委检讨第二次(2月22日)武装暴动的情况时谈到，此次暴动经费约支出2470元，实际花掉1789元，余671元。据特委会报告称，为第二次武装暴动，曾准备用3000元活动海军，仅花掉1000元。在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过程中，据上海区委报告，曾向俄国人要求援助6500元，俄国人同意提供7000元;又向国民党人提出援款要求，国民党人则同意给罢工工人5000元。3月5日下午已得款13万元。

(2)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第93号秘密会议决定，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名义，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款项中，给上海工会理事会汇10万卢布，以便上海工会理事会将这笔款项用于救济南京事件中的中国受害者。《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3号(特字第71号)记录》，1927年3月3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第169页。

(3)开办党校。经莫斯科批准，决定在汉口办党校，开办费497万元，月费预算为142万元。

(4)湖南农运。7月5日，共产国际代表同意为复兴湖南农运拨款395万元。

(5)转入地下。8月9日，鉴于白色恐怖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政治局委员要单独租房居住，不可两人同住，以免发生危险。国际代表为此拨款1000元。

(6)秋收暴动。8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并经国际代表同意，决定秋收暴动预算“至多不可超过沪钞一万元”。

(7)建立军队。8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批准军事总顾问加伦关于组织南昌暴动，然后南下占领广东汕头，接运苏联武器，以便装备一个军的提议。为此，在已向苏联驻武汉总领事伯纳和军事顾问加伦送款30万美元之后，会议决定：还应“为此目的拨给15000支步枪、1000万发子弹(算在库伦储备物资账上)、30挺机关枪和4门山炮，带2000发炮弹，总金额110万卢布”。

(8)为将已经送去库伦的41名接受过军事或政治工作训练的中国学生送往广东，加强南昌暴动部队的骨干队伍，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为把他们送回国去拨款4000美元。

(9)京汉粤汉铁路罢工。9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并经国际代表同意，决定由林育南带去给岳州以南至安源的罢工基金1500元，岳州及其以北(汉口)的罢工基金由中央直接接济。初步计划：平均一个工人6元，坚持一个月。

(10)北方暴动。10月，共产国际代表未经中央同志，单独汇给北方局3000美元用于组织暴动，后又寄出4500美元。

(11)紧急会议。11月，为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共产国际代表同意中共中央所提2000元的预算。

(12)广州暴动。据中共中央1928年1月16日报告称，从1927年11月至1928年1月，总计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已为广州暴动用去了近10万元。参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9号(特字第97号)记录》，1927年8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0号(特字第98号)记录》，1927年8月1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4号(特字第102号)记录》，1927年9月1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第16—19、20、71页;《中央常委会速记录》，1927年9月6日;《中央常委会速记录》，1928年1月16日。

除上述重要事件的专项拨款以外，已知1927年的经费援助情况亦可扼要列举如下：

(1)5月26日，青年团中央书记报告称：共产国际原定每年24万元的预算已取消，青年共产国际决定每三个月提供经费7000元。中共中央书记报告称：党的预算，连同特别费，只能有15万元。

(2)5月2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第105号秘密会议决定，每月从中国委员会的经费中拨出1000美元用于在帮助中国同志组织军事工作。《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05号(特字第83号)记录》，1927年5月2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第275页。

(3)6月2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第112号秘密会议决定致电鲍罗廷、陈独秀等，说明已给通过领事馆武汉政府寄去200万卢布，但强调说：这笔经费“对于和陈独秀一起组建可靠的革命军部队是特别需要的。必须了解实际上为此在做什么工作，随着这项工作的开展，我们将按确定的贷款数额(进一步)寄出经费”《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2号(特字第90号)记录》，1927年6月2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第345、349页。。

(4)8月，鉴于国共关系破裂，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全面停止，中共中央反复开会讨论以后的预算问题。从最初提出总的预算每月82万元，后减至4万到5万元，强调一定要细细地与共产国际代表核算。同时也要求党员要自己谋生活，组织部要切实收党费。据组织部长报告称，自筹党费估计或可有3000元。

(5)9月6日，共产国际为中共拨款17128美元。

(6)9月1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报告，已与济难国际代表商定：济难国际每月提供两湖地区1500元，江苏2000元，广东1000元，北京700元，由中央转交各地。中共中央提出，应请济难国际每月再增加1500美元的援助。济难国际1928年初为1927年后三个月实际拨款19万美元。

(7)11月17日，因与共产国际代表交涉困难，中共中央决定党费月预算仍维持12万元，中央7000元，各省5000元，工运费和特别费单列。

(8)1927年12月，中共中央又提出1928年月预算为55万元。但与共产国际代表交涉谈判未果。

(9)除非正常性开支外，共产国际在1927年预算内的拨款总数为187674元。《阿布拉莫夫给诺罗夫的电报》，1927年9月6日;《皮亚特尼茨基给阿尔布列赫特的信》，1928年4月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第35、396页;《中央常委会速记录》，1927年5月26日;《中央常委会速记录》，1927年9月15日，等。

由上可以了解到以下几点：

(1)1927年共产国际提供的党费一项，每月平均当不超过12万元。连同特别费，中共中央每月从共产国际执委会得到的款项平均在15万元左右。但加上济难费等，特别是到8月以后，每月经共产国际联络局提供给中共的费用，平均应在2万元左右。

(2)1927年几乎整整一年中国革命的急剧动荡，造成了共产国际临时性开支大幅增长，中共依照正常预算开支也全无可能，再加上赤色职工国际、青年共产国际、济难国际、农民国际，以及苏联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等相继介入，因此这一阶段的财政收支已难有确切的统计。

