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中国近代史上，陈独秀占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新文化运动的开启，以及后来共产党的创建，陈皆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脚色。然而随着共产党的发展，陈与共产党的关系却逐渐疏离，终被开除党籍，也因此，在中共改革开放前，有关陈的研究不是不足，就是有所偏颇；相较之下，海外的研究相对地较为客观，作者正是其中之一，随着大陆开放后的资料公开，更印证其当初的研究成果。作者认为陈的一生极为复杂，非将之摆放回时代背景中，透过系统性的分析无以理解其一生的转变，乃至其在历史上的地位。本书的研究将视野扩大到个人传记的范畴以外：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中国现代化有关，而陈氏并不应仅被视做一个个例，其足以代表当代所有知识分子的思想归趋，当视野放大，发现与陈氏际遇相符的例子亦所在多有。本书探讨的两大主题在：中国共产主义演进过程中重大事件发生，并分析陈氏在其中的脚色地位，此外就其一生所发生的事件作为个案的研究。此研究将时代中转变的大势联系起陈氏一生的思想之转变，从此来解释其性格及其活动。

【内容介绍】

第一章

绪论：中国传统的政治在变迁中、经济与社会的情景

接触其它国家，造成中国的动荡。政治上，革命再造新中国的企图，为一连串的分裂斗争所取代；与政治权威下降相应和，在经济上，长期占据主流的农业经济与逐渐发展的手工业显得格格不入；社会上，旧有的关系失去政治、经济上的支持，而附着其上的思想型态也逐渐为人所扬弃。仅管满清已被推翻，但革命前所发生的问题并未获得根本解决，过去的制度也逐渐不合时宜，这造成对旧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尖锐对立，以及此间产生的一股革命氛围。中国的革命并未结束，相反地，尤其在面对改革、革命后的失望下，另一波更形激烈的正酝酿成形。

第二章 陈的少年时代：家庭背景及孩童时代、早年教育、参加江南乡试、陈的个性、婚姻

　　陈氏出身安徽怀宁，该省为中国文化颇盛之地，因为「桐城派」而名闻中国。陈氏家族为当地乡绅，但并不甚富裕。其父早丧，陪伴陈氏幼年的是其祖父、母亲与兄姐，尤以前二者对陈氏的性格有极大的影响，其母个性过份宽宏而显懦弱，陈氏认为自己继承此一个性，并以此解释自己无法坚决贯彻自己的主张。陈氏的时代已是个旧制度即将崩溃的年代，尤因西力而加剧此势，这在陈氏的心中种下反传统的念头，故尽管幼年接受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的教育，但却对八股文极其厌恶。参加科举是其表现孝道及对传统最后的妥协，尤以江南乡试为其与传统的决裂点，不论是试务的实况，与之在南京的生活经验中所经历的种种情势，令其更加厌恶旧制度下的虚伪面，同时因其通过考试，而更加认清其不具意义，而转向康梁之新思想。其中「变」的观点为陈氏所推崇，认为中国应该革新，尤以教育制度。

第三章 探求新知和呼号奔走的年代：一八九八～一九一四

其于对传统制度的失望，乃转向康梁思想，知识触角遂向西方延伸。当时尽管康梁改革对知识分子起着激励的作用，但却因政府的反动压制而低迷消极，直到庚子之乱后，改革的运动浪潮才又逐渐复苏，也较于前更显激烈，这时的陈氏，却因革命的言论遭到政府通缉，离开中国。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多半聚集在日本，陈氏于此颇得悉中国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的普遍想法－革命、推翻满清。在陈氏前往日本时，爱国学社及其《苏报》已是当时颇具影响力的革命性言论机关，但因其革命色彩愈形浓烈终为政府所扫荡取消；陈氏归国，与其它友人所创的政论性质的刊物亦遭受同样的命运。此后，陈氏将改革的途径转向教育及社会大众，其在安徽发行的《安徽俗话报》，白话文体，及为文的新目标，已带有文学革命的意图；此外，任教于安徽书院，安徽书院的创建者正是希望藉由该书院以培养日后革命的人才，并试图以之作为该地革命的中心。

