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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最后的日子:与托派分手,心忧国家至死方休

  发表日期:2021年3月29日   出处:百度百家号    作者:常棣tandy     【编辑录入:多声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一、与托派分手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一年时间,日寇的铁蹄从华北踏到华东。1938年6月,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又成为日寇进攻的目标,国民政府机关不得不匆忙迁往重庆。

6月下旬,陈独秀和妻子潘兰珍随着撤退的人流来到重庆,不久又移居江津。经过一段不稳定的迁居生活之后,陈独秀最终于1939年5月定居在离江津县城约30里的鹤山坪石墙院。

在这一过程中,陈独秀已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胃病。然而,他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尤其是高血压带来的头晕目眩等不适,写出了一篇篇促人惊醒、催人振奋的文章。除此之外,与中国托派的论战也耗费了他相当多的精力。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托派临委不顾民族矛盾上升的形势,仍然主张“倒蒋反共”,他们将拥护国共合作的陈独秀斥之为“投机政客”,在会上会下对他进行口诛笔伐。

陈独秀非常不满托派临委的这种做法。1937年11月21日,在给陈其昌的信中,陈独秀表明了自己对托派的态度:

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人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

尽管如此,陈独秀对托派事业还是关心的,特别是对托洛茨基还是十分敬重的。而托洛茨基对陈独秀也是呵护有加。

1937年8月,托洛茨基担心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之后,会杀死陈独秀,便指示托派临委领导人李福林在中国发起一个“护陈运动”。12月,托洛茨基又给李福林写信,要他帮助陈独秀逃到美国或墨西哥,并说:“这对陈独秀来说是一个生死问题,对第四国际来说则是一个有巨大政治意义的问题。”

1938年2月,托洛茨基再次致函李福林,催促他设法把陈独秀送到美国去。信中写道:

让陈独秀出来,无论对于他或对于我们,同样是很重要的他在第四国际中可以起片山潜"在莫斯科给第三国际所曾起过的作用——而且,我希望陈独秀还能比片山潜给革命事业带来更多的好处。"

托洛茨基的愿望最终还是落了空,由于种种原因,陈独秀没有离开中国。也就是从这时起,托洛茨基对于中国抗日战争问题的有关认识脱离了中国实际,成为陈独秀与托派分手的重要原因。

1938年,当国共两党正在为第二次合作进行谈判之时,托洛茨基领导的第四国际执委会书记局于这年8月作出《关于中日战争决议案》,表示反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反对国民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

9月23日,托洛茨基致函中国托派临委,指示他们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以及整个中国的统治阶级,不要存丝毫的幻想,一面在蒋介石的命令之下参加抗日斗争,一面在政治上准备推翻蒋介石。“9月25日,托洛茨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把中国工人运动在政治上交给蒋介石及国民党,是一件“最可怕的罪恶”。

根据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的指示,中国托派一面攻击国民党的抗日举动是为了达到“妥协投降”的目的,一面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向国民党“彻底投降”,“完全堕落为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扬言要给予无情的打击。

陈独秀对于托派的主张不能苟同。他知道,对于托洛茨基的敬重之情,不能代替政治原则问题。1938年11月,陈独秀写信给托洛茨基,全面阐述了自己对中国托派及其理论的看法。

陈独秀在信中说,中国托派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有些人认为任何时期任何事件任何条件下都不能与其他党派合作。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需要联合全国力量一致对外的情况下,托派干了些什么呢?

陈独秀在信中写道:

有人讥笑“爱国”这一名词。甚至有人认为此次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有人认为工人参加战争是替资产阶级当炮灰。他们认为谁要企图同共产党、国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谁便是堕落投降。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史大林派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声即同情于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的究竟是谁。从开战一直到今天,这样状况仍旧继续着,不但无法获得群众,简直无法和群众见面,因此使他们的意识更加窄狭,竟至有人造出一种理论说:一个革命党员,社会关系越简单越好。

陈独秀接着气愤地指出:

“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

此时,陈独秀已明确意识到,对托洛茨基的理论应该重新评价。12月23日,他在给郑学稼的信中表示:

“列·托之见解,在本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论理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

陈独秀终于在思想上与托派彻底决裂了!他公开表示:今后不再属于任何党派,只代表他个人。至于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要在新斗争的分分合合中决定。

