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的文章作者有不少是安庆本籍和客籍安庆的作者，在前三卷中的情况尤甚，除《新青年》的创办人、主编、主撰稿人陈独秀外，还有陈独秀的侄子陈 嘏 、亲戚方孝岳、老友潘赞化、光明甫及其学生李次山、挚友王星拱、刘文典（刘叔雅）、易白沙、高一涵、高语罕、薛琪瑛（安庆著名诗人朱湘的二嫂）、尹宽及原来在安庆的安徽高等学堂毕业后到英国留学归来的程振基（王星拱的同学）及王星拱留学英国时的学友李寅恭、李张绍南等。他们为《新青年》提供的文章涉及政治、哲学、经济、文学、医疗、农林等科技等方面。笔者在下面具体谈谈作者们的情况和作用。

首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政论性文章有《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进世文明》（第一卷第一号）、《今日之教育方针》（第一卷第二号）、《抵抗力》、《现代欧洲文艺史谭》、《欧洲七女杰》（第一卷第三、四号）、《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第一卷第四号）、《一九一六年》（第一卷第五号）、《吾人最后之觉悟》（第一卷第六号）、《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第二卷第一、三号）、《我之爱国主义》《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现代文明史》（第二卷第二号）、《宪法与孔教》（第二卷第三号）、《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袁世凯复活》、《西文译音私议》（第二卷第四号）、《再论孔教问题》（第二卷第五号）、《文学革命论》（第二卷第六号）、《对德外交》（第三卷第一号）《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第三卷第二号）、《旧思想与国体问题》（第三卷第三号）、《时局杂感》（第三卷第四号）、《近代西洋教育》（第三卷第五号）、《复辟与尊孔》（第三卷第六号）、《科学与基督教》（第三卷第六号、第四卷第一号），《人生真义》（第四卷第二号））、《驳康有为共和平议》（第四卷第三号）、《有鬼论质疑》（第四卷第五号）、《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第五卷第一号）、《偶像破坏论》（五第五卷第二号）、《质问<东方杂志>记者》（第五卷第三号）、《克林德碑》（第五卷第五号）、《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第六卷第一号）《对于梁巨川先生自杀之感想》（第六卷第一号）、《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第六卷第二号）《我们应该怎样》（第六卷第四号）、《实行民治的基础》（第七卷第一号）、《自杀论》（第七卷第二号）、《基督教与中国人》（第七卷第三号）、《马尔萨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第七卷第四号）《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第七卷第五号）、《工读互助团失败的原因在哪里？》（第七卷第五号）、《劳动者底觉悟》（第七卷第六号）、《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第七卷第六号）、《谈政治》、《对于时局的我见》（第八卷第一号）、《国庆纪念底价值》（第八卷第三号）、《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第八卷第四号）、《新教育是什么》（第八卷第六号）、《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第九卷第一号）、《下品的无政府党》、《青年底误会》、《反抗舆论的勇气》（第九卷第二号）、《过渡与造桥》、《卑之无甚高论》、《革命与制度》、《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第九卷第三号）、《讨论无政府主义》（第九卷第四号）、《太平洋会议与太平洋弱小民族》（第九卷第五号）、《马克思学说》（第九卷第六号）、《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职工运动问题之题要》（第十卷第一号）、《科学与人生观》（第十卷第二号）、《答张君励及梁任公》（第十卷第三号）、《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第十卷第四号）、《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运动》（第十一卷第一号）、《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是不是国家主义？》（第十一卷第四号）、《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第十一卷第五号）等，另外陈独秀还用笔名仲密等写的部分文章及随感录。旗手陈独秀的文章在新文化运动中，批判封建旧文化，宣传民主科学新思想，唤醒国民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觉悟，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后，陈独秀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方面亦起了诚如毛泽东所称赞的“类似俄国普列汉洛夫的作用”。