陈等皆受聘至该书院；就其本身来说，则成立了一个地下性的组织「岳王会」以吸纳积聚更多的革命力量。在当时相同的努力在各地方成形，但却缺乏一个统合的核心，直至同盟会的创立，方使这些散布各地的革命力量得到一个统合的机会。但在当时，一个认为革命将带来不良后果的立论，与革命意见产生分歧，尽管其不及后者来的具说服力，但这种言论对陈来说却有着更深层的意涵，拯救中国，陈于激烈的革命之途外另觅他方。这种想法是其在经历政治革命后，对一连串政坛上的斗争与扰攘感到失望，而过去所接受的西方新知观念，更使其以不同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国家，过去的改革或革命的方式，也一并受到他的反省甚至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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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文化运动：一九一五～一九一九

　　与台面上政治的改革者不同，陈对于中国的思考角度不同，其更深入地去探究身为一个现代国民应该具有的特质。如果不能改变根着于人民观念中的伦理形式与价值观，徒就政治形式的改变并不具多大的意义。今日西方的成就踵因于其观念的特质，而反观中国，不仅缺乏，同时还为旧有一套落伍的观念所束缚着。故《新青年》的发行，不仅在培养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更在于散布一套新的价值观念以为新中国的基础，其内涵反映在对中国的改革即反孔教及新文学的改革上，前者立基于是否与新的政体在精神上相应，是否可为新国家体制在观念上的指导，而不在于对儒术的一概否认；后者则修正了过去僵死了、形式化的文学，以白话语体让民更能直接顺利地表达个人的思想理念，伴随着《新青年》的扩散，陈氏的观点得到中国部份知识分子的响应，一个以知识分子为基础的群众在成形，而随后五四运动上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正让这个群众力量浮出了台面。

新文学的革命是新文化运动中极为显著而深远的影响之一，其令文字脱离制式的束缚而使的个人的情感理念有了更为方便的传播工具，但也因此令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以文字救国的想望，认为文字上影响的深远超越了任何其它形式，故仅着力于文字上的意识型态的辩难；此与陈等人有所不同，陈等仍留心政治经济，文学上的革命只是作为改造中国的前导，最终的关怀还在于是否能够改进根着于过去的观念上所产生的制度乃至其它层面，新文化运动阵营至此一分为二。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深远的影响还在于文学解放之后，陈氏等人，相对于文学救国的一批，试图采藉任何吸收自中国以外的任何学说理论以施行于中国，然而他们却缺乏加以批判，自然未能考虑其是否适于中国施行。正如近代世界上其它的国家，在转型其间，过去奉行观念的核心若未能加以改进，而只是以新的一套形式加诸其上，其终究因为未能针对症结而再次引发问题，陈氏在近代中国转型期间窥出此间关键者，而其所推动的运动也对已逐渐崩毁的旧价值价有着加速催化的作用，但是一个旧架构的真空该以什么作为填补，则是陈氏理念的模糊地带，杂收的西方理论并不能加以批判性的审核运用，而仅是因为国际局势的转变而得到诱导，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正因之成形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五四运动表现出知识分子所吸收的西方观念，而运动本身所彰显的反帝国主义又使其逐渐将眼光投注在社会主义，杜威的演讲及俄国的革命更使得在运动过后出现更显著的倾向，但这并未令其立即投向共产主义的阵营。随着运动的激进化，知识分子间逐渐分裂，其中一派更加直接接触政治活动，而对于欲以社会主义革新中国的人来说，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蔚然成风。虽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不算是透彻，但是受到来自苏俄政府的善意政策及对马克斯主义的推崇，陈已开始着手设计党纲，在各地组织起共产党小组，重视教育工人及党员，宣传共产主义理论，此外也将部分国人送往苏俄接受训练，与苏俄建立联系。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使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得以成立，在这次大会中，陈氏所拟定的大纲中侧重于教育大众上，此令的大会中出现了分歧的意见，主要是认为党是否应立即夺取政权。北方的军阀势力坐大，来自学人所拟的「好人政府」，被陈批评为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妥协政策，此外来自苏俄方面制定的新政策：国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调和及「联合战线」的成立，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大会中讨论的重点在于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相较于第一次全国大表大会，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较能掌握并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同时也明显地表明与苏俄共产国际间的联系。

