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革命一生、战斗一生的勇士，是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精英。他最大的贡献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起来，“开新思想之先河，创共产党之基业。”他团结、教育、培养一批青年精英，于1921年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为之一新。

他崇拜德先生、赛先生。一生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在茫茫黑暗中，点亮了一盏明灯，为中国人民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社会主义道路。他第一个论证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孔子在《论语》上说：“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我们的党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有光辉、胜利的一面，也有过这样那样的失误，甚至犯过重大错误。但由于信仰的支持和批评自我批评的武装，总都能在总结经验教训之后，自我修正错误，克服困难，跳出危机，使革命和建设达到另一个高度，陈独秀在主持中国共产党一至五届中央工任中，有成绩，也有错误。他对待错误是勇于担当的。关于五四运动，他是这样说的：“五四运动的缺点，乃参加运动的主力仅是些青年知识分子，而没有生产大众”。（见《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陈独秀著作选编五卷247页）“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注：北大校长蔡元培），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关于重大问题，时论既有疑义，适之不在国内，后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顺便说一下，以告天下后世。”（见《蔡孑民先生逝世感言》陈独秀著作选编五卷347页）

    关于大革命失败，他是这样说的：“我坚决的认为，中国革命过去的失败，客观上的原因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党的机会主义错误，即对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策之错误。当时中央负责同志尤其是我都应该公开勇敢的承认过去这种政策毫无疑义的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了；但只是简单的承认错误还不够，必须忠实的彻头彻尾认识过去的错误即机会主义的政策之内容及其原因结果是什么，并且毫无顾忌的暴露出来，然后才可望不至继续过去的错误，方可望不至使下次革命蹈于从前机会主义的覆辙。”（见《告全党同志书》陈独秀著作选编四卷415页）

    关于参加中国托派组织，在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独秀多次批评中国托派对待中日战争的看法和政策。1937年11月，他是这样说的：“我只注重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见《给陈其昌等的信》陈独秀著作选编五卷216页）

     “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是他一生的写照。历史证明，他无愧于民族，无愧于人民，也不愧于他的家乡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