 《新青年》除陈独秀主笔外，客籍安庆在安徽高等学堂毕业后留学日本的高一涵（安徽六安人）是发表文章最多的一个作者。高一涵发表的政论性文章有《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第一卷第一、二、三号）、《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之概略》（第一卷第二号）、《民约与邦本》（一，3）、《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读梁任公革命相续之原理论》（第一卷第四号）、《自治与自由》（第一卷第五号）、《戴雪英国言论自由之权利论》（第一卷第六号）、《乐利主义与人生》（第二卷第一号）、《一九一七年预想之革命》（第二卷第五号）、《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第四卷第一号）、《读弥尔的<自由论>》（第四卷第三号）、《皖江见闻记》（第五卷第四号）、《非“君师主义”》（第五卷第六号）、《和平会议的根本之错误》（第六卷第一号）、《斯宾塞尔的政治哲学》（第六卷第三号）、《选举权理论上的根据》（第六卷第四号）、《老子的政治哲学》（第六卷第五号）、《杜威博士讲演录》（附录）（第七卷第一、二、三号）、《罗素的社会哲学》（第七卷第五号）、《日本近代劳动组织及其运动》（第七卷第六号）、《废止工钱制度》（科尔著，高一涵译，第八卷第六号）、《共产主义历史上的变迁》（第九卷第一号）、《省宪法中的民权问题》（第九卷第五号）等。从上所述，高一涵发表的文章大多是政论性的文章，涉及政治、哲学、民主科学的革命思想理论，为新文化运动中宣传民主科学的思想贡献颇多。

 曾在芜湖安徽公学与陈独秀有师生情的刘叔雅（又名刘文典，生于合肥，籍贯安庆怀宁人），亦是陈独秀的挚友。他也是为《新青年》提供有关自由、民主、科学文章较多的作者之一。刘叔雅发表的文章和译文有《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第一卷第三号）、《叔本华自我意志说》（第一卷第四号）、《富兰克林自传》（第一卷第五号）、《美国人之自由精神》（第一卷第六号）、《欧洲战争与青年之觉悟》（第二卷第二号）、《军国主义》（第二卷第三号）、《柏格森之哲学》（第四卷第二号）、《难易乙玄君》（第五卷第二号）、《灵异论》（第六卷第二号）等。刘叔雅的文章和译文，在哲学、科学无神论、自由民主精神及唤醒青年觉悟等思想理论方面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思想宣传上，影响甚大。

陈独秀在安庆搞藏书楼爱国演说会时的老友、留学日本的学友潘赞化（是安庆桐城人），在《新青年》上写的文章不多。潘赞化用笔名潘赞发表的文章有《德国军神：兴登堡元帅》（第一卷第四号）、《法国名将霞飞将军》）（第一卷第五号）等。潘赞化的文章主要是通过翻译德国、法国的军事将帅的传记，来介绍西方近代先进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的军事知识。可谓为新文化运动中的新军事知识传播出了一份力量。

陈独秀辛亥革命期间的朋友易白沙（湖南长沙人），1903年至1912年，易白沙在安庆怀宁中学、安徽师范学堂从事教育和管理工作；后又在安庆任湖南旅皖中学的校长，客籍安庆近10年。易白沙积极参加安庆进步人士反对清王朝的斗争，辛亥革命中与韩衍、高语罕等组织安徽青年军，与时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革命友谊密切，后与陈独秀同在日本留学。在《新青年》上，易白沙发表的文章有《我》（第一卷第五号），《战云中之青年》、《孔子评议》（上）（第一卷第六号）、《孔子评议》（下）（第二卷第一号）、《述墨》（第二卷第一号）《诸子无鬼论》（第五卷第一号）等。易白沙的文章在反对封建专制的儒家文化中的“三纲五常”旧礼教方面，宣传无神论、唤醒青年等方面发挥了积极地作用，为提高国民觉悟性贡献力量。

 1905年到安庆，在安徽陆军测绘学堂毕业，亲历1907年安庆徐锡麟起义，参加辛亥革命，组织安徽青年军，与当时安徽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结为金兰之交，并至死不渝的高语罕是中共早期党员……一直追随到陈独秀逝世。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有《青年与国家之前途》（第一卷第五号）、《青年之敌》（第一卷第六号）、《青岛茹痛记》（高的笔名淮阴钓叟）（第二卷第三、四、五号）、《芜湖劳动状况》（第七卷第六号）、高在《新青年》上唤醒当时青年和民众的觉悟……反映芜湖劳动人民悲惨境遇，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共早期党组织中……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同为秀才出身，陈独秀留学日本的学友、早期的同盟会会员、后成为中国国民党左派安徽元老，积极参加安徽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光明甫（光升），虽然不赞同陈独秀当时走俄国人的路，但仍为陈独秀的终身挚友。陈独秀逝世后，光明甫为其办好丧事。后又帮其子陈松年将陈独秀棺木运回安庆，入土为安。光明甫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唯一而又重要的一篇政论性文章《中国国民性及其弱点》（第二卷第六号）。该文为新文化运动中，唤醒国民的民主法治意识、提高民众的革命觉悟起了极其深远的历史作用。