第六章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

　　相对于西方国家蔑视中国的情况下，苏俄政府的善意政策，孙中山与苏俄间的联盟关系酝酿于此。苏俄提供孙国共合作的方向，但是为孙所拒绝，并仅认同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当苏俄方面关于孙对国共合作形式的消息传到共产党人时，也同样遭到强烈的反对，认为将因此而失去一个政党的身分，并以重组国民党的方式，试图与孙达成妥协。碍于苏俄第三国际的命令，同时意识到必须以新的方式进行的革命的孙，双方都作让步。二七惨案使陈意识到国家目前的情况，对于促成国共合作上有更强的驱力，另外来自第三国际的命令，尽管在党内有了不同的声浪，但由于陈的支持，第三次全国大表大会，主要是循着莫斯科的路线，向国共合作方面行进。至于国民党方面，苏俄派遣鲍罗廷来到中国，经鲍说明，孙同意并藉鲍以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的方针，但国民党内部同样出现不认同的声音，由两方面来看：国共合作是碍于现势的妥协作法，两党始终存在着不一致的理念。

服膺苏俄方面的命令，也来自洞悉中国现阶段的情势，是陈同意并且完成国共合作的原因，但是国共间的矛盾并未因此而消除，国民党内部因此分裂成保守的和激进两派。这个情势令苏俄订下共产党与国民党内部助左抑右的政策，此令两党间的矛盾更加深，此时合作所赖的仅是孙一人，直至孙病故之后，两党合作的基础逐渐破灭。鲍与陈之间在孙死后存在着矛盾，前者认为可藉此机会左化国民党，但对陈来说，此时国民党的右派份子将会破坏国共合作。西山会议证实了陈的忧虑，并促使陈尽力去与之协谈，稳固国共间的合作；但此举在鲍眼中却是一种妥协，并以其身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及对广州政府的影响力，抹煞掉陈的努力。

这些发展令西山的与会者于上海另筹组了国民党的党部，此代表了国民党间的左右派的分裂，于是国民党的二全大会在鲍的影响之下，可说是遂行其激进化的目的，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比例也大为增加。但是鲍的政策，却引起了来自中共中央党部的疑虑，但身为领导人的陈，却因为顾虑到与第三国际的关系，而再度缄默

第七章

国民党与共产合作的破裂

　　孙的死是国共合作破裂的关键，但这也是苏俄当局对中国局势判断上的错误所致。当时指挥着中国共产党的是斯大林，因应当时中国的外患及本身的革命态势，认为共产党必须走向扶助国民党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走着与过去苏俄相同的途径。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成了政治上的核心人物，尽管蒋对于共产党人来说逐渐具有威胁性，但是苏俄方面却仍旧要求其处于辅助的地位，继续维持着国共合作的局面，虽然对陈来说中山舰事件表明了国共合作已无可能，但碍于第三国际而再度妥协。随着蒋的势力上升，其逐渐取代原本苏俄及共产党的革命代表，成为中国与第三国际间接触的代表，此外透过二次中全会调整党内的组织，限制了共产党的发展。北伐是中全会的另一项决议，蒋因此得到更多重要权力。

鲍并不认同北伐，仅欲藉此机会扩展共产党，在武汉培植一个新的政权，藉此以抗衡权力膨胀的蒋，同时也拉拢部份反蒋的势力，却忽略了此举与贫民、工农间产生矛盾。蒋与西山派的国民党人士接触并着手对共产党的反扑，在汪精卫回国后，蒋也试图拉拢；汪与陈之间发布了一个联合声明，试图藉此缓和国共间的摩擦，但是此举更激起国民党内部反共的激烈情绪。汪、陈在此情势之下，去到武汉，汪的离去令蒋更大规模的肃清南京、上海的共产党势力，并建立一个国民党的政府，至此国民政府正式分裂为二。分裂后的武汉政府处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并在全国势力中逐渐孤立，此间的共产党逐渐分裂成两大派，一方持续与国民党左派联合，另一方则认为必须全力发展工农群众运动并夺取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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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两方面的冲突，工农与军人间的摩擦逐渐加大，而原本欲利用共产党来加强反蒋实力的汪，也逐渐倾向反共，直至获悉关于共产党颠覆取代合作的宣传理念后，便正式攻击共产主义份子。由于苏俄的影响控制，陈在共产党里的势力逐渐受到侵蚀，随着政权分裂，武汉的窘境已令其声威受到震荡，党内的分裂使之更甚，等到苏俄的更动政策，另立新领导逐渐明朗，而此时的陈已与共产党渐行渐远。面对新的局势，酝酿着党内的改组，八七会议正是因应需要而招开，而为了维护第三国际的领导地位及威信，陈被扣上过去共产党发展挫折的责任。