二、不能把一切归罪于斯大林

陈独秀与托派的决裂,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同托派在对斯大林评价上的分歧。

陈独秀对斯大林的认识,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大革命失败后,他对斯大林拿他做替罪羊十分不满,故而对斯大林充满了怨恨。他之所以投入托派的怀抱,这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从1932年被捕入狱开始,随着政治风雨的洗涤和人生阅历的增加,陈独秀对斯大林的认识开始超越个人的恩怨,上升到一个理性阶段。

随着对苏联有关问题的分析不断加深,他对斯大林的认识也由最初的朦胧混沌到最后的清晰明了。

陈独秀是民主的斗士。他早年发动新文化运动,是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到了晚年,他仍然倾心于民主,向往在中国能够实现真正的民主。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相比,他此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反民主性的理解更趋于理智。他曾在《孔子与中国》这篇文章中写道:

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孔子的礼教,是反民主的,人们把不言神怪的孔子打入了冷宫,把建立孔教的孔子尊为万世师表,中国人活该倒霉!

也是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讲到了民主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民主可以激扬人们的热情,解放人们的思想,唤起人们的爱国情感。

他指出: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孔子的礼教不废,人权民主自然不能不是犯上作乱的邪说:人权民主运动不高涨,束手束足意气消沉安分守己的奴才,那会有万众一心反抗强邻的朝气。

陈独秀是从探讨民主的问题入手,开始接触到斯大林独裁这个敏感话题的。

起初,陈独秀只是注意到,自从1924年列宁逝世以后,随着联共(布)党内斗争不断激化,斯大林个人独裁现象在不断加强。他认为,这与十月革命的精神是相矛盾的。1936年,苏联开始大清洗。到1938年,苏联众多的党政军领导人、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平民百姓被逮捕、监禁,甚至杀害。陈独秀从各种渠道得知这些令人震惊的消息后,更加关注苏联的民主与独裁问题。

1939年9月,陈独秀得知一个惊人的消息:这年8月,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依照这个秘密协定,9月17日,苏联红军开始大举入侵波兰。

在一个无月的黑夜,陈独秀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失望和愤怒之情,提笔疾书长诗《告少年》。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伯强今昼出,拍手市上行。旁行越邻国,势若吞舟鲸。食人及其类,勋旧一朝烹。黄金握在手,利箭腰间鸣。二者唯君择,逆死顺则生。高距万民上,万民齐屏营。有口不得言,伏地传其声。是非旦暮变,黑白任其情。云雨翻覆手,信义鸿毛轻。为恶恐不足,惑众美其名。举世附和者,人头而富鸣。"

陈独秀在诗中将矛头对准了斯大林。但他并不同意托派的观点,不同意把苏联所作的一切过错都归到斯大林身上。他认为,苏联成了这个样子,不能仅仅从斯大林个人品质或“独裁野心”上找原因。

他指出:

陈独秀在诗中将矛头对准了斯大林。但他并不同意托派的观点,不同意把苏联所作的一切过错都归到斯大林身上。他认为,苏联成了这个样子,不能仅仅从斯大林个人品质或“独裁野心”上找原因。他指出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出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了独裁制….

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在谈到苏联的政权性质时,使用了“无产阶级独裁制",而不用“无产阶级专政”,用陈独秀的话来解释,就是:

“‘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陈独秀将苏联的政权称之为“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认为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

陈独秀还探讨了苏联独裁制产生的根源。他认为: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抛弃了民主,选择了独裁,乃至“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

陈独秀想不通,苏联已经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为什么还要强化“专政”的功能。

他指出: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有国有大工业、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手,足够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用不着拿独裁来代替民主。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列宁当时也曾经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然而太晚了!”