陈独秀的忘年交方守敦，其长子方孝旭的妻子是陈独秀的表妹，方的四子方孝岳也可以算是陈独秀的亲戚了。陈独秀在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时，邀约小自己18岁的，还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方孝岳，为《新青年》写一点商讨文学改革的稿件。方孝岳感到意外的惊喜并马上答应了。后来他便写了《我之改良文学观》。陈独秀将该文发表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方孝岳畅谈自己的观点，促进当时新文学革命的大讨论，发挥了他在新文化运动中作了自己所力所能及的作用。后积极响应新文学的革命，他成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其子方硅德（舒芜）也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成为当代著名的作家、文学评论家。

“一代完人”王星拱（安庆怀宁人），早年在安徽高等学堂聆听严复的民主科学思想的讲演，深受影响，毕业后不久考入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科学技术学院，攻读化学专业知识。1916年毕业，后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授，又兼理科学长。王星拱与陈独秀是老乡，又是北京大学的同事，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王星拱还与陈独秀一道在五四运动中，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等革命传单，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后来虽与陈独秀走的道不同，但却是陈的终身挚友。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有《未有生物以前之地球》（第四卷第四号，第六卷第一号））、《去兵》（第五卷第六号）、《科学的起源和效果》（第七卷第一号）、《什么是科学方法？》（第七卷第五号）、《奋斗主义之一个解释》（第七卷第五号）、《罗素的逻辑和宇宙观之概况》（第八卷第三号）、《生物进化与球面沿革之概况》（第九卷第三号）等。王星拱在新文化运动中，积极宣传科学知识，为推动民主科学的思想的发展，不断深入国民的心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李寅恭（1884—1958）合肥人，字协丞，因年“少孤失学”，后得到晚清翰林蒯光典赏识……后蒯光典被朝廷派到英国伦敦，任欧洲留学生监督，李亦随行。辛亥革命爆发，李寅恭回国。1914年，李寅恭与夫人张绍南一道，又去英国自费留学，考入阿伯丁大学农林科攻读。该期间，李寅恭夫妇与皖省老乡王星拱结识。王星拱比李寅恭夫妇早二年毕业先回国。李寅恭于1918年毕业后先在剑桥大学当农林技师，早在1917年，李寅恭夫妇经王星拱的介绍与陈独秀神交，并给《新青年》供稿。李寅恭在《新青年》上发表有《Our Outlook》（第三卷第四号）、《比利时之森林》（第三卷第五号）、《说竹》（第三卷第六号），向国人介绍海外农林方面的情况。1919年回国后，先在安庆、芜湖的省立农业学校任教、当校长。1920年，李寅恭任省立安庆女子职业学校校长。在安庆期间，李寅恭夫妇除教学之余，积极从事宣传、推动新文化运动。据《胡适日记》记载，李寅恭夫妇积极参加反对安徽军阀的皖事革新活动，改革安徽教育等爱国民主斗争。1927年，李寅恭到南京第四中山大学任农林学副教授，兼森林组长；1928年，任国立中央大学森林系教授，兼系主任。是中国著名的林业家、我国近现代林业开拓者之一。

李张绍南是李寅恭的夫人，也是在英国读书的留学生。她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是《哀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余之病院中经验》（第三卷第四号）、《夏克通探南极记》（第三卷第六号）等。李寅恭夫妇在《新青年》上，介绍农林、医疗方面的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新思想，也有唤醒青年觉悟的进步作用；还有李张绍南女士也是与薛琪瑛、吴弱男（安徽庐江人，中国国民党第一女党员、孙中山的英文秘书，章士钊的夫人）、沈性仁（陈独秀的北京大学同事陶梦和教授的夫人）同为新文化运动中的第一批中国女性翻译家，为中国早期女性翻译新文化事业作出极其重要的作用。