第八章

陈独秀与史大林和中国共产党的对抗

　　八七会议是用以代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阶段结束，同时将过去的失败归咎中国的领袖，这也标示着过去领袖的领导失误，而新揭示的领导方针更加偏向农村武装暴动。武汉的挫折之后，第三国际的指导方针并没有修正，反而比起过去更加矛盾，这是由于中国方面实际上是第三国际权力斗争上的战场，政策并未因应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制定；但不论政策执行上的结果如何，都是由中国的领袖承担；陈氏虽然淡出共产党，但仍有书信上的建言，逐渐发表其对于第三国际的看法，他建议中国共产党须走属于自己的路子，摆脱第三国际的控制。八七会议新方针的挫折，标志着瞿秋白的失势与李立三的继起。李认为时值国际经济大恐慌，同时由于国民党内战的爆发，加以第三国际认为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成熟，是革命的好时机；第三国际方面更因为斯大林派的全面胜利，斯大林主导下的共产主义运动政策，带有极度左倾的味道。

李立三获悉来自第三国际的认同，更加把握贯彻其主张：以中国为世界革命的爆发起点，列强及国内的矛盾内战，是发动暴动夺权的极佳时机。但是不仅是李，也是第三国际的评估错误，致使共产主义运动再度受到挫折。李立三路线受挫之后，共产党经过了一次过渡期，期间过去留俄的学生逐渐继李成为共产党的领导；农民的重要性逐渐受到重视，一向以农民为发展重点的毛泽东在获得朱德军力之后逐渐兴起。至于陈氏，在公开反对李立三路线之后，即遭到开除党籍的处分，至此他逐渐将批判党内的共产党政策的矛头转向第三国际的斯大林，成为托洛斯基派的人仕。

此与其不妥协且反对偶像的人格因素有关。陈未能窥出共产党已非其当初所创，以高压手段对付反对声音，而藉派系对立间的矛盾自立的李，对于陈的建言自然不能以正常建言纳之；两方面最明显的对抗在对中俄间为中东铁路的争夺时，牵涉党内对共产主义原则在执行时的策略运用的辩论；当陈因此被开除党籍之后，随着与留俄知识分子的接触，知晓了与史、托之间的斗争过程，同时发现到自己与托路线上的近似，遂将矛头指向批判第三国际与史的政策路线的错误，并实际去号召组织民众以对抗史；共产主义在史托斗争间分裂成两大阵营：史的第三国际与托的马克思－列宁的国际取消派，陈在中国所做的正是延续托派。托派的组织源自于一群不满史与李的留俄学生，他们试图在中国建立起独立的左派组织，尽管在托洛斯基的撮合下联合，但是原先的歧异却并未因此消除，此成了托派的最大致命伤，随着陈遭到逮补而结束了托派之活动。尽管初期的陈秉持着托的革命观点与史及中国共产党的理念不合，但他也保持着不拘泥思想口号而是采伸缩性的政策，此使的他在面对国家局势的变更之下，竟逐渐偏向史氏的革命观点，然而此时客观的情势使其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间两面不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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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陈被审判及晚年

仅管李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坚持奉行第三国际的政策，但是在蒋认为未能统一全国不足以抗日，固剿共持续进行，陈在这波浪潮中被逮捕，这引起全国强烈的关注，尤以知识分子更要求给予陈一个公允的审判。陈在对自己的辩护中，显现出其完全针对国势的看法；而其辩护律师出色的辩护，也足以示陈清白。但是由于当时的国家情境，加以法院尚不能独立，陈的定罪下狱势在必行。随着国际间法西斯威胁日增，在中国则是日本的侵略加急，第三国际提出联合战线的政策，这呼应了中国仇日的情绪，也是的国民政府中的部分力量偏离了蒋的剿共计划，与共合作的呼声日高，此契合了共产党的主张，陈在这种背景之下出狱。出狱后的陈，很明显地表现出与政治绝缘的立场态度，尽管身为马克斯主义份子，但对于国事却有着不同的见解。

