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有一则启事和两封信，一直在我心里沉甸甸的。

　　一则启事，是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李大钊等人为陈独秀募集讼费的启事：“陈独秀君为社会教育思想自由之故被捕案虽了结，而关于讼费及销毁书籍纸版损失在二千元以上。陈君清贫，同人深悉，遭此厄运其何以堪。凡表同情于社会教育思想自由，及与陈君有旧，愿解囊相助者，上海希交环龙路铭德里二号高君曼，北京希交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收转为荷。”这则启事公开发表在1922年9月24日《晨报》上。

　　两封信，是1923年9月李大钊致胡适信：“前者路过上海，曾往西友寓所访兄，以已去杭州未遇。尊恙已痊愈否？念！蔡和森君所著之《俄国社会革命史》世界丛书内可否纳入？和森很穷，专待此以为糊口，务望吾兄玉成之。”“前谈和森君所编之《俄国社会革命史》一书，已由和森将所取材之书列成一表，现在把它同原稿送交先生。”

　　前则启事缘于陈独秀第四次被捕。虽然党的二大前后，上海局势异常险恶，中央的一些同志再三劝说陈独秀离沪躲避风头，但适逢中共“二大”在上海开幕，他大义凛然地说：“反动势力对我实行逮捕，也不是头一回，他要逮就让他逮吧，党的‘二大’我不能离开。”二大开过不久，8月9日上午，陈独秀正在位于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2号的寓所中伏案写稿，法租界总巡捕房特别机关探长西德纳，会同督察员黄金荣等，突然闯进来将他逮捕，罪名是他家中藏有违禁书籍。事发后，党中央迅速通报各地党组织派人来沪，展开大规模的营救活动，同时致电孙中山请其设法营救。蔡元培等社会名流也在北京面见法国驻华公使，请其命令上海法领事释放陈独秀。正在酝酿大罢工的长辛店铁路工会也发出紧急通电，声称18日判决那天如不释放陈独秀，将组织数千名工人举行示威大罢工。迫于群众运动的强大压力，上海法领事只得以陈独秀虽“无共产党之实，但《新青年》有宣传过激思想”为由，判处罚金400块大洋，交保释放。8月18日下午，在党中央机关同志及陈独秀挚友等

　　的热烈欢迎下，陈独秀重获自由。我这里不想再谈陈的硬骨头和党及社会各界对陈的营救，我只想说一句：陈独秀为革命事业而“打官司”，这打官司的钱没让组织出，不仅自己出，而且出不起，还要朋友们去替他募捐。

　　蔡和森，1921年即在法国发起建党活动。10月，因领导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斗争，被法国政府强行遣送回国。年底，在上海经陈独秀等介绍加入共产党。并在中共中央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是党早期重要的理论家和宣传家。1922年5月5日，蔡和森当选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后，主编团中央机关报《先驱》。同年6月，和妻子向警予在中共二大上一起当选中央委员，并参与制定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9月，任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主编，组织发表并亲自撰写大量文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纲领。一个党中央委员，团中央和党中央两家机关报的主编，居然很穷，居然要靠出卖著作糊口。为什么不想着通过“组织”的报刊、宣传的渠道去解决这些问题呢？从李大钊的信可看出，胡适应是答应帮忙的。1926年胡适前往英国途经苏联，7月31日，“下午往访右任先生，他不在寓，寓中有一人，乃是蔡和森，相别甚久，彼此竟不认得了。我们纵谈甚快。”8月1日，“和森与刘伯坚来谈。他们都盼我在俄国久住一些时。”8月3日离开时，“回想前日与和森的谈话，及自己的观察，颇有作政党组织的意思”，如出来作政治活动，应“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采“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胡适的言行，可以看出蔡和森政治品行的“影响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要不忘初心。我们既要深入思考和回答，“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哪里、往哪里去？”这些基本问题，恐怕也应学习那一批建党之人清贫的操守，凛然的风骨与无私的奉献。没有他们高尚伟大坚贞的精神境界支撑，再美好的宗旨理想愿景，恐怕早就仅存为一堆枯纸。去年底，中央颁发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对照一下，他们不仅是建党的先驱，至今仍然是我们继续前行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