程振基（1890——1940），徽州婺源（今属于江西）人。客籍安庆时，在安徽高等学堂攻读，与王星拱、高一涵、程演生等同学，亲聆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的授课，热心西学，向往民主。程振基、程振钧兄弟俩在安徽高等学堂毕业后，与王星拱等一道去英国留学。程先就读于英国格拉斯科大学经济学科，后在爱丁堡大学读经济学硕士专业。回国后，他与王星拱同在北京大学任教。经王星拱介绍，与陈独秀结识。他应陈独秀的约请，向《新青年》投稿……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有《英国游学指南》（第三卷第六号）、《新银团与日本》（第七卷第一号）、《英国劳动组合及其最近的趋势》（第七卷第六号）。后程振基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教……1927年到南方从事教育，教授簿记、会计学。他曾在在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国立中央大学等大学商学院、杭州商学院、上海商学院等校教书，并兼行政负责人。1935年，他应安徽省政府邀请，到芜湖任安徽省地方银行首任行长。1940年病逝于屯溪李洪巷9号的家中。他育有七个女儿，众称“七仙女”。程振基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经济学家，银行事业的开拓者之一。程振基在新文化运动中，介绍国外的留学指南、银行经济、劳动组合等知识，为新经济思想、新劳动组织文化在国内的传播影响甚大。

李次山（1887—1936），安徽英山（今为湖北英山）人人，早年中秀才，后弃科举求新学，1906年，李到安庆求学，考入安徽官立法政学堂攻读法律学。在校期间，他与时任教务主任的光明甫结下深厚的师生情。1911年秋，李次山毕业后，在安庆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民国初立，李次山参加安徽省议会议事。光明甫介绍李次山与陈独秀结识，李跟随老师光明甫参加安徽都督府都督柏文蔚和秘书长陈独秀所安排的工作。后又参加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李逃到上海，不久被捕入狱……被救出后去日本留学。1917年，李次山从日本回到上海，与在北京大学的陈独秀取得联系。陈独秀约请李给《新青年》供稿。后来李次山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有《少年共和国》（第三卷第一号）、《青年之生死关头》（第三卷第一号）、《真正永久和平之根本原因》（第六卷第二号）、《上海劳动状况》（第七卷第六号）……李次山积极配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唤醒青年的革命觉悟……调查当时上海劳动民众的生存状况，为陈独秀等人创建中国共产党，唤醒劳动民众觉悟，准备组织基础。

朱湘的二嫂薛琪瑛是江苏无锡人，薛的祖父薛福成是晚清改良派思想家，外祖父是安庆桐城派晚期大师吴汝纶。薛福成与吴汝纶为亲家，缘于他们曾为曾国藩的幕僚。薛琪瑛毕业于苏州景海女子高等英文专科，兼修拉丁语。她在《新青年》上发表译文有《《意中人》（第一卷第一、二、三、四六号，第二卷第二号）。她与吴若男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小爱友夫》（第四卷第六号，第五卷第三、五号）；沈性仁在《新青年》发表了翻译英国王尔德著作《遗扇记》（第五卷第六号，第六卷第一、三号）、《新闻记者》（第七卷第五号、第八卷第一号）。她们的白话文译作，为中国新戏剧的发轫和新文化运动中女性翻译家事业的发展做了开创先河的积极贡献。

陈独秀的侄子陈嘏（即陈独秀大哥陈孟吉的儿子陈遐年），参与《新青年》设计的创刊封面前六期，后又翻译了《春潮》（第一卷第一、三、四号）、《初恋》（第一卷第五、六号，第二卷第一、二号）、《弗罗连斯》（第二卷第三号）《基尔米里》（第二卷第六号）等。陈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的翻译事业作出一定的贡献。

尹宽（1897—1967），原名王竞博，又名尹硕夫，笔名石人、有意、商吉士等，安庆桐城市北乡人。中共产早期党员，重要领导人之一。他在《新青年》上翻译了布哈林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之基本条件和新经济政策》（第十卷第三号）、《英国帝国主义之崩坏与世界革命》（第十一卷第五号），为中共机关刊物宣传马列主义作出一定的贡献。

另外安庆怀宁人程演生有关国学与国文问题的的通俗国民文学的商讨刊载在《新青年》1917年2月1日的第二季第六号上；还有安徽徽州歙县人柯庆施（曾是创建中共安庆支部的书记，后来中共的重要领导人）也在1920年11月1日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三号上就劳动专政问题问答之。

综上所述，《新青年》的安庆作者群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对民主科学及新思想、新文化的宣传，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向前发展起了积其重要的作用；为中国近现代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作出不可磨灭地历史贡献。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文章部分载于《安庆晚报》2015年9月19日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