在陈的眼中，中日战争代表着中国新生；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有着与时人只将其视之为帝国主义争斗不同，认为是极权统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对抗，而脱离共产党的陈更能秉持自己的观点陈述，认为民主并不是不同资产阶级政权或无产阶级政权的区别，而民主政治制度正是吾人所必须戮力去实现的理想。对于中国的情势，他预示战争结束之后，资本主义压迫的本质仍旧存在，不过是组成的差异，真正要扭转的是民主制度的建立及联合其它被压迫的国家摆脱帝国主义的剥削。陈晚年几乎过着与政治现实绝缘的生活，去世后，国人并未得到适当的报导，而涉及的报导也少牵涉到其政治生涯，只是肯定其在文化界的贡献与地位

第十章

结论

　　中国近代以来的一连串的现代化阶段，陈所代表的是思想观念及群众革命的阶段，而这两个阶段在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文学革命及反孔是基于教育的目标，民国缔建之后仍旧纷乱的政局，令陈转向向民众以西方观念破除替代中国的传统；随后对西方列强的失望及意识到共产主义的优越性，是令之转向共产主义并试图筹组共产党的原因。陈对国家的关怀是深刻的，但是他却未深入的探讨与研究他认为足以改善的方法，随着国情的转变而数易其理念，说明其未有深刻稳固的学术基点。不能切实掌握组织的运作，企图从和平的手段达成革命，使其不能契合当时的情势，虽然身为共产党的领导人，但从与国民党合作到分裂，过程中陈的声音只有愈见式微，从不能直接领导党，当国共之间的理念摩擦加大致形成冲突的局面时，陈竟成了双方攻击的对象。与孙不同，孙立基于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完成中国独立，企求发扬中国传统道德，陈则将中国的革命与世界资产无产间的冲突对立相等，并认为新中国的建立必须立基于西方的进步思想观念上。与毛不同，毛认识并善加运用群众的力量，将自己的理念灌输在农民身上，使之同情并配合自己，但陈却仅是意识到却不能妥善运用，时常处在群众的权力之外。与梁启超不同，梁立基国家主义，从中国传统中去寻找新中国的要素，此外其保守的作风赢得时人的友谊，相对于此，陈的激进却为他竖立了不少的敌人。

【心得】

　　有鉴于过去研究成果的不明及偏颇，作者企图还给陈独秀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一个明晰而正确的历史地位。固本书以其一生为经，及当时国家大事为纬来介绍其人，实行这个方法来铺陈人物传主，说明了对作者而言，陈的一生与中国近代的发展过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非藉由对当时发生的大事件研究、剖析不足以论断、得出陈的正确形象，其历史地位不可磨灭。从其理想目的及结果，很可想见这是一个失败的过程，加以政治上的刻意歪曲人物的形象，以至于令后人，乃至当时，对于其政治上的着眼往往不多，多半将眼光放在其文化事业的贡献上。通观全书，作者笔下的陈，其一生或许正如表面上所见的迭宕起伏甚大，但是始终带有一种抑郁的气息，从幼年的家庭教育，面对要求甚高的祖父，到参加科举以遂家庭的希望；地下革命时的不顺遂，到最后虽身为共产党的领导者，从初始服膺共产国际的命令，安抚党内人士以配合推行其政策，到与党内气息有抵触，终被剥夺掉领导者的地位，进而开除党籍，直至最后，甚至组织反对共产国际，但终为失败，而瓦解陈最后势力的居然还不是来自其所反对的党内对立者，而是来自外部的国民政府，可以发现到，陈的政治生涯，是处在极为窘迫的情况，戮力调和国共两党间的关系，但终夹于两党之间，两面不讨好。作者在一连串政治事件中加入陈的思考与该事件中其它人的互动，正足以摆脱过去仅将目光放在文化界，对作者来说，不只当时，乃至现今，一个一生多半从事与政治相关的人，怎么会在这方面缺乏相关的研究，作者将人物传主与当时的政治事件与局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藉此修正或是扭转过去人对陈的观点。