1940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关键的一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一时还看不出胜利的希望。平民百姓在饥寒交迫中无望地挣扎着,达官贵人也过着忐忑不安的生活。在这生存危机之下,人们最关心的,是中国如何摆脱被侵略、被践踏的命运。然而,谁也不曾想到,在四川江津一个偏僻的石墙院内,却有一个人在为自己国家的命运焦虑担忧的同时,还在关心着另一个国家的命运。

陈独秀晚年对斯大林问题的探讨,是与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苏联的对外政策等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的。他尖锐地指出,没有民主监督的政权,必然要沦为独裁专制。

对于一个居于乡村陋舍、重病缠身的六旬老人来说,能够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如此振聋发聩的见解,确实令人惊叹!陈独秀的上述见解,直到他死后好多年,才有人作出回应。

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揭露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从而震惊了全世界。当年的11月11日,南斯拉夫领袖铁托在普拉发表了著名演说。他提出,斯大林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制度问题,斯大林现象是“一种制度的产物”,这“不仅是个人迷信问题,而是一个使个人迷信得以产生的方法或实践问题”。铁托认为,产生个人迷信的根源,在于官僚的机构和领导方法,以及忽视劳动群众的作用和愿望。”

对于体制问题带来的个人独裁,邓小平也有过反思。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邓小平还指出:

“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三、落寞地死去

陈独秀的病体到1942年春,就再也支撑不住了。但这位至死不渝的爱国者,仍然牵挂着中华民族的命运。他强忍着病痛的折磨,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后两篇文章:《再论世界大势》、《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从而使他的生命之火最后绽放出两朵灿烂的红霞。

陈独秀是个民主的斗士。他一生为民主、自由而斗争,此时仍然关心着民主、自由的命运。当时尽管反法西斯战争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有许多健康的人已经丧失了取胜的信心,而陈独秀这位将不久于人世的病翁,却不相信法西斯会统治全世界,在最后的文章中,他坚信:民主、自由一定能够实现!

陈独秀是个至死不渝的爱国者。他一生为祖国的命运而担忧,此时仍然牵挂着被日寇铁蹄践踏下的中国将走向何方?

在最后的文章中,他提出:

在今天,落后民族无论要发展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都非依赖先进国家不行。在资本帝国主义领导的国际集团内,落后国将被吸引着被强迫着和领导国全面合作,即此不平等的合作,也能给集团圈内的各落后民族和领导国的劳动人民相互结合的机会,这便是帝国主义强盗自己造成推翻自己的被强压迫者之大结集,没有任何民族主义的英雄能够阻止这一国际集团化的新趋势;而且被压迫的民族,也只有善于适应这一国际新趋势,将来才有前途。”

在战火纷纷的年代,许多人只想着如何躲避灾难、养家糊口,而陈独秀却在穷乡僻壤的石墙院内为国家担忧、为民族担忧、为世界的未来担忧。这是何等高尚而博大的政治情感啊!

有人说,陈独秀晚年“政治失意,退避三舍,守望书生气节”。

但是,陈独秀生来就是一个政治家,他的骨子里浸透着的是政治,血液里流淌着的是政治。他无法放弃对政治的思考,只有在政治的思考中他才能感到生命的存在、品味到人生的价值和乐趣。他晚年依旧保持着政治家的角色和政治家的眼光。

这正是陈独秀的伟大之处!

1942年5月,陈独秀的病情急剧恶化。17日至25日,他曾三度昏厥。27日晚9时40分,陈独秀在病痛和孤寂中与世长辞,终年64岁。

四、对于陈独秀的评价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只有一个人,从其闻名于世至今,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没有被人们遗忘,无论是作为领袖,还是作为“叛徒”,这个人就是陈独秀。他生于1879年10月9日,逝于1942年5月27日。

从1915年开始创办《新青年》,陈独秀便成为中国思想界独领风骚的人物。是他,张起“民主”、“科学”大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明星;是他,鼓动革命风潮,成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还是他,以推翻黑暗统治为己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五任总书记;又是他,在对斯大林派失望之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国托派领袖。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他向世人宣布:“今后不再属于任何党派。”

陈独秀是一个特立独行之人。他曾这样表白自己的原则:

“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对又不错的话。”“我只注意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

陈独秀是一个坦荡率真之人。

鲁迅曾这样比喻:“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是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陈独秀是一个刚直不阿之人。

章士钊曾如此评价他:“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路。”

正是陈独秀这些鲜明的个性和起伏的经历,近一个世纪以来,不断吸引着人们来探究他的生平,领略他的风采,感悟他的精神。

有人说,陈独秀作为思想家、文学家是成功的,作为政治家是失败的。所以这样说,大概是因为他多舛的政治命运吧。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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