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的一个盛夏，我出差到安庆。对我来说，那是一片陌生的土地。

到安庆那天，天色已晚。灰蒙蒙的天际上飘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当接我的朋友开车急驶而过郊外的一条大道时，他指着马路对面一座模模糊糊的大门说，那是“独秀园”，陈独秀的公墓就在这里。我吃惊地叫他开慢点，但在一片风雨飘摇之中，我什么也看不清楚。

在中共历史上，对其早期领导人，我最为佩服的是两个文人。一位是瞿秋白先生，另外一位就是陈独秀先生。瞿秋白先生就义前的那句临终遗言“中国的豆腐真好吃”，令我百感交集；陈独秀先生晚年的凄凉和宁折不弯，令我唏嘘不已。

斯人已去，我们后人岂敢轻易地就将这一切忘记！

在那个盛夏，尽管自己在安庆仅仅也就呆了一两天，我还是去“独秀园”拜谒了先生。

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文工团工作期间，团里乐队中有一位演奏员叫张小军。当时她是文工团的共青团支部副书记。

张小军大姐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善良女性，颇具大姐姐的风范。她对我这样的小弟弟呵护有加，给我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象。当时就听人们传说她是陈独秀先生的外孙女。那时候，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因为陈独秀是中共第一次路线斗争的反面代表人物。

事过多年以后，我才了解到这其中那鲜为人知的许多事实。人们都知道陈独秀的妻子为高晓岚、高君曼和潘兰珍，殊不知在其一生中还有一位重要的女性，那就是张小军的外祖母施芝英。

施芝英为安徽泗州双沟人，生于1901年，是一位年轻貌美、文雅娴静的女医生。她对陈独秀由病人到恋人，以至于到后来发展为情人和秘密夫妻，开始了一段隐居式的共同生活。他们大约在一起生活到1927年3月才分手。施芝英于73年12月死于脑淤血，享年72岁。

据解放后人们回忆，施芝英细高个子，四方脸，眉清目秀。她久居上海，能讲一口上海话，也会讲普通话。施芝英能看书报，待人和气，很有礼貌。她住在二楼。她也从未与大家发生过不快，人缘非常好。

施家最引人注目的，是挂着她 20 多岁时所拍摄的一张照片，用红木镜框镶嵌着。到过她家的人，第一眼便可见到这张大照片。那是一张半身照。年轻俏丽、光彩照人的她，穿高领旗袍，手腕上戴着好几只镯子，手指上戴着猫眼宝石戒指。这张照片在“文革”中仍照样挂在那里。她家在“文革”中没有受到冲击。

施芝英去世后，邻居中有一位中学生发现在大照片的背面，有一张同样大小尺寸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神气潇洒的男人，穿着笔挺的西装，手里拿着一根手杖。大家很快就认出，这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张小军的母亲叫陈虹，出生于1924年。陈虹早年参加了苏南军区文工团，后转业至上海电影制片厂（原天马电影制片厂）从事化妆工作。1969年，陈虹因患肝癌去世，享年45岁。

陈虹据说就是陈独秀与那位青年女子秘密同居的三四年间，所生的女儿。见过陈虹的人都说，陈虹酷似陈独秀。文革中，陈虹也因是陈独秀的女儿而被批斗过。

陈虹育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叫张军、张小军和张军辉，分别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来到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工作。

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回忆道，1922 年陈独秀出狱以后，仍住在上海老渔阳里 2 号，曾在南成都路靠马路的住房中租了一间统厢房住下，后又搬到上海县地界居住。他的住所并不曾通知别人。每隔三五日，他就到李达的寓所来处理一些文件。有一位叫李启汉的人曾无意中遇到过陈独秀，知道有一个年青的女子和陈独秀同住着。

李达夫人王会悟在回忆录也曾提及，陈独秀另租小房子和一女子同居。

张小军大姐告诉我，她曾于五十年代中期到过外祖母家。作为一个幼童，她只记得外婆家是住在二楼，家里有红木家具和一个擦得锃亮的紫铜痰盂，但对外祖母却全然没有一点印象。

我对大姐说，先生是一位令人们只能仰视的达人，一位敢爱敢恨的性情中人。在那种十分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外婆与先生的爱情邂逅，反映了民国时期人们的处事风格和风范，也让后人们更加深刻地了解到，那个时代人们所处生存环境的艰辛和险恶。

（作者简介：达西，男，职业为医生、教师和自由撰稿人。为上过山、下过乡、吃过糠、扛过枪的一代人。从事过工农业生产、文学艺术和科技医疗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