此外，在序中，「尽管其为革命浪潮的发起者，但终为这个浪潮所噬。」一句话对整本书所要呈现的陈的形象下了一个结语。将陈与当时国家乃至国际间的大事联系在一起，加以之前提到的抑郁的气息，郁郁不得志的结果，可以突显作者欲还给历史人物真相的另一个理由：陈的失败不在于个人的错误，乃是时代趋势的走向。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的，人物传主的遭遇并不能当作一个个例来看待，那是当时知识分子共同的形象，更进而解释为一出时代的悲剧，进而消除掉人物传主过去被人的过分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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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是否有意作一篇翻案文章？或许一开始是，作者认为人物传主在政治生涯上的挫折踵因于个性上的怯懦，不能坚持己见，这种以人的个性来作为事情的原因，赋予了人物传主经历的不可避免性，藉此更令人有种身不由己的观感；但是这样的理由似乎与其著书立意相冲突，且稍嫌薄弱。在结论中，作者以之与当时其它的领导者作了一番比较，显示出陈是个求西化以质变中国人、意识到但却不能妥善运用群众力量以及激进不能与人妥协者，以至于树立了多方的敌人，从其著书藉由结合人物一生经历与当时国家大事的企图来看，这方面的理由应是作者所认为的在造成人物传主一连串挫折的最大原因，而藉由这三点的提示，我们得以更进一步地看待这位人物传主。首先，在求西化以质变中国人这点来看，体现在陈身上的是反对八股文及科举，乃至对于全面性中国传统虚伪性的排斥，到最后发动新文化运动以整体铲除中国传统文化。至于在面对群众力量上，是在其服膺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在接触群众运动时逐渐意识到的，然而在思想的指导下，却仅仅将之视作一件运用的工具，此外，又仅着眼于城市，对于中国来说，乡村农民或许才是真正可资运用的群众资源。而个性的激进，应是早期经历了政局上的一连串动荡，及国际局势对中国的不利。

在筹组共产党之前，他曾经反对过加入同盟会以形成对清朝更大的反对力量，其考虑的因素正在于其将当时中国的积弱视作一个深层地桎梏，对陈来说，在比较西方人之下，却发现到中国人的落后并非仅止于表面上任何制度性的改变就得以改善，而是必须对整个中国人的观念乃至习性作一番彻底的改变，故在革命受到清朝朝廷的瓦解之后，始终戮力于文化事业，尽管在共产党成立之后，教育仍是陈最大的考虑。新文化运动掀起的影响，可证明了陈的眼光独到，比起时人来说，清楚地发现到中西深层本质上的不同，而非仅徒在政治表面上寻求改进之道；但是这种改变国人气质的作法并不是只有他有，从孙中山及梁启超等人可发现到另一个途径，他们多能从过去的传统文化中寻求改变的基础，相对于此，陈氏所倡导的变革尽管立意宏大，但却与国家抜格不入，此外也有难以实现的疑虑，他已能发现到中西之间的差异是如此深层的不同，也能正视了这个中西差异的长期累积性，故陈排斥最初的政治革命手段，转而朝教育文化的方向来着手，无疑的，这绝非短时间所能完成的，而陈氏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仍在于当时国家局势的深刻刺激下而产生，企图从最根本处改变中国，但是在这个激进的思考下，却忽略了方法的适宜性和时间性。这种情形的另一个实证在于对共产主义的接受，作者对于陈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了解程度有所质疑，更确切地说明了，其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在于见到国家政局的动荡、国际局势之艰难乃至苏俄革命的成功，作者认为他之所以接受该主义是在一种缺乏完备认知的情况之下发生的，更将之推演到其它方面，认为人物传主一生政治思想的数易主要还是来自对于该思想浅薄的认知。

最后在其个人的怯懦却又激进的个性下，一些可能是莽撞的措施所带来的结果，更显地突出。缺乏妥协下，政治理念间的冲突往往很会形成势同水火的情况，此无疑对力蹙的人来说，只会显的孤芳自赏，使其思想理念更形激进，更加与时代抜格不入，一如序中所说「愈形激进的思想离社会现实愈远」，陈之悲剧当由此而来