(3)由于这一年重大事件频出，受难者众多，故济难国际的援助力度极大，且已形成定期拨款。

(4)自8月以后，因国共关系破裂，中共转入地下，形势艰危，并成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唯一援助对象，因此，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经费援助的要求也明显提高，以致与掌控金钱的共产国际代表多次发生意见分歧。为此，双方均对现状表示强烈不满。中共中央领导人明确批评说：“他们不相信中国党”，“管钱管得非常糟”。共产国际援助中共的经费，中共中央应有权自己进行分配，而不应采取交给共产国际代表掌握，中共中央反而要向其申请批准这种做法。共产国际如果放心不下，可以派一个懂财务的人来担任会计。但共产国际主管向中共发放款项的代表却严厉批评中共中央不断要钱的做法。他在给共产国际联络局局长的信中写道：现在的情况非常不好，由于共产国际的拨款不是从一个渠道进行的，因此在中共党内造成了极不健康的现象。“迄今为止，党通过国际联络局每月收到大约2万墨西哥元。但这项预算被认为是不完全的。中央以各种理由请求我们为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拨给或多或少的款项。而且几乎为每件小事都提出请求。什么样的要求没有提出啊!只是建议散发个传单或宣言，需要调人到某地去，中央派个书记到省里去，就连某某人生了病，中央都会立即向我们提出拨给追加经费的要求。他们利用经费来源不同(国际联络局、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军事组织)这一情况，得以弄到这些经费，因为这一个来源不知道另一个来源已经拨出。”结果，“所有从地方上来的同志都要举行报告会，以款待俄国同志。例如，如果俄国同志对暴动特别感兴趣，那么在每次报告会中都会十分详细地叙述暴动的准备情况，几乎所有报告都千篇一律地这样做。如果对必须立即举行暴动的情绪已经消失，而方针是进行组织工作，那么所有同志就立即开始叙述他们省里这方面工作的光辉前景。有趣的是，前来的同志总是不仅十分清楚地了解俄国同志的情绪，而且甚至了解应该怎样区别对待与这项或那项拨款相关的某位同志”。而一旦“多数同志相信不能通过正式途径弄到，就开始逃避(同上海省委书记邓中夏)的事务性会见。然后采取最粗暴的敲诈手段，如散布谣言，说什么基层工作人员似乎责备苏联，把钱给了军阀，而不给中央。还开始滥用感情，每天跑来要求经费以救援被捕同志出狱，歇斯底里地责备我们，说我们为救援这些同志没有做任何事”。《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28年2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第360—361页。

(5)共产国际方面的拨款仍旧存在着严重不足和拖欠的现象，对危机中的中国革命影响甚大。这一方面是因为双方对救助激进工人的态度有所不同，中共中央没有任何资金可以救助那些因为投身中共的事业而失业的人员，不得不从自己的预算中拨款，而共产国际代表相信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拒绝为此增加预算;另一方面是因为共产国际方面对中国形势的变动往往难以迅速反应，做事拖拉。对此，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即曾表示过很强烈的不满。他在给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写道：“为什么你们一次也不给我寄来薪水?光靠空气是难以为生的，只好东借西凑靠别人恩施。总之，钱的事情令人难以置信地混乱：昨天和前天我们才收到一部分钱，这是四个多月来第一次。你们自己可以想象，没有钱会对团的工作产生什么影响。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尽可能地借着、拖着。各省在这段时期里几乎没有得到一个戈比，有些团委简直是四处逃散，大概是由于饥荒。”《希塔罗夫给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7年8月2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第30页。即使是主持对中共拨款并严厉批评中共中央的共产国际代表，也明确认为：“现在给中共的预算，即大约2万墨西哥元是不够的。如果考虑到困难的工作条件，党所担负的诸多职能，如在农民中、工会和军事组织中的工作，以及必须建立经常的联系，路途又很遥远等等，那么党用这些钱是不能完成任务的。我建议拨给党的总预算为35万墨西哥元。应该责成它放弃任何慈善活动，通过国际工人阶级声援的办法帮助它来做这件事(指救助失业人员——引者注)。责成它按时拨款给五个大省——上海、湖北、湖南、广东和北方省委各3000墨西哥元。责成它拨给其他省各500墨西哥元，最后责成各地将全部预算的2/3用于报刊。责成党为工人和农民出版一份通俗的报纸。”“如果党同意这些条件，那么预算必须增加到35万元。”《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尼的信》，1928年2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第362—363页。

当然，莫斯科在国共关系破裂后对中共暴动的支持态度和力度都是很大的，其数目肯定要比上述资料中透露的要大得多。已知莫斯科1927年7月下旬就曾明确电告当时还在中国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仑(即布留赫尔)称：“我们不怜惜钱，我们已经给您寄去了，但是在上海被截留了。糟就糟在没有寄送的渠道。请告诉我们渠道，一切就会就绪。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去办。”同时，斯大林也曾指示加拉罕，要他马上设法从海参崴派一名可靠的特工人员送30万美元到中国来。中共发动南昌起义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马上就决定拨出1.5万支步枪，1000万发子弹，30挺机关枪和4门山炮，2000发炮弹，紧急海运广州附近以援助南昌起义南下的军队。这一年10月，共产国际派去中国指导中共发动广州起义的是德籍军事专家诺曼。他的妻子后来回忆称，诺曼乘船到中国来的时候，就带了一大笔钱转交当时在广州准备起义的中共领导人。光是这笔钱在途中遗失的数字，就超过好几千美元。转见徐元宫：《1927，广州起义中的苏联因素》，《同舟共进》201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