　　作者笔下的陈出现了一个矛盾点：一个极难妥协于眼前所见非如己意的人来说，何以在面对共产国际接二连三不合情理的命令无动于衷；这个问题的提供了另一个认识陈的途径。对共产国际的反对主因来自于对马克斯主义的坚守，然而妥协于此则是因为碍于时势的关系。这除了来自本身个性上的影响外，在书中赋予了一个更崇高的理由－对国人有更深的关怀，故并不拘泥于教条式的思想理念，而是试图在面对国家局势的情况下做出变更以顺应时势。故书中又出现了另一个矛盾点－一个公开反对斯大林的人在思想取向上却出现与其相似之处。然而这却也带出了一个论点，主义原则与实际上的契合。

对作者而言，陈应具有对国家深层的关信，故从一开始的西方自由主义到共产主义，又从典型的共产主义转向到斯大林的机会主义，这一连串的转变，似乎体现了陈在运用政治思想上的灵活性，也让我们发觉到陈并非一个固守成规、一成不变的人，一生都在反对的人，应是对一切都有反省，并能将之适切的现实社会中结合。但是这种说法，在书中却又出现另一个解释：一个数易其思想的人，却也说明了这些思想对人物传主来说皆不是其所熟稔的。结论中已经约略提到这个缺失，认为陈缺乏对其救国的方法做一番系统性地透彻整理研究，并加以实际施行。

这里又碰触到实现的问题，此又与时代大势作了联结。中国共产党可说是中国近代救国思想激进化的具体代表，但是激进化却更清楚地体现在另一个方面，亦即对于救国思想上主义与实际间的分歧，其中最大的差异在于对中国现有的状态的全面否定与否，而出现这种全面性排斥本身所固有的情况，又是在局势极为困难之下发生。这种彻底质变中国的想法在陈的身上也出现过，由此或许更能将之与时代结合在一起。信守主义者，多半由于时局艰难而产生，故也如上述所说的缺少对该主义实行的有效性及适宜性，乃至时间性有所忽略，而其特殊而深邃的观点却也使其与一般大众或改革家间抜格不入，进而形成上述循环性的悲剧。

这种悲剧的形成原因为何？作者批评陈是个缺乏稳固的政治思想根基的人来看，这个悲剧或许有了点眉目，任何政治思想在实行上仅是理念，而透过该理念成型的具体方法当随着地区转变而转变，这意味着政治上的建设或作为不仅只透过主义原则间的互换所能达成，换言之，是要熟悉中国环境也要能充分领略该理念所体现的精神和意义，不拘泥于具体的措施，甚至以主义来顺应现实的环境。那这是不是说问题的解决优于一切，似乎也不是，至少体现在陈身上就不是这个样子，作者提示了另一个解释说明陈失败的原因，那是因为未能妥善运用群众力量，这代表了缺乏将理念转变成实际的能力，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陈的失败最直接的因素来自于共产党的反叛，也来自于国民党欲统一、稳定中国的诉求。陈一生追求的正是国家的稳定，但最后却落得这个下场，似乎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但这却又意味着这些信奉主义者，缺乏与他人达成妥协的甚至联合的局面，这是他们理念未能适切推行的关键因素。

理念不兼容或许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是激进化了的心志却是致命伤，这是循环的开始。不只是政治理念上的妥协，在人事上的协调似乎更为重要，此在中国似乎更为突显。这说明了，一个政治理念不论在架构、在推行，与多方面的一致性是绝对必要的，这些救国心切的主义者，所缺乏的正是这种与他人妥协并藉此修正自己的理念，使与现实环境相契合的能力；思想上的冲突是必然的，也是显见的，但是人际间的交流、互动却在陈身上体现为另一个更致命的关键

　　「尽管其为革命浪潮的发起者，但终为这个浪潮所噬。」序中的这句话体现了对陈的努力的惋惜，但从他的努力也看到了时代的艰难性，作者全书也体现出了这层观感，更加深了序言中那句话的深刻涵义与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